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作家陈铨在他的《蓝蝴蝶》剧本开头引用莎士比亚戏剧的名言：“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出戏剧，谁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场，谁也不能在后台休息。”然而20世纪40年代，陈铨因缘际会、“粉墨登场”，风光无限；而随着新政权的建立，陈铨不得不退出历史的舞台，到“后台休息”了，他被人们遗忘了。“文革”期间，他四川富顺老家的兄弟、侄子都不知他的下落。他当年的中学同学、革命作家阳翰笙在1992年还托人打听陈铨的下落，殊不知那时陈铨已离开人世23个寒暑了。

陈铨，1903年9月25日生于四川富顺县城的盐井街，父亲是个秀才，还精通中医，家里开了个中药铺。私塾的教育奠定陈铨的古典修养，13岁以后，他被父亲送到富顺县高等小学堂读书。1919年他考入四川国立成都中学，与阳翰笙成为同班同学。1921年陈铨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清华学校。1922年1月，吴宓在南京和梅光迪、胡先骕等几位同仁，共同创办了《学衡》杂志。据学者沈卫威查得陈铨的档案，他与吴宓最早的结识是在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的暑期学校。这一年暑假，陈铨和清华同学贺麟、向理润到南京参加两周暑期学校，吴宓为这次暑期学校开设两门课。而两人更进一步的交往则要等到1925年吴宓回到清华教书后，他成为吴宓最得意的三个弟子之一，其他两人是贺麟和张荫麟。陈铨曾说：“吴宓，清华时我最亲密的先生。我常去请教他，他许我为天才，尽力提拔我。我做学生时，他把我翻译的苏联小说《可可糖》（Chocolate）介绍到《大公报》的《国闻周报》，又介绍我的小说《革命的前一幕》给新月书店（后来新月改成《天问》）。因为他的劝告，我学文学。”其实在1925年间，陈铨是“左右清华文坛的人物”。据学者黄延复的统计，从创刊到第四期的《清华文艺》，陈铨以“大铨”、“记者”、“涛每”和“编辑”为名，共发表文章38篇。

后来他上吴宓的翻译课，开始在《学衡》发表诗歌翻译。1925年《学衡》第四十八期有他翻译的雪莱（Shelley）的《云吟》（The Cloud），第四十九期有他和吴宓、张荫麟、贺麟、杨昌龄同时翻译的罗色蒂（Christina Rossetti）的《愿君常忆我》，1926年第五十四期有翻译济慈（Keats）的诗作《无情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第五十七期有翻译歌德的两首诗。学者沈卫威认为：“陈铨受吴宓的影响，从《学衡》翻译诗歌起步，从清华校园走出，经《国闻周报》连载翻译小说得到进一步锻炼。而后携长篇小说登上文坛，这背后的动力是他的老师吴宓。”

1928年7月底，陈铨启程赴美留学，他进入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学习英文和德文。两年后，他获得硕士学位。再进入德国基尔大学主修德国文学及哲学，在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理查德•克罗讷尔（Richard Kroner）的指导下，陈铨系统地研读了黑格尔、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梳理出了德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1933年7月，他获得文学博士，接着又进入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德国文学及哲学。1934年1月，他返回阔别5年的祖国。

因经济因素及朋友的请托，他先到武汉大学教授英文及英国文学，但只有短短5个月，之后他就受聘为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1936年升任教授。1936年4月，他在《清华学报》第11卷第2期发表著名的论文《从叔本华到尼采》，论述了尼采如何从信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走向超人哲学，成为强力意志哲学的宣传者。同时他将当年在德国完成的博士论文译成中文，书名改为《中德文学研究》，也在同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学者季进、曾一果认为《中德文学研究》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和运用世界的眼光，把中德文学置于一个平等对话的语境中，第一次系统考察与论述了中德文学交流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命题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个案，作者对中德文学、世界文学乃至人类文化和谐发展的深刻见解，至今仍有着深远的意义。《中德文学研究》也开创了此后中德文学关系研究的基本思路，成为中德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但学者李欧梵却认为：“诚然，这是一本开山之作，架构很大，数据也比较丰富，但方法似乎相当保守。如果与钱锺书在牛津的论文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相比，二人的功力恐怕高下自明了吧？”

