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有一手。

——李政道

曾经与人谈起，李政道先生和杨振宁先生之后还会不会有人具有他们两人这样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我说，即便有人能够再得诺贝尔奖，也不可能有他们这种影响力和号召力。全世界不知有多少华人是听了李政道先生和杨振宁先生的故事、受到他们的故事的激励而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影响是无可替代的。再考虑到李政道先生为现代中国的科教事业所做的许多重要贡献，例如倡议开办少年班、创立CUSPEA项目、倡议建立博士后制度和自然科学基金委、极力促成和主导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并极力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从意大利政府找到资金支持中国的基础科学并建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等，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政道先生是当代中国和全球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本文的目的不是讲述这些大事，而是通过一些鲜活的小事讲述李政道先生的风格，以此纪念李政道先生。

所有听过李政道先生的学术报告或者与其讨论过物理的人都肯定会立即感受到他的从容的自信。有人可能会问，这种自信是否是获得成功所带来的。从李先生的一个回忆，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自信也许是李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具有的特质。李先生曾回忆他在赣州上中学的时候读牛顿力学，他发觉这个理论好像有些困难，牛顿力学好像什么也没说[注1]，但是不久之后他发现了要点，牛顿力学不是什么也没说，而是说出了很重要的东西。他回忆当时的感觉，说牛顿有一手。从这个回忆，人们可以很容易品味出很多。

李政道先生是一个很细心很严谨的人。李政道图书馆收藏有很多李先生的手稿，这些手稿都写得工工整整、清楚明白，而且常会让人感到赏心悦目。这些都是很好的范例。有时看见一些学生写的算稿乱成一团，我会建议学生去看看李先生的算稿，看看大物理学家是怎么做学问的。从另外一件趣事也可以看出李先生的这种风格。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一次会议之后，一些人在一起闲聊武侠小说。在听了一些讨论之后，李先生说，你们这些不算什么，我来讲一个。他说他当年读金庸的时候，他考证年代，发现黄蓉应该比郭靖要大几十岁，然后他写了一封信给金庸，金庸在后来的版本里修正了这个错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也许对此事有更多了解的人可以谈谈，李先生的这封信对金庸的小说修订起到的作用。很清楚的一点是，大概没什么人会以这么严谨的方式来阅读武侠小说，但是李先生是这么做的。

李政道先生常被学界同行提及的一句话是：我不读文章。不太清楚的是，李先生说的这句话是在什么意义上实现的。幸运的是，杨振宁先生有一段回忆讲述自己与李政道合作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一些。杨先生说[注2]：“对于这一类问题，我的一般态度是这样的，如果我决定去研究它，我就一定从头做起，而且不先去看别人的文章。做了一段时间，如果有困难，再去看别人的文章。这样才能很好吸收别人的东西。1959年左右，我和李政道要讨论W介子，讨论矢量介子的电磁相互作用。我们从头去做，做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别人的文章虽然很多，可是有很多是不对的。做了一年我们成了这方面最大的专家。”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李先生不是不去了解文献。没有人能够在不读书、不了解其他人工作的情况下，自己发明创造一切。李先生的意思大概就是要独立思考，要抛开别人的研究，自己把问题从头研究一遍，然后再去参考别人的工作。这是很好的研究风格，当然这也是很有自信的研究风格。实际上朗道和费曼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多类似之处。

李政道先生另一个常被学界同行提及的特色是极其直率、极其挑剔和极具攻击性（aggressive）。在中国文化环境里，说某人具有攻击性好像不是一个赞誉。但是在物理学界，恰恰相反。物理学史上最挑剔、最具攻击性的人大概是泡利，许多著名人物都受到过泡利的严厉批评，他当面批评过爱因斯坦，他还曾写信给爱因斯坦，在信中对爱因斯坦的一些研究工作加以挖苦讽刺。虽然如此，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家们却把他视作是物理学的良心。朗道也是一名非常挑剔非常具有攻击性的物理学家。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对他抱怨说你太挑剔了。朗道却不以为然，说你没见到过泡利。很明显，朗道把泡利当作自己的榜样。所以，当我们谈论某某物理学家具有攻击性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追求真理的优秀科学家所具有的美德。

有很多故事说明李先生在这方面的特色。有一个物理同行曾经说起，当年他在纽约的时候，每周都会约上朋友一起去哥伦比亚大学听学术报告。实际上，去那里听报告的最主要目的是到那里看李先生怎么教训物理学界的各路名人。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量子场论大师、哈佛大学物理系教授Sidney Coleman有一次到哥伦比亚大学做报告，报告开始不久李先生就问了一连串的问题，Coleman不断回答问题，不久之后他说：我懂了，我错了。然后报告就结束了，而其他人还没弄明白他们说了什么。当然，报告内容已经不重要了，所有在场的人都必定会对此事留下一个终身难忘的印象。当然，这同时也说明了，Coleman是一位极其潇洒的大师，能当众认错，为常人所不能为。

李先生的这些风格都极其鲜明，非常值得后人学习。然而，非常可惜的一点是，虽然李先生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做了很多事，但是他没有把这些强烈的风格和这种美德带到中国科学界。也许他没来得及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注1]：这可能指的是牛顿力学里定义质量概念所具有的逻辑困难，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科学思维的价值》，廖玮，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6章。

[注2]：谈物理学研究和教学——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五次谈话，杨振宁，曙光集，三联书店，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