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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人文精神:富强中国之心理准备
[ 作者:蒋兆勇 李小光    转贴自:中国政治学    点击数:2035    更新时间:2004-07-21    文章录入:admin ]

 

    综观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封建旧思想的魔影仍依稀可见。在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富强的道路上,更应完成心理准备工程,解除百年积弱在中国人文精神上所形成的阴影。

  如果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独立,那么,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则意味着这个民族在一步一步走向富强。

  在中国走向更为强大的未来之路上,找出在其中起负面作用的传统心理背景,破除百余年积弱在中国人文精神方面积淀而成的阴影,这一心理准备工程,实是强大中国之必需。

  一、悲情民族主义情结:百年功过从头说

  可以肯定,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民族主义情结都仿佛是一面旗帜,它居高临下,以历史的名义指导着当今中国人的言行举止。无数次的事实都证明:在中国的各项国家事务中,一旦牵扯上民族主义问题,一切都必须为之让路。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何以如此浓厚,它怎样在中国人心理层面发生作用,又该怎样评价这种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明确解答,将可以使我们更冷静地认识民族主义情结在今日或未来中国应起的作用。否则,若一味盲从于它,则可能会导致中国在走向更为强大的道路上更多一些曲折。

  实际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之所以来得如此强烈,完全是因了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强烈的疯狂侵略和压榨而起。历史上,古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潮并不突出。自古形成的天朝观念,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一脉相承的繁盛文化,使得古代中国人在心态上有一份骄傲,一份超然。当有异域文明冒犯中华文明时,文明的优越地位使中国人有能力对之加以同化和改造。因此,民族主义情结之于古代中国相当陌生而遥远。

  但是,在一八四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剧变,肮脏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华民族耻辱的一页,此后的百余年间,侵略者对中国肆无忌惮地践踏和蹂躏,使这个民族遭受着来自异域民族极为不堪欺压和劫掠,以此为背景,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情结在中国应运而生,并因此而带有浓厚的悲情成分。

  纵观中国的近现代史,悲情民族主义情结实是一条主线,贯穿于义和团式的农民起义、康梁发起的戊戌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而且,它也同时成为思想界文化精英们着书立说的基本出发点。

  应该承认,悲情民族主义情结在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中确曾起到了无与伦比的重大作用,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都留下了浓抹重彩的一笔!

  历史是不可遗忘的,但未来却绝非历史的简单再现:对于今日中国而言,血泪铸就的民族主义情结无疑应当继承发扬,但也终须有些改变。

  这是因为,今日乃至未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主旨,已绝非传统的救亡图存,更重要的是获得民族独立之后的发展。如果仍以旧的被欺凌被压迫的心理来对待目前问题,无疑会导致自己在面对西方时无端产生排斥乃至敌视的心态,这实不大利于中国的建设。

  尤其应警惕的是,在发生国际纠纷、民族冲突时,中国民众的悲情民族主义情结更是一触即发,愈是在这种时刻,政府愈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万不能为之所左右。一旦形成极端民主主义,「民意霸权」一出现,将左右国家的政经决策,甚至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国家利益。

  事实上,只要看一下当今世界,就不难发现,一些最旗帜鲜明地坚持旧民族主义情结的国家和政府,往往也就在发展的道路上步履缓慢。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苦难催生的悲情民族主义情结,由于其自身的时代局限,虽是一剂救亡之良药,但在强国之功效上,却颇值得深思。

  可以肯定,在中国走向更加强盛的过程中,类似于如何建立一种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又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经济体制,如何建立一种以法制精神与法律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如何建立一种能够有效沟通国家与民众、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并能够具有较高效率的,体现宪政精神的政治和政府体制等等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都将是艰巨而亟需解决的。

  这一切都要求中国人必须打破悲情民族主义情结的樊笼,以一种更为从容的、大度的心态从异域文明中借鉴。中国人应该发展出新的民族主义。

  勿庸置疑,新民族主义的立足点应是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强大,它应剔除旧的不合时宜,增添更多的民族自信和自豪的合理内核,从而能够推动和促进中国的强大。

  二、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情结:千秋一觉家国梦

  在中国的人文精神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核心内容也必须加以思考,即道德理想主义情结。

  对于中国人道德理想主义的认识,本世纪出的新儒家们已有精彩分析并加以肯定,近年随着大陆学界对新儒家的推崇,这一情结也有以「德治」之名被弘扬之势。

  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却是:在今天,一个民族能否仅以道德立国?答案是否定的。

  其一,从外交层面来看,中国古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训诫,为彰显泱泱大国的君子之风,历史上中国的外交向以道义为先,因此而吃亏上当的例子不胜枚举。

  就目前状况而言,中美之间冲突迭起,问题多多。中国人更应意识到,在一切均以利益和实利决定的美国人那里,非但没有[ 铁肩担道义] 的道德教诲,也绝无[ 知恩图报] ,[ 投桃报李] 的思想准则。

