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5日，享誉全球的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在美国三藩市去世，享年97周岁。李政道是一位对人类物理学和中国科教事业有重大贡献的杰出学者，1957年他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创下华人世界的记录。他们两人的获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后来李政道又深度参与中国科教事业，多次向邓小平建言，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教事业的进步有重大贡献。

李政道的巨大成就、贡献与他的恩师束星北的不幸遭遇，让人不能不反思中国曾经那段不堪回首的摧残人才的岁月，警醒中国日后绝不能重蹈历史覆辙。李政道生于1926年，1943年就读于浙江大学，恰逢物理学家束星北在浙江大学任教。束星北生于1907年，青年时期曾在欧美留学，是一位造诣极高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他在浙大任教期间发现了李政道，并重点培养李政道，两人成为师徒和知己。

1946年李政道赴美留学，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Enrico Fermi），195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那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束星北留在国内任教，而李政道选择留在美国从事科研。据网上流传较多的说法，曾与李政道同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巫宁坤，在1951年回国过程中，曾询问为他送行的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后者说他不愿让人洗脑。无论当年李政道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但历史已经证明，他留在美国，无论对他个人的命运还是对人类物理学和后来中国科教事业，都是极为明智和正确的选择。

当年毅然返回中国的巫宁坤和李政道的恩师束星北一样，很快便遭到一连串残酷政治运动的冲击，在严重缺乏法治和人权保障的年代，无端被打成极右派。期间，巫宁坤被开除公职，被送往监狱，被押往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被批斗，被关「牛棚」。束星北同样十分不幸，一身的才华无处施展，遭到残酷打击，只能被迫抬土筐、搬石头、扫厕所。与他们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留在美国的李政道有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环境，并迅速获得巨大成功，与杨振宁一起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像巫宁坤、束星北一样不幸遭遇的知识分子、科学家比比皆是，大约20年时间里，数十万人才遭到冲击，整个中国的人才培养出现断层。

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在美国已取得巨大成就的李政道回到中国，获得时任总理周恩来的高规格接见。当时周恩来对李政道说，希望他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做些工作，比如邀请海外人才来华讲学。然而，李政道表示，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得到使用，比如他的老师束星北。从那时开始，包括1974年获得毛泽东的接见，李政道开始频繁向中国高层提出培养人才的建议，甚至在面对「四人帮」的反对和质疑时，他敢于据理力争。后来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到来，李政道的主张开始在中国落地，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政道对中国科教事业的影响与邓小平的推动密不可分。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复出，以科技、教育为抓手，开始对文革期间的极左乱象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主张大力发展科学、教育。据了解，邓小平与李政道至少会见14次。李政道曾撰文写道：「近20年来，我为推动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几件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博士后流动站制度的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完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以及建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等。这些工作大多是我直接向小平先生提出的，无不受到小平先生的直接关怀和帮助。我与小平先生交往中的话题，主要是围绕上述工作创意筹划和实施而进行的。」

在许多人看来，李政道虽不是中国国籍，但称得上伟大的爱国者，他用数十年的时间，致力于推动中美科教合作与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将大批中国学生送往世界一流大学，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命运。与李政道的命运形成鲜明反差的巫宁坤、束星北的命运乃至背后数十万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则警醒着中国牢记历史教训，要尽可能为更多的国民创造一个人尽其才的开放、公平、包容的社会环境。毕竟，人类历史已证明，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挖掘国民的潜力，往往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