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先生是笔者较为欣赏的学者，因为他不象其他许多“自由民主人士”那样，考虑问题完全从抽象观念、或者从美国的标准范式出发。王先生对现状有所了解，能够关注一些现实问题，其思考具有一定务实性。

但是，最近拜读王先生鸿文《“党内民主”是行不通的一国两制》，大出意外。王先生主张“递进民主”，因此他反对“党内民主”并不令人奇怪。让人诧异的是，他论证“党内民主”行不通的理由，几无一例外都可直接套用到他自己的“递进民主制”头上--可见，“定见”往往成为“偏见”;要做到“反思平衡”，确实不容易。

王先生的第一个理由是：“权力只会针对其控制薄弱之处进行改革，在其能有效控制之处恰恰不需要改革。中共党内是中共控制最严密的领域，进行党内民主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呢？”--这不知道是什么逻辑？不知道王先生如果要做关于“递进民主”的社会实验，是会选择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进行，还是偏偏要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区干内进行？如果是后者，笔者只能再次表示诧异；如果是前者，王先生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共会反其道而行之呢？

王先生还引用了刘军宁先生的话: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不民主的社会实现执政党的民主化，这种思路颠倒了因果关系--可惜，＂颠倒了因果关系＂的似乎正是刘先生自己。在美国之前，也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政权是基本按照宪政民主理论建构的;在香港之前，中共也从来没有对哪个地区搞过一国两制。不管王先生希望借用刘先生的话来证明什么，它实际上什么也不能证明。

王先生问：中共为什么要搞“党内民主”？——这真是貌似天真的一问。笔者想问王先生：中共又为什么要搞民主、要搞“递进民主”？中共愿意搞民主或“递进民主”的理由，就是它愿意搞“党内民主”的理由。如果执政党满足于得过且过、苟延残喘，它当然无须改革、也无须搞民主；但如果它具有足够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如果他要实现长治久安，它就必然要选择改革。改革之所以会趋向民主化，是因为人类对于抑制强势者至今仍没有找到更稳定更有效的方法；之所以有可能选择“党内民主”，是因为它较之其它形式的民主制具有诸多优点。

“党内民主”的优点，王先生也谈到一点：从中共党内开始实行民主，毕竟可以保证中共自己掌握主动，控制改革的局面，维持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由此避免实行西方民主制所导致的“政党乱局”，以及避免中共自身陷入“胜负定局”和“清算结局”--确实，完全由执政党一手操控、严密控制在执政党党内的“党内民主”，比之王先生所大力倡导的“递进民主”，既更易于为执政党接受，也更易于控制和消化由此而来的冲击。王先生研究中国民主化问题，着重于关注改革可能给执政党、给社会造成的冲击，这也是王先生思维的现实性所在，但王先生的现实性似乎也仅仅到此即止。王先生不知道，即或成功消化了民主化过程中的冲击、成功建立起设想中的“民主制度”（不管是王先生的“递进民主制”，还是其他人的“西方民主制”），事情都还只是完成了一小半。历史经不起折腾，更需要今人未雨绸缪的是：新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能否有效运行？

王先生似乎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也和那样“西方民主制”的鼓吹者一样，以为民主制一旦建立，自然就能自动解决问题；民主制是普世政制，没有什么适用不适用的问题，再怎么也比现制度强。王先生只是担心转型过程中所可能引发的动荡，即他所谓的“大坝僵局”、“政党乱局”、“胜负定局”和“清算结局”；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民主制就会从此一片坦途，就能发挥出传统体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可惜亚非拉后发展国家民主制的现实进程早已无情粉碎了此一预期，对此，许多人或视而不见，或将之归咎于当地利益集团使制度扭曲变形。问题是利益集团为什么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扭曲这种号称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为什么制度被扭曲以后往往还难以再矫正过来？王先生的回答似乎是“信息不对称”，因此他设计出“递进民主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信息不对称”问题普遍存在，不足以解释民主制在先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天壤之别。真正造成差异的是二者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的社会力量对比和社会不同阶层达成利益妥协的不同难度。政治是不同力量和利益之间的博弈，而民主制则是关于利益谈判和妥协的规范化程序。如果一个社会其主要阶层之间既没有达成利益妥协的可能（即没有物质基础，这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又没有达成利益妥协的意愿（当某一方占据绝对优势时，作为主导一方，它无须通过妥协来解决问题），那么空有一个民主制的制度框架又能起什么作用？社会强势集团必然要扭曲这样的制度，并代之以另一套潜规则在实际中规范一切；在强弱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他们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才是在西方似乎万应万灵的宪政民主制度，一到亚非拉后发展国家就屡屡失灵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南韩台湾，在经济相当发达后再进行政治转型，其进程相对顺利的根本原因。

