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将中国的旧文化形象地比喻为“吃人”的礼教，无疑，鲁迅先生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人们对中国旧文化的认识。一种思想，能否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完全取决于人们对该种思想的理解程度，谁也无法强求。我想，一般情况之下，对待鲁迅先生的思想，不外乎存在着三种情况：赞同的，反对的，抑或是漠不关心的。处于前两种情况的人，至少对鲁迅先生的认知是关心的；但有相当一部份人，并不会关心，至少是不会对该问题进行讨论。

　　我想，之所以要将中国的旧文化比喻为“吃人”的礼教，无非是因为中国的旧文化宣扬的是每个人都有其应有的位置，必须安份守己，不可越雷池一步；否则，将是大逆不道，必将取缔之。自古以来，中国人是很讲究名份的，无论是公共关系中，还是私人关系中，名份，一直是中国人所看重的。儒家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人们认清自己的名份：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儒家所提倡的名份，并非简单地只是叫叫而已，却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为臣者必须尽忠，为子者必须尽孝。诚然，爱国与尽孝，并非是什么坏事情，如果只是将它们抽象地来进行解释，应该是在伦理学中会受到肯定的道德标准。但在中国的旧文化中，要求的是愚忠和愚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在世界各国中，对名份的确定，也是有所认识的，但没有一个国家会比中国区分得更细。以兄弟为例，尽管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名言，但在家族之关系中，有堂兄弟和表兄弟之分，在表兄弟中，还有姑表兄弟和姨表兄弟之分。纵然是一个父亲传下来的子女，还有嫡传的与庶传的区分。

　　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中，虽说是一部具有反封建意识的小说，但依旧不能逃脱名份的束缚。贾宝玉和贾环这俩兄弟，尽管都是纨绔子弟，但嫡传的贾宝玉，被描写成正面的人物；而庶传的贾环，却是一个具有坏心眼的小人。如果说《红楼梦》是一部描写爱情的小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生生死死，申诉了封建社会对人的桎梏；那么，何以贾环与丫环间却只有偷情？显然，因为贾环的名份是庶生的，曹雪芹不愿意为庶生的贾环多费笔墨。

　　在私家的名份上，也许由于各家庭的财力之不同，会有超越名份的行为。但在公共关系中，名份一经确定，则就难越雷池一步了；否则，就是造反。在封建等级制度下的旧中国，品位，不仅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身份，而且还可决定权力，品位高的人对品位低的人可以肆意施虐，决不会遭到低品位的人之反抗。七品芝麻官，在一县之中是父母官，当然是老爷了；然后，在品位比他高的人面前，只有低头哈腰的份，并没有发言权。如果是吃皇粮的一厨之长，在封建社会里，也是可以混上一个所谓的品位，在普通老百姓的面前，摆一下老爷的身份。在官吏之中，品位最低的显然已经是没有什么权力了；但身份在此，动手打一顿没有身份的人，被打者也只好有苦往肚子里吞，决不敢反手回击的。在封建社会里，人是有贵贱之分的，最低等的贱民只能干最低等的生活，永世不得翻身。稍许有些地位的人，虽然在比他低等的人面前可以作威作福，但在高品位的人面前，只剩下低头哈腰实施作揖的份了。

　　有人说，中国的科举制度为许多穷人走向仕途创造了条件，但决不会是对所有的人开放。秀才，只有在名份上还属于贵族家庭中的人，才有资格去读什么圣贤之书，贱民和奴仆是没有权利去赴试的。如果是奴仆的儿子，具有进士之才，欲想做官，则必须征得主人的同意，赎身脱藉后并攀附上一个有身份的家族后才能如愿地去赴考；而那些贱民的儿子，天生就必须继承父业，绝对没有读圣贤之书的权利。记得有一只戏描述了一个贱民的儿子，由于想改变自己贱民的地位，努力读书，终于如愿地考上了功名；只是在其贱民的身份被揭露之后，遭受到赐死之惨运，一家人都陪伴着其赴了阴曹地府。

　　中国的旧文化，在孔子的“克己复礼”之下，将人的名份定得死死的，用以维系统治者的专制政权。汉皇的内弟霍大将军，权盖一世，但回忆其曾经当奴隶时的情景，仍是心有余悸；如果没有其姐姐做了皇帝的眷属，使其脱离了奴隶的身份，他对前途是不抱有任何希望的。封建的等级制度，在中央集权中，起到了控制社谡的作用。也许有人会说，公、候、伯、子、男诸等级，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所以中国早已不存在封建诸候的等级制度。这种重形式而不重实践的说法，能有多少说服力？须知，周朝诸候的爵位，只是在称谓上有所区别，实际上在各自的封地上，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当诸候强大之后，都可以自封为王。真正的等级差别，应该是发生在封地之内，将人以不同的职业按三、六、九等分类。吕不韦当初作商贾时，就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下等人。秦始皇统一六国，无非是将受秦国控制的土地面积扩大了而已，对于国家机器而言，并没有改变什么。如果中国并没有经历春秋战国时期的并吞，而是让诸候发展成为国家，那么，诸诸候国家内的政权不也就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吗？以封不封诸候来衡量一个政权是否为中央集权，显然只是从外延上进行考察，而不是从一个国家机器的内涵上进行考察。我想，对于一个国家是否为中央集权，应该从该国家是否为官僚政治，似乎更为合适。

