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文人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同，将古人原本清晰明白的语言换成自己的概括，一换就暴露出自身的浅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理解为“换位思考”，按照换位原理，既定位子成了重要的因素，而道理反而退而居其次，很多问题就是在这种换位中被搅浑。上海某文人善于“换位思考”，他说，不能自己讲民族主义而要求别人（美国）不讲民族主义。从表面看似乎站在“公正”的立场之上，但实际上却换在了特别的立场之上。其“公正”立场就相当于告诉被强盗抢劫的人，你不应该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而不允许强盗讲他的利益。最近看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文章，又告诫国人进行“换位思考”。文章要求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外国人会立一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们“仅仅就是想侮辱中国人吗？是不是我们太没有教养了，太不讲文明了？”崇尚民主的绅士将华人和狗视为同类，而需要“换位思考”的却是中国人，这就是被换上了特殊头颅的黄种学者所谓的“（白）人（文）情怀”。在他们看来，西方人是民主、自由的代表，任何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应该换到他们的位置上去理解他们的好恶，他们将你看成狗，那么你就应该作一个争取自由、民主的宠物狗，即使真的不幸被贬为狗身，也应该有“人”道精神和“人”的思维，自觉地与野狗划清界限。

　　任何民族都应该对自身进行反思，但以“启蒙者”自居的无聊文人却用换位的头脑反思正常的躯壳，如果不能使自己处于迷幻之中，就必须长时间地忍受反思的“痛苦”。“李摩西”的痛苦来自于特殊精神对其躯壳的占领，但却幻想将躯壳赶出精神的领地，其对中华文化的“反思”与那些渴望变性的男人对男性身体的痛恨有何区别？善于反思的“启蒙者”看到自由、民主的代表长着“性感”的胸毛，就将没毛的痛苦发泄到“专制文化”上，对专制得连胸毛都长不出的“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彻底的反思。前面提到的上海文人就是这类人物，他的一切反思都是建立在对那一小片“普适价值”的迷恋之上。他自做多情地将美国政府的国家行为和民主、自由的传统加以区分，将“民主、自由”的胸毛上升为神圣的图腾，将霸权行为视为正常的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而将五四以来的中华民族争取正当权利的民族主义视为“好皇帝主义”“国民性”的发作。他为什么如此害怕“民粹主义和病态的民族主义的时常冒烟”？实际上就是害怕烧掉了那片“神圣”的图腾。

　　西方人希望中国处处学他们，“启蒙者”也借国民性反思切断国人与传统的联系。但如果真的把中国人都改造成富于争夺意识的“选民”，世界会是什么样？当今世界的问题是，不争、不夺者总是处于被剥夺的状态，而侵占了?人正当权利者却趾高气扬地将自己化装成权利的维护者，要求?人向他学习。现在国内各种问题现在开始显现，这其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它是西方病、世界病，是时疫。精神被蒙蔽的“启蒙者”所发现的所谓民族的“劣根性”实际上是穷人被争夺文化武装的结果。有些人去了一趟美国，回来后把美国说成天堂，他们说美国人的素质是如何的高，美国的设施是如何为人考虑、多么人道。我参加过一个关于家庭问题的座谈会，我说西方个人主义导致家庭制度的破坏，家庭不象家庭、老人不象老人，子女不象子女，我们应该维护固有的家庭观念。有人反驳我，说他在美国看到的是美国人周末都和家人在一起享受生活，他看到美国人比中国人还尊老爱幼。他的逻辑是，美国人素质高，所以美国人富裕；美国富裕，所以美国人素质高。我没有见过美国人的生活，但见过的人真的比没见过的人看得更清楚吗？上海的那个文人“看”到美国人打的一个电话就断定美国人是真老虎，有些 “成功人土”看到了美国人的对宠物的“爱心”，就产生这样的感叹：连动物都蒙受“关爱”何况是对人。但他们对“与己无关”的人的关爱真的超过其宠物？这样的“观察”、“见识”有用吗？腐朽者的“温情”都带着一种私意，但人们却看不到。

　　中华民族现在处于十分特殊的时期，文化根基受到严重的破坏但与它的联系并没有完全被斩段，“启蒙者”不愿看到仅存的一点联系，将缺乏营养所造成的问题诊断成食物中毒，希望斩段与根基的联系以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在“启蒙者”那里，国民性反思只是一种手段，戴上“自由、民主”的假发才是目的。八十年代的国民性反思指向社会主义，九十年代指向民族主义，目前又开始重新反思被“文化毒素”污染的所谓国民思维。“猴性”、“缺乏常识”、“遗传因子中缺乏理性思维”、“狗不需要经济学家”这种带着仇恨情绪的语言在“启蒙者”嘴中时常吐出，看来他们已越来越不耐烦，真是“爱之（己）越深，恨之（民）越急”。这个“沤烂精英才士的时代”（上海文人语）是谁造成的？难道是“出埃及”后“奴隶们开始怀念埃及的肉锅”（上海文人语）？为什么不去要求你们的“心主”将“自由、民主”的假发戴好以经得住现实清风的吹打？沤烂这些沉迷于“出埃及”的“精英才士”的不是“奴隶们”，而正是这些才士心仪的对象。由于私主作怪，“自由、民主”的代表无法掩盖其本来面目，使得“精英才士”开启“民主之智”的努力不但失去效果，自身也面临着被沤烂危险。

　　中华民族善于反省，也需要反省，但反省应该是求于心，而不是求于外人的头脑。当今“启蒙者”的问题是，他们先将自己改造成外人，“自觉”地被化装成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占领精神阵地，然后才会反思。对于“启蒙者”来说，最需要反思的是其自身，如果不能摆脱“精神控制”、恢复自信，就没有资格反思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