  不独美国如此,,近邻俄罗斯亦然。科索沃战事中,俄罗斯前倨后恭,首鼠两端,终不肯发一兵一卒救助危难中的斯拉夫兄弟,个中因由,实值得国人玩味,这种种现实提醒中国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局势中,道义的力量业已微乎其微。除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这个世界上实在并无君子亦无小人。仁义换不来良知;投之以桃,换不来报之以李。因此,从外交层面上,道德立国的理想主义实已破产。

  其二,从内政建设上看。传统上,中国人家与国是不能截然分割的,它的好处是能够唤起民众对政府的热爱与尊重,但也同时使政府承担了家庭义务,被政府越权实施,比如带有行政色彩的各类文体协会等组织。

  这样做的危害在于,一方面政府涉足精神生活,易落入以越位侵权之名实。美国对中国政府侵害人权的攻击就源于此处;另一方面导致政府内部存在诸多务虚部门,从政府财政分去一杯羹,缩水了政府在国防,教育等方向的投入。

  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深入进行,要尽快实现[ 小政府,大社会] 的改革目标,就必须重新正视道德理想主义情结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过度推崇,都极易转化为对圣王明君的期待和迷信,从而导致对法制建设的忽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一直是人治而非法治,这一情结实难逃其咎。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国家建设中,道德理想主义并非毫无用武之地,只不过它应该定位于社会,而不是定位于国家;应该定位于政治批判,而不是政治设计;应该定位于政治监督,而不是政治操作。此结论确是值得参考。

  因此对于道德理想主义情结的批评,我们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它,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道德的滋养,道德缺失的社会是可悲的。我们反对的,是历史中国所宣扬的道德立国之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这样预见,中国人走出道德理想主义梦乡之日,一定是中国真正走向强大之时。

  三、民族劣根性:并非过时的话题

  就现状而言,说中国正处于后文革时代实恰如其分。十年文革像民族发展史的一场噩梦,其在各个方面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值得重新思考。目前,国人把文革定性为一场浩劫,虽已结束二十余年,但其带来的后果正逐步显现出来。

  有学者指出,就发生机制而言,文革在中国的出现决非偶然,它的实质是对封建思想在历经数十年倾覆之后的一次大回潮,它以反封建为名,骨子里全然是封建意识之髓,它撕下了封建思想温柔的说教面纱,露出了其血腥本质,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

  改革开放二十年,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可以认为还未遇到对旧思想理念的侵袭和阻碍,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给国人带来的福祉,暂时抑制了旧思想在国人头脑中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已并不存在,当改革开放遇到困难,这些旧思想所发酵而成的阴暗心理将成为一种破坏力量,其反噬之力不容忽视。

  实际上,从文革时代最鲜明的特征是,在思想上,旧的理想信念被粉碎,而新的理想,观念还未来得及完全建立,部分国人从原先的政治高于一切的极端一下子转向了经济高于一切的极端,从而造成了思想意识上的撕裂和真空;在文化上,文革对教育的全面破坏,造就成了一代文化素质较低的国民,使他们较难适应从文化生活极端贫乏到相对繁荣的急剧转变,从而丧失了面对多元化时的选择力和判断力;在心理上,转型期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会使社会弱者产生一种被冷落感,对自己未来的畏惧心理极易勾起对旧时代平均主义的怀旧情绪。

  所有这一切,说是对封建小农意识残存也好,说是文革后遗症也行,这种人格的扭曲,在社会行为中的表现可谓林林总总,使社会公众在心理层面普遍存在一种浮躁状态。

  具体而言,这中浮躁首先表现为某些政府官员的好大喜功。至今屡见于各报刊的[ 豆腐渣] 工程是最好的注脚,其中甚至包括了名噪一时的北京一个大项目,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忧心。

  其次,它表现为众多商人的骚狂和故弄玄虚。企业的领导人常常不愿或不敢承认自身在技术水平、管理手段和营销方法上的不足,不去踏踏实实地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反而习惯通过不计成本地包装和炒作来制造某些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这种做法最后的结果往往只能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 ,比如九七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招标的标王秦池酒,九八年的标王爱多VCD,转眼之间边落得个[ 落花流水春去也] 。如今二者经营状况之艰难实足以警醒众多企业家了。而曾经一度号称[ 大陆首富] 的牟其中,最终牛皮吹破,官司上身,则更具警示意义。

  第三,它表现为社会民众普遍意识上的心理失衡。作家冯骥才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假设:当你面对富人所有的富裕生活时,曾能否产生嫉妒心理?美国人的反映是,这个假设根本不存在,富人之所以生活优裕,那时他们抓住了好机会,如果我也有好机会,我会比他们更好;日本人的回答是:不嫉妒,我会主动向比我强的人学习,然后努力超过他。

  但中国人就不一样,中国人会说,何止嫉妒,我恨不得把那些家伙给宰了。

  作家的这个假设虽然有些极端,但也确能体现出某些民众的失衡心态。该说,通过近几年的改革开放之洗礼,人们的心态已普遍变的平和多了,但并未彻底改过。

  综观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封建旧思想的魔影仍依稀可见。这些旧思想之根深蒂固,实非二十年改革开放之力所能涤除扫清。因此,在中国的富强之路上,各级领导者当作好迎接霜风雪剑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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