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就在农村开始了分田分地，在城市没收了官僚资本。接着新中国迅速被动卷入朝鲜战争，国民经济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战争需要，因此统一财经工作的各项政策措施就不得不出台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措施也得到大面积推广；由于农业在1953－1954年两年连续歉收，结果在反面导致了对农副产品的统一收购。这样在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新中国对经济的管理工作，已经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加强。在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要改造完成的同时，农村和农业也已经经过互助组和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了，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化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已经占农户总数的87.8%，农民的绝大多数已经在一个集体经济单位里面干活了。由于1980年代的选择性宣传，许多人至今都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印象就是：农民是在1958年从家庭直接进入集体劳动的，并把这个作为集体劳动带来粮食减产并导致三年困难的原因。

　　在1949年，毛泽东就充分注意到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优势，并把这个优势作为新中国经济迅速成长的重要起点。1956年毛泽东找了三十多个部长谈话，最后自己综合归纳并得出了不同于苏联发展道路的新结论，具体的内容概括在《论十大关系》之中。在这样讲话里面，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平衡发展，包括地区布局上的平衡，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平衡发展，这样的发展道路虽然不排斥苏联道路“重工业优先”，但是明显具有多头并举的特点，这个“多头并举”并非简单的在口头上实现的“面面俱到”，而是依托中国劳动力非常丰富的现实，中国的发展可以在充分利用丰富劳动力的基础上，在各个方面都得到重视。

　　结合后来的发展现实看，中国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之前的农业增产，主要是来源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农田基本建设，来源于农业耕作方式和技术的推广，包括土壤改良等措施，这些方面的努力，确实需要集体的努力，个体或者家庭的努力是相对无效的。在1958年8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并没有改变农民在一个集体中间劳动的现实，公社干部要强化公社一级的职能和权力，因此本来只是作为展望性质的“把人民公社作为探索共产主义新的实现方式”这样一句话，就作为“尚方宝剑”用以弱化大队和小队的职能，而所谓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实际上只是一个地方政权中发生的分权和集权的问题，这样的全局性错误并非出于设计理念上的快速过渡，而是出于现实的基层权力分配问题。也因为如此，这样的极左倾向就迅速为毛泽东所发现，并通过召开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来进行纠正，毛泽东要求在经济核算上恢复以小队为基础。也是因为要扭转这样的“穷过渡”，实际上涉及政治利益重新划分方面的重大异动，因此调整并不是那么顺利，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要求实现小队为基础核算单位，到1961年才最后落实下去。

　　在三年困难期间，为了应付危难和便于救灾，这样的形势也在实际上是强化了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毕竟在应付危难上是“准动员体制”最为有效，这也是核算单位调整政策，迟迟没有能够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个期间，中国在国家工业化过程重要的资源分配上，一直是重工业优先。各地各部门的当权派，都希望把自己的地盘和行业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争取安排更多的项目和资金，这个愿望是空前强烈的，这是1958年开始的高指标的基础，这个群体的愿望极端强烈，使得毛泽东要压缩空气的愿望都不是那么容易实现，实际的压缩高指标过程也不是那么顺利。后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反复强调要反对分散主义，所指非常清楚。接着刘少奇主持的调整过程，实际上是要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农业剩余基础上去安排工业化的基本建设规模，在这样一个重新安排建设规模的调整过程中，是以非常强硬的压缩为基础的，本来就是要对各地区各部门的争夺资金意愿进行一次打击，本来就存在的中央与地方的分歧被大大地激化了，为了完成这样一个政策目标，刘少奇采取两个重要步骤：一是搞加强“人财物”统一管理的“三统”，还有就是在一些局部筹建“托拉斯”；第二是为了贯彻这一思路，在四清期间，刘少奇还推行了相应的组织路线，要求干部要相应地甚至无条件地听从上级的指示和安排。

　　作为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各地各部门的扩张意愿的反动，刘少奇开始的反对分散主义的调整工作在经济管理体制和干部任用体制上，都有所体现。这是建立后来的“僵化经济体制”的起点，这个“僵化体制”中间内涵了对地方和部门意愿的抑制和排斥，这是僵化的第一层含义。在1965年国家计委的“四月提纲”中间，原来准备在三五期间改变国家发展方向以“吃穿用产品”为主的思路，因为越南战争升级而放弃了，国家开始在经济上转入战争动员准备，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本来在文革期间对刘少奇的反分散主义政策进行了调整，但是调整主要只集中在组织路线上，没有在经济体制上进行，由于国家发展已经调整到“安全第一”的目标，原来的经济体制的集中性反而加强了。特别是国家为了因应比较危殆的安全态势，不得不把安全目标放在第一位，因此这个体制的僵化具有第二层重要含义：把安全目标放在民生目标之上。

　　在文革实现的“干部大换班”过程中，军队干部在各地党政系统中间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在管理操作上一定程度引入了军队那样的“命令一条线”的模式，虽然在1973年大军区对调之后大部分军队干部离开了地方工作岗位，但是相应的工作方式调整却并没有完成，包括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治理整顿”过程中，仍然是利用并强化了“上下一条线”这样的工作方式。这是僵化体制的第三重含义，工作方法呈现军事化的简单划一方式，不容商量。

　　文革期间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就是要求实现“一元化领导”，去打破重重叠叠的管理机构，这个“一元化”的领导体制，本质上是国家转入战争动员状态的要求。这个时期开始，国家建设的重点也相应转移到三线地区，工业和生产力布局开始“进山、钻洞、分散”，各地还按照战备要求搞独立配套的“五小”工业体系，经济发展在布局和规模要求上都是以战争期间的生存能力为主要目标。1972年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国际局势相对缓和下来，1973年中国开始逐步引进了47个大型成套项目，在布局上东部地区24个，中部地区12个，西部地区11个，中国工业布局开始向正常的方向回归。也是在这之后，很快就实现了“权归政、兵归营”。这个调整过程，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结果并没有完成。

　　对新中国的“旧体制”建设过程的重新认识和反思过程，从来没有认真进行过；今天那些著名经济学家虽然在政策主张上比较一致，但是在对体制的形成与认识上其实是各说一套；甚至对“六五”和“七五”期间的经济政策总结过程，也都从来没有完成过，其实新体制是基于何种理由并怎样建设的，经济学家们也并不太清楚。所有的改革措施，其实都没有超出“拍脑壳、出点子”的水平，说这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点都不错的，所谓的“设计师”从来都没有进行真正的设计工作。一些占据主流的改革舆论，实际上没有超出“站队表态、表明立场”的水平，不相信的话可以去看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自己的总结――比如去看吴敬琏自己是怎么描述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按照吴敬琏的说法，在吴敬琏自己的视野里，他自己所作的全部工作通俗地说就是：参与了一场“白卫兵”对“红卫兵”的大辩论，结果是自己“白卫兵”一方胜利了。如果真的出一道题目，去考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要他们回答“新旧体制”到底是怎么回事，保证他们每个人都是两眼一抹黑。

　　二○○三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