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号称大和民族，其民族精神的核心是“集体本位主义”。“集体本位主义”乃是日本民族立国之本之魂，是日本近代崛起、现代迅速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根源在于日本民族文化及心理上的同质性。古代日本由倭人、诸少数民族和大陆移民三部分人构成，长期的相互沟通和融合，在政治、社会、文化等的质化过程中，使之变成了单一民族。这种单一民族共享统一文化，具有同质的民族心理。在正规场合下，日本人的上下级关系，给人以地位十分悬殊的印象，下级对上级总是那么鞠躬顶礼，但在非正式场合的相互关系中，下级会感到同上级亲如一家，社会没有阶层化，杜绝了阶层亚文化的产生，从而保证了日本文化的同质性。
　　日本在世界民族坐标中是个有特色的民族。以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从事以种稻为主的单一种植型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从春种到秋收若无整个家族及邻舍的彼此照料帮忙，势必举步维艰。这就是日本民族文化核心――集体本位主义形成的始因。日本文化可说是一件“百纳衣”，主要由中国、英美及本土诸种因子构成。日本人自身创造力依靠引入外来文明得到启发，进而推进本国发展。日本文化的继发性形成了该民族学习和接种其他文化的价值取向。战后日本更是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略，且与传统文化相整合，陶冶成一种新质的颇具东方特色的日本式的文明。
　　一位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说：“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日本人具有“亲自然”的情感倾向，在思维方式上重感觉、轻抽象；重经验、轻思辩。日本文化具有重学习、模仿和综合再创造的倾向。说到底是它文化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进而形成实用主义。“家”是日本文化的基质。日本传统的整体结构是“家”的联合，其顶端是皇室，这种多层次的同组关系形成作为日本社会整体的政治组织即国家。这种纵式的社会组织结构具有严格的等级特征。传统日本社会除皇族和宫廷贵族以外，依次的等级是武士、农民、工人、商人和贱民。日本人很讲究“忠”和“孝”。日本人的“忠”与“孝”与中国人的理解不相一致。日本人的基本假设前提是每个男女生来负有“恩情债”。有债就需要报恩，报恩的主要形式是“忠”。世人皆知的日本人的“企业精神”、“集体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忠”的价值基础上。因其具有独特的文化，日本才能踏上其成功的现代化之路。
　　日本文化当然以其积极成功的一面为主导。否则，它之成为当今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就是不可思议的了。日本经济达到了真正的国际化。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就其国民性而言，日本人的心理却远远没有国际化，他们依旧把自己包裹在统一的大和民族文化圈内，拒绝外人的加入，也拒绝进入别人的圈子。日本人心理上深深的“日本人”烙印，已成为一个无形的桎梏，它阻碍着日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融，阻碍着日本经济国际化向纵深拓展。日本人所谓的？外人？是指从遥远的海外来到日本的风格各异的人们。大量日本经营者、技术人员远涉重洋，文化的差异无可避免地引起矛盾冲突，而文化的障碍使解决冲突的必要沟通变得比较艰难。被卷入国际化浪潮的海外日本经营者能讲或情愿讲外语的人较少。笔者在北京某大学进修，亲见一位日本教授，硬是配一名中国翻译，虽然他不时用英语作些解释。究其原因，除语言本身的原因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构成了厚厚的障壁。日本人很少说“NO”，深恐伤害对方的感情。日本人还有种倾向，即本来很想要说出来，但为了不给对方以坏印象，也就把到嘴边的话吞咽回去。这种欲言又止、模糊不清的表达方式往往使人感到茫然无可适从；而“外人”直接了当的意见陈述无意间又会伤害日本人的感情。日本人有强烈的“自己人”意识，组成“自己人”圈子，进入日本的外国人远没有进入外国的（尤其是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日本人幸运。在海外的日本经营者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形成自己的圈子。过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往往就会转化为排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成为妨碍日本实现全面国际化的主要桎梏。部分日本人还把制度输出同资本输出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日本的经营制度”是可以移植到国外的。虽然日本经济在战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日本制度有许多可供其他国家借鉴之处，但制度之发生作用需要适宜的文化基础。今天的日本已被卷入国际化浪潮之中。日本人的心理状态需要充分国际化，淡化自己的种族优越感，放松对“外人”的戒备心，与其他民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交流沟通――此乃经济全球化之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