　　当诸诸候间没有相互并吞之前，由于诸候管理的领地有限，所以用不着有官僚班子来进行统治，只要有象管家之类的人物为其服务。但随着领地的扩大，管家的服务形式已不再适宜繁多的事务，必须将管理细分在各个阶段上，也就出现了所谓的官僚班子为其服务。事有巨细，并非是所有人都可以随意处理，这就有了一个权力的问题，地位高的人可以处理重大的事，而没有地位的人，是无权处理他人之事的。自秦始皇起，中国逐渐地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将人按不同品位来划分其地位的高低，无疑是等级制度中的最有效的形式。比之周朝诸候的公、候、伯、子、男的称谓，更具有实质性的权力之分工。

　　在中国的历史中，孔子，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孔子的著作中，存在着许多明智的哲理，赢得了许多人对他的崇拜，而且孔子也无愧于这样的荣誉。然后，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受时代的局限，他的学说也许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在科学面前，却抑止了许多个人的创造动力。也许封建的等级制度，在其最初实施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物极必反，当等级制度越趋完善之际，也就是其走向灭亡之时。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舆论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为了打破封建社会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等级制度，还人类以个性之自由。在欧洲，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的革命首先在法国以暴力获得了胜利。后经拿破伦的输出，席卷了欧洲许多的国家。在英国，虽然没有法国式的暴力，但王室的权力已被议会所夺去。但在中国，尽管于明末已具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尤其是扬州，资本的运作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可惜，在扬州的十日屠中，将中国的资本主义毁于一旦。

　　清朝在中国的建立，显然不会是生产关系的更迭，而是民族矛盾间的替换。所以，清政府不可能提出比封建等级制更先进的办法，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在与汉族的民族矛盾中，清政府只有实施更为严厉的等级制度以维持其统治。尽管是满族人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汉族人无权进入最高决策层；但对于孔子，却是被历代清朝皇帝所尊重。受孔子的庇隐，孔氏后代受到特殊的保护。是满族人特别喜欢汉族文化？非也，“留发不留头”十分明显地说明了清政府意欲改变汉族的决心。但在孔子的礼教之中，清朝皇帝见到了维护其封建等级制度的理论，又怎会对其勿倍加保护？

　　孔子的礼教，抹杀了人的个性化，强调了人必须安份守己，绝不能越雷池一步。如果等级低的人欲想往上升，唯有溜须拍马，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踩在别人的尸体上往上爬。显然，这正是封建等级制度所需要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掘壁洞”，形象地说出了封建等级制的血统论。为维护其封建统治，不仅要在一代人的身上划分等级，而且要世世代代的传下去。我想，凡在等级制度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有理无处诉，只有痛苦地忍受下去，才可苟延残喘；否则，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中国的旧文化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孔孟之道帮了大忙。“五，四”运动的先辈们正是看到了孔孟之道为封建社会服务的本质，所以会对孔孟之道发难，鲁迅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说中国的旧文化“吃人”，我看一点也不过份。如果说家族能对那些被认为犯有淫荡之罪的妇女处死只仅仅是杀人，而没有吃人，这种肤浅地理解“吃人”意思的说法若让其成立，那么，“易子而食”应该是真正的吃人了吧。为什么会产生“易子而食”的现象，难道不应该进行深刻的反省吗？我想，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旧文化从根本就不将人的生命当作回事，是其中最大的原因。

　　孔子只言生，不言死，乍一看似乎是孔子只注重“生活”，而对身后之事是不加以关注的。其实，不言“死”，又怎会知道生的重要，因为只有在对“死”的探索之中，才能更好地了解到生命的可贵。而在孔子的学说中，只讲述人际关系，叫人们守本份地生活，显然，其只将人放置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没个体的存在。一旦是言及到“死”，而死亡是没有社会性的，则就必须将人放置在个体之位置上。孔子之说，并非是邪教之说，所以其不会教人去自杀。但若对个体的生命进行探讨，就必须重视生命，还人类以个性，这是孔子所极不愿见到的事。所以，孔子是有意地回避了对“死”的探索，目的只是不想言及到对人的个性之发展。因为一旦人的个性发展了，则人们就不会再安份守己地在各自的社会地位中生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已充分地反映了孔子的真实思想：愚民政策。

　　在孔子的教诲之下，中国的旧文化让民众只知道每个人的命运是天注定的，谁也无法抗拒，根本就不知道何以是“生命”？虽说有“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之类的语言，但也只是让人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对于别人的生命，却是漠不关心的。在电影中，常常能见到这样的景头，一个被冤枉的人绑赴刑场，会有一些看热闹的人，兴高采烈地随后跟着，去看一个生命的结束。常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旧文化教诲出来的中国人，对待一个生命的结束，却毫无恻隐之心。无怪乎，那些所谓犯有奸情的寡妇，被家族处以死刑时，许多人并不是投以同情的目光，而是认为该死。

　　在这种文化气氛之下，“易子而食”，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被啖之子，是尽了孝道，可使父母不至于饿死，能苟延残喘地活着。如果孔孟之道是一种热爱生命的学说，“易子而食”的现象就不会发生，但孔孟之道决无此功能，完全是一个漠视个体生命的学说。虽然在孔孟之道中是满口仁义道德，但其真正的学问却是如何地治人，将人安排在合乎其身份的地位上，“吃人”的意义也就在此。“易子而食”的现象会发生在旧中国的土地上，旧文化有着不可推却的责任。“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旧文化进行了批判，丝毫没有什么过激的地方。中国的旧文化，就是一种“吃人”的文化，其扼杀了人们认识自己及探索真理的动力，教诲被统治者只能苟延残喘地生活着，甘心情愿地接受统治者的统治。

　　对于这样的旧文化，难道不应该进行反对？当今之下，莫言旧文化已经被肃清了，一旦泛滥之时，孰能忍受？

　　胡思之写于01-04-14.1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