当然，西方民主制的辩护者们马上就会例举西方民主制早期的状况作为反驳。他们的经典一问是：十八、九世纪的欧美，难道其经济发达程度超过今天的亚非拉？为什么欧美那时候能搞民主制，亚非拉今天反而不行？可见这种效果的差异完全是操作者造成的，或者是什么“文化传统”在作怪。

这种似是而非的解释竟然就能使人们不再进一步探究事实真相，可见心理愿望一旦与强势话语权相结合，往往就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真理”。西方国家在十八、九世纪真的成功运行了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民主制吗？没有，从来没有。当时欧美普遍实行的，只是一种以种种标准严格限制了适用范围的民主制，可称之为“等级制民主”。其奥妙是：等级制通过一定程度的遮断竞争，在没有均衡的地方制造出一种“类均衡”，使利益妥协能够首先在有条件达成妥协（既有力量均衡、又有物质基础）的部分人（例如有产阶级）范围内进行；民主制则通过它的定期纠错机制，维持这种均衡。什么叫做西方成功经验？这才是真正的西方成功经验：等级制民主为经济运行提供稳定秩序和有利环境，保障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导致人均收入提高，社会力量均衡局面扩大，普遍范围的利益妥协具备了物质基础，于是催生出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至于在经济落后国家直接推行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宪政民主制度，并由这种制度推进和保障经济发展，这在全世界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成功例证(日本似乎是唯一例外，但日本无论是制度还是经济发展，都是外部因素主导的。其制度的外部强加可以复制，但经济在外因主导下的增长则不可复制。只能说，日本有幸碰上了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那些把结果当原因、要求后发展国家“民主即行”、政治改革一步到位的主张，只会制造低效和混乱，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复杂的条件下。可以说，其倡导者要么是无知加傲慢，要么是别有用心。

等级制民主具体到中国，就是先行“党内民主”；然后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再逐步向党外扩展民主。“党内民主”将在精英集团内部制造分化和竞争；为了赢得竞争，各派别必然竞相从党外寻找支持（制度上也可对此进一步作出针对性设计，例如规定最高领导者由党内各派别按差额推荐候选人，再由全民投票公决产生），这将促使他们争相采取可兼顾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取向；内部分化也会制造出相互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精英集团走极端的趋势。因此，可以说，这才是最适于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形式，这也是迄今为止能够设想的成本和风险最低、既能限制精英集团过度膨胀、又不至使社会治理陷入低效或混乱的政治演进方式。反之，任何其它已经提出的民主制形式（包括王先生的“递进民主”），由于无法解决力量均衡和利益妥协的物质基础问题，纵能建成制度框架，最终也必然流于形式，为强势集团所把持扭曲；如此，中国将不能免于拉美化。

王先生由于不明白上述民主制成败的关键，因此他提出一连串笔者原以为只有那些“西方民主制”论者才会提出的幼稚问题：如何能想象未来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由六千多万实行了民主的中共党员对其他十二亿中国人实行专制统治呢？大陆和香港的“一国两制”靠的是铁丝网隔绝保证，实行中共党内民主相当于另一种形式的“一国两制”，而那两制下的中国人却是没有任何隔绝地搅拌在一起，难道那有任何可能维持吗？非共产党的中国人能长久地甘当“政治贱民”吗？无论从哪个角度，共产党都找不到合理理由解释，为什么只有他能民主而别人不能--王先生这么一问，倒显得他好象不曾在中国生活过了。难道执政党的统治需要向人解释吗？现在的统治是靠“合理解释”维持的吗？今天执政党的有效统治，是因为中国人长期地＂甘于＂被统治吗？而美国建国初期的白人和黑人男人和女人，欧洲民主制早期的有产者和无产者，难道不也是＂没有任何隔绝地搅拌在一起＂，他们之间曾经需要过＂铁丝网＂吗?执政党连＂只有它能统治而别人不能＂的理由都可以找到，它难道会找不出“只有他能民主而别人不能”的理由吗？这样的理由和解释在党治国家真的很重要吗？

