王世真为他钟爱的核医学努力了整整半个世纪。“用同位素、核射线观察活性物质在体内的活动，来诊断和治疗疾病”，这项重大技术已在中国医学界生根开花，以其卓越的灵敏度、准确性惠泽了千千万万个生命。当初引领它一步步走进国门的，正是这位“中国核医学掌舵人”——王世真。

1916年3月，王世真出生于日本千叶，两岁时随留学归国的母亲回到家乡福州市。王世真辗转福州、南京，读完了小学、中学，并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次年，他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转入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

从未隔断他对祖国的思念

王世真对清华可谓“一往情深”。一见面，老人就小心翼翼地捧出了一本近期的《清华大学九级校友通讯》。“看看，我们老同学聚会。这是林家翘，我们班的状元；这是梁守槃，导弹专家……前两天院士新春茶话会我见到叶笃正，特别亲切——他曾是我们清华乒乓球队的队友呢!”
昔日的清华园见证了王世真最美好的青春。在那里，他和同学们你追我赶地充实自我，沐浴于“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朝气之中。他受教于朱自清、萨本栋、梅贻琦……“值得景仰的清华名师是数不清的。”
初到清华，他每周要做5个下午的实验，测定30余种未知物的样品，误差不许超过0.2%。“有时要重复测十余次，饿着肚子开夜车是常事。的确很苦，但使我养成了认真、严谨的科研习惯。”
不久，时事巨变打破了王世真安心读书的美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他和同学们一起呼吁救国，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们被迫离校流亡，大家心情沉痛，唱起了改编的悲歌：“我的家，在北平清华园里，那里有小桥流水，丛林人家，还有我的师长，和亲爱的同学啊……”
没有国，哪有家?王世真从小就有的爱国信念越发强烈了。
1946年，已是贵阳医学院副教授的他荣获班廷奖学金，怀着强国梦出国深造。从加拿大到美国，他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由甲状腺药物研发到新兴的核医学研究，并很快崭露头角。在海外的日子又苦又累。为了减轻经济压力，他边求学边工作，经常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三四点，然后疲惫不堪地独自“晃”回家。
衣阿华实验室的百叶窗，从未隔断他对祖国的思念。终于等到了那一天——新中国诞生了，王世真欢欣鼓舞，抛下一切决定回国。
当时的王世真已是放射性核素研究领域小有名气的骨干了。该领域具有保密性质，为了留住他，美方绞尽脑汁百般阻挠：一边以加薪、升职为诱惑，一边又威胁要以“非法就业”的罪名逮捕其妻子黄景泉。然而，任何困难都无法动摇王世真的赤子之心。他奔走呼号了整整一年多，终于冲破重重阻碍，于1951年回到了北京。

核医学是他永远牵念的梦

谈及核医学，王世真清楚地记得，我国核医学起步于1956年，“那是一个春天”。当年，我国拟订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第一次将“同位素在医学中的应用”列入重点项目，王世真成了此项研究纲要的起草者。
要做就做开创性的事情。“科学的发现，只能争取世界第一。”这是王世真挂在嘴边的名言。在这种心态的激发下，他在核医学领域创造了很多第一：
他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同位素应用训练班。在这个班上，我国第一批放射性同位素测试仪诞生了，第一批试剂研制出来了，第一批自显影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核医学骨干从这里走向全国；
他在协和医学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同位素中心实验室，第一个将同位素应用于人体，而首位勇敢的被试者，就是他自己……
1960年，原计划派专家来华办核素标记物学习班的前苏联突然“撤军”，我国核医学刚起步就面临着夭折的危险。怎么办?“我们想，一定要争这口气，自己上。越是困难，越要拼命干。”王世真带着一批助手日夜奋战，苦熬一个月，竟然成功地做出了当时最有用的9种放射性药物和标记化合物。
为了核医学，从不争名逐利的王世真还办过两件很“英雄”的事情。“第一次，文革刚结束，我想给放射医学研究所搬家。”当时的研究所设在四川偏远的山沟里，科研和教学都很不便。王世真专程赶往天津，用一整天的时间“舌战群儒”。“我跟他们讲，此核非彼核，它的辐射对人体是安全的；跟他们讲这种核对医疗诊治多么重要，最后，我赢啦。”研究所搬进了天津南开区，人们不再对它避之不及。
第二件事凝聚了王世真将近十年的心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年过花甲的他有感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技术(PET)的优越性，立志要建成中国自己的PET中心。为此，他和同行周前教授走遍英、美、加等国虚心取经，并向国内有关部门反复呼吁。在他的大力宣传和精神感召下，肿瘤、心脑疾病、核技术等有关领域的19位中科院院士联名签字，以示支持。1998年，协和医院PET中心宣告成立，王世真欣喜地说：“建立PET中心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梦。而今，这个梦终于圆了!”
实际上，核医学是王世真永远牵念的梦，永远不会终止。这不，老人讲着讲着又激动起来了：“我最近刚写了一篇文章：《21世纪：分子核医学有望改变未来医药学》，提出一个建议——拿核医学研究药。中国的药要想站住脚，必须加强自主研究，核医学能起到很大作用。过几天，我们要把这间办公室改造了，装设备做新的实验……”老人运筹帷幄地比划着，眼中燃起热切的火花。

“我欠他们的债永远还不清”

王世真的学术讨论室布置得非常抢眼：一整面墙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贺年卡，烘托出一屋的热烈与情谊。“这都是今年过年前学生送的……”老先生热情地指点着，解说着，深为学生们的浓情厚意所陶醉。
王世真犒劳学生的“法宝”是老照片和小故事。他心疼学生们了，就适时地唤他们“休息一下”，拿起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讲讲自己经历过的真实故事。“我把他们当孙子孙女看待。”王世真以特有的细腻关爱着学生们。对女生，他总会劝她们不要怕辐射，“不会影响皮肤”；对身体不好的学生，他再三叮嘱其加强锻炼，“‘体’是基础，‘德’是根本，然后才是‘学问’和‘事业’”。他还劝学生们保持乐观、冷静的心态，“心理卫生很重要，精神因素有时甚至比营养更为关键”……
2004年5月，王世真因病入院，一度病情危急到了靠鼻饲进食的程度。“我一进病房，看到先生全身插满了管子，眼泪‘哗’地就流出来了。”看到吴战宏的眼泪，王老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背，连声念叨“别怕，别怕”，像安慰一个受惊的孩子。学生们自发地轮流排班，白天黑夜地陪护着他们敬爱的先生。王世真深感不安，病情稍好时，就“命令”学生们休息；“赶”不走，就哄他们吃水果，看乒乓球比赛，变着法儿地体贴他们。“本来应该是老师为学生服务，现在反过来学生为我服务，我欠他们的债真是永远还不清。”说起这事，先生竟哽咽起来，“我一定要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他们能更深入地研究。”
吴战宏的笔记本上，记着先生的一条条“语录”：“凡事要力争最好的可能性，但必须作最坏的准备”；“人间没有办不到的事，只看你是否坚持；机遇到处有，只看你能否抓住。青出于蓝，质重于量，这是我们这些超龄服役老兵的唯一愿望”……
师生情切。王世真说：“对当了几十年教师的老一辈来说，没有什么比培养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更重要的了。因为青年是富国强民的保障，而富国强民又是我终生的愿望。”

（原载《光明日报》，作者王斯敏、段文利，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