抗战期间，陈铨和雷海宗、林同济同聚于昆明，面对民族生存危机，因为三人大致相似的学术、思想背景，特别是基于共同对“民族精神”的理解，于是因缘际会，他们走到一起。他们利用昆明、重庆两个战时文化中心的几个重要媒体，如《大公报》、《今日评论》、《民族文学》、《战国策》等，宣传自己匡时救世的思想。于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文化学派——“战国策派”就这样诞生了。

“战国策派”是1940年，因林同济、陈铨、雷海宗、沈从文、贺麟等人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的。在《战国策》第二期《本刊启事》中，声称：“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抱定非红非白，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旨……，此中一切政治及其它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他们根据斯宾格勒和汤恩比的研究成果，又借鉴了维柯的历史循环论，通过对中西历史发展演变的分析，认为：当时的世界处于人类历史的列国阶段，中国正处于大一统阶段的末期，由于长期处于高度皇权集中的大一统情况下，形成了官僚体制下的四种毒质：“皇权毒”、“文人毒”、“宗法毒”、“钱神毒”，由此造成人心涣散的慵懒风气，特别在外敌入侵的时候，这种社会弊端暴露得更为明显。针对这种情况，陈铨大胆借鉴尼采的意志哲学，提出“权力意志”和“英雄崇拜”。

学者叶隽指出，“战国策派”素来以其德国特色而名著于世，但当时的论者又多将其认为“在政治上鼓吹要强权政治，歌颂德国法西斯的独裁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情文学的轨道”，也因此“战国策派”被打成“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思想逆流”。其实若重估他们的文化史的价值，他们所提倡的“民族文学”，其实是抗战文化的一个分支，而“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以及建立元首制的呼吁，也是“战国策派”学人“救亡第一”的政治策略。

学者黄波就认为，如果硬要追问“战国策派”学人错在何处，只好说他们的“救世之心”太切了！不仅是他们关于政治的看法，其学术研究中也往往贯注着强烈的救世欲望。雷海宗提出的中国文化独占两周并且有可能经由抗战开辟第三周的观点当年颇为轰动，但他认为，其中多是套用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模式推演而来，没有多少实证的基础，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固然能激励士气和人心，而学术的独立性却未免要打些折扣。“以天下为己任”，即使将自己适度扭曲也在所不惜，这其实要算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通病”了。

与“战国策派”诸人不同的是，陈铨作为一个文学家意识到文学运动与民族运动之间的深刻联系，认识到文学在建构民族观念方面的独特作用。作为对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陈铨写过不少作品，如剧本《野玫瑰》、《金指环》、《蓝蝴蝶》、《无情女》，还有长篇小说《狂飙》等。其中《野玫瑰》从昆明到重庆演出一路轰动，据统计，它在重庆总共演出16场，观众达到万人以上。陈铨因此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也引起了官方的重视。1942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年度学术奖，陈铨的《野玫瑰》名列三等奖。关于这个奖项，研究者季进、曾一果认为“这次评奖并没有以政治倾向作为依据，体现了评奖委员会非常独立的立场。后来此类奖项，也有不少左翼人士包括共产党作家的作品获奖”。可是当年得奖的《野玫瑰》却遭到了来自左翼的猛烈的抨击，“糖衣毒药”、“炮制汉奸理论”等帽子都不期而至。据演员白杨的回忆，以“革命作家”出名，实为中共在大后方的文化领导人之一的阳翰笙更干脆断定“陈铨是文化特务”。而国民政府方面针对左翼的批评声浪也作出了响应。《野玫瑰》的风波看似偶然，其实正透出国共两党对意识形态控制权的争夺，而陈铨就这样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名为文艺实为政治的纠葛中。