近现代西方政治学过于强调所谓“合法性”，将政治学几乎搞成了伪科学，因此才会有人据以得出什么“历史终结”的谬论。政治在任何时候都主要是不同力量和利益之间的博弈，所谓关于“合法性”的论证解释，对于参与博弈的一方来说是争取更多支持的手段，对于一种成形制度来说则是使其本身具有更大适用弹性的一种修饰。对于各种政治势力相对均衡的西方民主国家来说，由于全民都可参与政治游戏，因此可搏取更多支持的“合法性”证明就具有相当重要性；但对于强弱对比悬殊、政治只有少数人有资格准入的的传统社会，“合法性”基本上无足轻重，只不过为统治增加一些弹性而已。

“党内民主”将使全党成为一个更加紧密和更为名符其实的利益集团或特权集团，党内虽有争斗，但对于整体利益，全党会有明确的维护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掌控了绝大部分（有可能比之今天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党外还有什么能力挑战党内？他们不“甘愿”又能如何？现在不也得照样过吗？如此，“党内民主”又怎么“能够突破党的界限向社会扩散”？执政党的统治又有什么“不可能维持”的风险？--只要思维摆脱民主制是为了让民众参与政治决策，为了实现＂人民主权＂的空洞谬论;将民主制还原为一种＂定期纠错＂的抉择程序，上述问题就都不再成其为问题。

与＂党内民主＂相连的必要改革是：为了扩大执政基础，理顺民心，执政党必须为党外人士进入党内设置规范化通道，一方面可以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更集中地控制于党内，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各界进入广义的执政集团（即执政党，这代表一种政治特权）提供一种相对公平的机会；执政党本身也可由此不断获得新鲜血液，与时俱进、避免僵化；社会本身也因此获得一种活力和推动力，避免阶级世袭化。

最后，王先生提到“尽管党外人士积极鼓吹中共党内实行民主，中共高层却不为所动”--这倒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中共高层会不为所动”？这是那些念兹在兹、把“自由民主”当饭吃的“自由民主人士”，想破脑袋也想不通的问题;他们只能将此归结为执政党的保守顽固，无意为之。其实，答案本来很简单:相对于那些＂自由民主＂专家们的单纯，“中共高层”考虑问题要复杂得多。在他们的视野中，为了长治久安而设计的民主制只是一个较缓和较次要的问题，他们还有着更紧迫更重要的问题需要面对，那就是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这才是他们维持当前统治和解决未来问题的基础。

由于任何形式的民主化改革（包括“党内民主”）都是对统治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都必然对社会全体和执政党本身造成重大冲击，因此，除非可肯定改革不会危及发展和稳定、即改革所可能造成的冲击在社会能够承受的幅度之内，否则没有一个政治家（包括邓小平）愿意冒这种不测之险。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改革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能推出：一是发展环境特别宽松，执政党对形势有良好预期之时；二是执政党陷入某种困境，被迫以政治改革作为脱困手段之时。

前者是主动改革，成功概率极高；后者是被动寻求出路，晚清政府和法王路易十六都是前车之鉴。无论如何，改革的时间并非永远足够，既要等候好的时机，又不能一味等下去。最明智的选择，是主动创造机会。

还有另一重因素深刻影响着执政党关于政治改革的考虑，那就是党内高层改革保守力量之对比。由于可预见的改革之难，因此只有当改革力量数倍于保守力量时，改革才有可能被顺利推动。众所周知，在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中，曾有着拒斥改革的重要势力，但现在其影响已所剩无几。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和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其最大利益除了保持权力外，就是治理国家的功效，其它一切都属次要。新一代领导人要有所建树，政改是最好的突破口；第四代领导人估计至少还可掌政十年之久，因此运作改革的时间很充分。至今仍保有关键影响力的老一代领导人，要在历史上完成重彩一笔，及早推出政治改革已是唯一机会。有此难得之情势，人们对于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启动以“党内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确实颇可期待。

“党内民主”在操作上的关键难点，是怎么保证当选的最高领导人对军队的有效控制，怎么保证党内竞争失败者无法借用武力“翻盘”，这也是一切形式的民主制在中国最终必须面对的难题。相对于西方成熟宪政国家，中国军队的组织控制权力更集中，更易于被运用于政治斗争;更重要的是，社会利益冲突的激烈程度使得参予者更不甘于失败，更易倾向于冒险以求一逞;而政策倾向性变化所可能造成的巨大利益落差，也为其借用武力提供了充足租金。无疑，在大多数情况下，有能力租用武力的都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此，制度设计上应有充分考量。

不解决这一难题，中国民主制就将面临民初或拉美的结局；只要在思想上能找到解决这一难题之方法，“党内民主”的启动，应该就为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