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龙舟，人们自然就会想到纪念屈原。其实，龙舟作为一种文化，它的出现比屈原所处的年代要早得多。

    龙舟是图腾崇拜的产物

    龙舟及其竞渡，实际上是蒙昧时期图腾崇拜的遗俗。那时候，由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生命安全常常受到自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生命安全常常受到自然力的威胁，人们由此产生了希冀某种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生物，作为神来保护自己的愿望，于是这种生物就成为他们的图腾。古籍曾记载“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这一传说表明，我国至迟在夏代，人们就认定其祖先鲧、禹都是崇龙的，所以国人自称“龙的传人”。

    实际上，古今中外，并无真龙这种自然动物。杨秀绿在《龙与龙文化新说》中讲，“它的生物原型，就是距今约七千至一万年的冰后高温期曾经称霸海域，尔后因自然淘汰而在内陆绝迹的海洋巨蟒”。有的学者认为是由鳄鱼形象演变而来的，也有考证为根据闪电而描绘出的形状。多数学者认为龙的形象最早是蛇，易经说：“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说，以大蛇为图腾的夏氏族，兼并吸收了其他氏族鸟、兽、鱼、虫的图腾徽像，才“画蛇添足”形成龙的形象。《尔雅·翼》说龙有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括地志》载：“禹平天下，二龙降水，禹御龙行域外，即周而还。”这说明远古先民从精神上依附于龙图腾的神灵，祈求保佑，赐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把龙神化了，使龙成为芸芸众生心目中能呼凤唤雨、腾云驾雾、威力无穷的神灵。

    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称，早在七千年前，远古先民已用独木刳成木舟，并加上木桨划舟。《淮南子·齐俗训》：“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我国古代南方水网地区人们常以舟代步，以舟为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人们在捕捉鱼虾的劳动中，比水产品的收获量；休闲时相约划船比速度，寓娱乐于劳动生产及闲暇中，这是远古竞渡的雏形。

    以龙为图腾的吴越居民，为了强化自己和图腾之间的联系，常在自己的身体上和日常用具上，刻画图腾的形象，求得图腾的保护。《说苑·奉使篇》：“诸发曰：‘彼越……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纹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这里说明，在水系发达的吴越之地，人们纹身的目的，在于装扮成龙子，以避免水神（龙）伤害。这是基于“同类不相残”的朴素主观意识。而舟楫天天与水神打交道，倾覆之灾时时出现，为安全起见，人们采取与纹身相同的办法，在舟身上饰以龙形，以避蛟龙之害。我国最早有关龙舟的记载，见于《穆天子传》卷五：“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南朝肖子显《南征曲》“图蛟怯水伯，照益鸟竦江神”，明确指出画上蛟龙的形象是为了“怯水伯（水神，即龙）”。渐渐地，人们在祭祀龙图腾的节日里，用饰龙的独木舟竞渡，来敬奉欢娱神明（龙）。在这种充满神秘色彩的原始宗教文化活动中，你追我赶的表面热闹景象，掩饰着人们战战兢兢地吁请生命保障的祈求。这就是龙舟文化的最初意义。

    从乐神到乐民——龙舟文化质的变化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的了解加深了，掌握命运的自信心逐渐增强。经常与水接触的南方人慢慢地有了避免水害的办法。他们渐渐地从对图腾龙的惊恐与崇拜中摆脱出来，于是龙舟竞渡宗教性祭祀的成份渐渐地减弱了，消失了，成为纯粹社会性的娱乐，只具有“竞”的性质。人们在紧张的角逐中享受着胜利的欢乐，龙舟仅仅剩下图腾的痕迹。这大约就在勾践所处的春秋时代。

    龙舟竞渡从乐神到乐民的转化，是人类破除迷信，从思想上摆脱神权桎梏的重要标志，它使龙舟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时候，纹身的水手演变成身穿彩衣的赛手，所以后来有些诗词就直接用“文（纹）身”来替代“彩衣”一词。唐朝张建封《竞渡歌》在结尾时写道“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这儿就已经称“彩衣”为“文身”了。

    纪念屈原为龙舟文化注入了新质

    据晋代司马彪《后汉书·礼仪志》，夏商周龙舟竞渡都在夏至节举行。自从人们用以纪念屈原，便多在端午了。不过端午与夏至相近，1985年（乙丑）的夏至在阴历五月初四，与端午仅差一天。1993（癸酉）的夏至在阴历五月初二，只比端午早三天。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比这略后一点的北周宗懔《荆楚岁时记》也有相似的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谓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这一天，龙舟竞渡，众船齐发，表示赶去拯救屈原之意；在水上击鼓鸣锣，是为了驱赶欲食屈尸的蛟龙。其实屈原是否死于五月五日，无从查考。汉代司马迁《史记》仅说他怀石投江，并无具体日期，直到南朝《续齐谐记》才第一次载为五月五日。