当时话剧成为抗战宣传的一项重要活动，陈铨积极投身到这一运动中，他当时集编剧、导演、戏剧理论批评三者于一身，再加上他原本的大学教授、作家，他的身份可说是多重的，也可以想见他当时的炙手可热。陈铨不仅是一个多产的剧作家，而且是一个多产的小说家。在1949年以前，他创作出版了近十部中长篇小说，如《天问》、《革命的前一幕》、《恋爱之冲突》、《死灰》、《彷徨中的冷静》、《再见冷荇》、《归鸿》、《狂飙》等，此外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散见于各个时期，如《重题》、《玛丽与露茜》、《旅伴》、《一句话》、《花瓶》、《支票》、《腊梅》、《订婚》、《婚变》、《风波》，等等。虽然陈铨小说也借鉴了中国古代小说和戏剧的结构安排，但是小说的思想基本上是西方式的，小说的风格也比较浪漫夸张，喜欢大段议论，完全摆脱了中国小说单纯的外部描写的手法。

然而从1949年到他1969年生命结束时的20年间，他因背着抗战时那些所谓的“反动剧本和文章的问题”，加上一顶“右派”帽子（1961年虽被“摘帽”，但是摘而不掉，帽子仍背在身后），使他艰难地跋涉着。文学的创作热情已消失殆尽，翻译和研究也只能在家中暗自进行。也仅有1955年在王造时主持的上海自由出版社，翻译出版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两人在边境》一书。大量的翻译和研究文稿无法出版。他的学生回忆说，他看上去还乐观，但也有知情者说，他实际上很孤独、苦闷。

1957年“反右”运动，他被下放到南京大学外文系的资料室。南京大学的学生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图书管理员”的来历了。翻译家杨武能在《“图书管理员”陈铨》一文中，回忆当年的情景：“这宝山（指数据室）也有一位充当看守的小矮人吶！别看此人个子矮小，可却神通广大，不仅对自己掌管的宝藏了如指掌，而且尽职尽责，开放和借阅的时间总是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还能对师生的提问给予解答。从二年级下学期起，我跟这小老头儿几乎每周都要打交道，都要接受他的服务和帮助。我敢断言，像他似的既学识渊博又有求必应的图书管理员，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了。起初我对此只是既感叹又庆幸：自己进入的这所大学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日后我才得知，这位其貌不扬、言行谨慎的老先生，名字叫陈铨。他虽然精通德语和德国文学、文化，却上不了讲堂，原因是据说不但历史有问题，解放前写过一部‘甚至得到蒋介石赞赏’的剧本《野玫瑰》，而且还是个‘大右派’！可尽管如此，我发现我的老师叶逢桢、张威廉却异常尊敬他，不像某些人似的对他直呼其名，而总是称他‘陈先生，陈先生’。”

“文革”期间，六十多岁的陈铨，天还没亮就要拖着有严重哮喘病的身体，去打扫楼道的所有厕所，冬天里还要扫除楼前的积雪，然后再到学校准时“上班”，那时的“上班”，也就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或思想检查。人们在陈铨的胸前挂上黑牌，终日不准拿下，这给老弱病残的身体带来了致命的打击。1969年1月31日，一个寒冷的冬日，陈铨这位尼采学说的中国门徒，终于支撑不住，颓然倒下，走完他66年曲折丰富的人生历程。

陈铨在1949年以后即基本上从文学界和学术界消失了，年轻读者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生平、作品及研究数据，可说是相当缺乏。学者季进、曾一果两人花费大量精力，在2005年出版《陈铨：异邦的借镜》，是第一次梳理陈铨的生平创作，还原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及文化史的地位之作。学者李欧梵在赞赏该书之余，对陈铨晚年不无感慨，他想到同样也是留德的朱光潜，他说：“朱先生终其一生，晚年虽自认为是归依于马克思主义，但真正服膺的却是维柯（Vico，也是扎伊尔德最佩服的西方思想家），去世前终于译完维柯的巨著《新科学》。而陈铨在1949年以后，却一无所成，尼采的遗产彻底破产，留下一片思想上的空白。在整整18年中，这位当年赫赫有名的一流学者，却只能虚心翻译一本二流的苏联学者写的《德国文学概论》，借此重温旧学，他日记中一再提到的“回家继续读Tinko”，也不知这个‘Tinko’是何许人或何许书。”到底是他才华幽闭了？还是不断地整肃使他封笔了？造化弄人，天曷言哉!

（转自《民国的身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