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史学大国，根据清华大学CNKI工程数据所记，在1999年从各国重要期刊中统计，有关史学论文有608篇，中国占201篇，这也就是说，这一年中国发表的史学论文几占全世界史学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更甭说那传之久远的经史子集、方志野史、奏疏文牍、笔记小说等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可以说从古到今中国人在史学领域独占鳌头，恐怕不会有异议。

　　然而这素来以历史悠久而著称的史学大国却遭受前所未有的困惑，今年初《北京晚报》(2001.2.27)的一则报道就足以使史学工作者反思，那是一项在青少年中有关中华文明历史知识试卷的调查答卷，被试者的平均得分仅有27.69，及格的只占1.5%，这反映了青少年历史知识的严重匮乏。令人震惊的是，不是这些人不想学，被试者表示对历史有兴趣的占七成以上，认为历史重要的竟在九成以上，既然有那么多人重视历史而又表现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而实际上所能具有的历史知识又如此贫乏，问题出在哪里?报道的结论说，这是"应试教育把'活'的历史教'死'了。"在我看，这只说对了一半，诚然，当今的史学教材和教学，往往沦于程式化的说教，内容干瘪枯燥，没有生动的表述又哪能激发读者的兴趣?因此说把"活"的历史教"死"了，不无道理，然而，这并不仅仅是教师授课的责任，更应该到著史的一方寻找缘由!

　　最近网上有人连续对历史意义的主体进行拷问，提出:"我们不是治国者，需要时时以史为镜，也不是治学者，需要常常以古思今。""怎样突出历史中真正吸引我们视线的那些东西，并且用一种适合现代人阅读方式的文本展示给大家?"这是一个尖锐的提问，对传统史学著作来说也是诘难和挑战。

　　其实，现实生活早已对这种状态作出回应。一方面是史学研究成果的读者群在流失，史学著述出版难、销售难，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至今仍未走出这一阴影；一方面是历史剧一出场就叫座，历史小说发行火爆。这相互矛盾的现象说明，不是人们对史学读物无情，而是史学著述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史学研究的过程也许是枯燥的，但是枯燥并不是学术成果的必然属性，尤其是历史，这是民众实实在在的生活行程，民族的共同记忆。史学也是人学，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智慧的综合体，芸芸众生的历史人物，各有各的个性和传奇，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活，千姿百态，事态的发展又具有多样性和情节性，它完全可以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写出有声有色的雄文华章。

　　能不能让历史"活"起来?有没有文采是个问题，但这不是打动读者的唯一办法。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对吸引读者的兴趣更有重要的意义。

　　这一问题，早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运动中就已有呼吁，梁启超在抨击旧史学为帝王服务的同时，提倡史学工作者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李大钊认为:"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他们都把人生的变迁和国民生活的历史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以人本主义的历史学作为治学和著述的理想。然而百年来，并没有走出资治通鉴的窠臼，强烈的资政色彩，使得作者只关注那些大事变、大人物，读者也局限在当政者和少数同行，一般的史学读物也是以凝重的主题，教科书式的文本使读者望而生畏。所以上述的调查和提问，也是对这多年来史学研究远离民众需求的惩罚性的反应。

　　回溯历史是人类与生俱有的愿望，当人类还在蒙昧时期，不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有过普遍的图腾崇拜，寻求自己从哪里来，就如赤子来到世界首先要认识母亲一样，这是人类天生的历史情结。人人都从昨天走到今天，又从今天走向明天，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时间的交替构成川流不息的浩浩长流，所以历史虽然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但与现实却又一脉相连。王朝的兴亡盛衰，思潮的起伏更迭，制度的沿革变迁，固然给今人以历史的参照，那些无关治国安邦的人事智慧，丰富多彩的生活样式，喜怒哀乐的情感历程，无不因为有与今人相通之处而在后世激起共鸣。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消费生活的扩大，这种情结又向纵深发展。历史读物不再是单一的政治伦理教本，也应该成为增智、悦神、娱性的休闲读物。缅怀既往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缺失的情感需求，让读者从那已经消逝的人物和事态中寄寓某种情绪和思考，不是趋时媚俗，而是民众发展个性的文化权利，也是史学功能多样化的必然选择。

　　让史学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这是最有潜力而又没有充分使用的资源，开拓这一片沃土定会培育出灿烂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