    阴历五月为午月，五日为午日，故五月五日称为端午。端是初的意思。古人以午月为多灾之月，五日更是犯忌的日子，因此常以这一天为哀悼纪念的日子。汉代上虞县令度尚所立《曹娥碑》载：汉安二年五月五日，曹娥之父曹盱乘船在舜江上迎候伍神（子胥像），因风浪翻船而亡。曹娥沿江号哭寻找十七天，最后毅然投江觅尸。后人便在五月五日划船纪念之。这则资料说明，江浙一带，人们在屈原之前，曾在端午划船纪念春秋时的吴国宰相伍子胥；在屈原之后，‘也曾在这一天划船纪念汉代孝女曹娥。而四川，南宋以后的一段时期，为纪念唐代安史之乱时保卫成都有功的浣花夫人，每逢她的生日四月十九日，便由地方官率众游锦江，“倡乐导前，溯流至百花潭，观水嬉竞渡。”（元朝费著《岁华纪丽》）

    以上说明，在汉代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以龙舟竞渡纪念不同的忠臣孝女，在不同的地区并存着，时间也不一定都在端午。但是后来，渐渐地只以之纪念屈原了。它和吃粽子一起，成为端午节固定的习俗，使人们误以为龙舟起源于纪念屈原。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屈原忧国忧民的襟怀，直言敢谏的品格，对反动势力和险恶形势不妥协、不退让的斗争精神和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是上自宫苑君王，下至乡野百姓，一致公认的崇高道德典范。他主张实行法治、举贤授能、反对腐朽贵族势力的变革措施，至今仍只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屈原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之所以具有其他忠臣孝女无法抗衡的力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这种力量蕴藏于我们全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处，融汇于我们民族精神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以至民族精神的精髓之中。屈原精神与龙舟文化的结合，使龙舟竞渡这种古老的习俗获得了新的含义，注入了新质。所以屈原所投的汨罗江的两岸人民，竞渡时往往点上蜡烛，抬着龙头，先到“屈子祠”去祭拜一番，然后一声炮响，众船竞飞，以此表达他们对这位贤哲的哀思。

    从那以后，代代相沿，并逐渐扩展到其他地方。据《杭州府志》载，唐朝的竞渡，参赛龙舟多达几十条。唐代张建封的《竞渡歌》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的盛况：“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群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相望目如瞬。”到了宋代，皇帝经常亲临观看京城赛事，并向优胜者颁奖。明清时则向规范化发展，制订了统一的竞赛规则，具体规定了船形、大小和划手人数。

    时代赋予龙舟文化新使命

    从以上简略的考察中可以看出，龙舟文化具有历史长远的悠久性，以我国人民独特方式竞赛的民族性，有众多人员参赛和观看的群众性，奋力拼搏的竞争性，和由此产生欢愉的娱乐性等特点。随着时代的推移，龙舟活动的内容增多，由单一的竞渡，发展到驾龙舟抢鸭子，造型龙舟游江等。到了近代，龙舟竞渡由于华侨的传播，开始跨出国界，盛行于东南亚和太平洋沿岸国家，乃至其他一些地区，逐步成为一项国际体育竞赛项目。1984年5月16日，国家体委作出决定，把龙舟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公布了竞赛规划，并于当年9月，在广东佛山市举行全国首届“屈原杯”龙舟赛。1985年6月6日，中国龙舟协会在湖北宜昌市成立。这些都为龙舟文化在新时期发扬光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总要自觉不自觉地从当时的需要出发，不断地赋予古老的文化习俗以更新的思想内容。如果说龙舟竞渡作为“抢尸”和“招魂”的象征，带有纪念屈原的含义，是千百年来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好形式的话，那么竞渡时所需要的齐心协力和奋勇拼搏，在今日则成为激励广大人民团结一致奔四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建立市场经济机制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利用竞渡时万众会聚的机会开展经济贸易活动，是时代赋予龙舟搞活流通发展商品经济的新使命。

    文化是人类对付自然、经营生活过程中适应多种需要而创造和继承下来的业绩，它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内涵。龙舟竞渡作为一种文化，由图腾崇拜的宗教祭祀活动而变成纯粹的体育竞赛娱乐活动，随后用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进而又为搞活经济服务，它的发展历程，完全体现了这一规律。

    （选自李吉荣、魏奕雄主编的《乐山龙舟文化风采》，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