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铨(1903～1969),字涛西,四川富顺人,剧作家。1921年8月到北京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28年8月出国。先后留学于美国、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外语。留学期间接受了尼采哲学的影响。1933年在德国克尔(Kiel)大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探讨中国文学在德国的翻译和传播，是中国文学研究中较早出现的重要比较文学论文。1934年初回国,此后9年间先后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英文或德文。1946年8月到上海，执教于同济大学。1952年至病逝一直在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

翻译家杨武能在回忆早年的求学生涯时，总会提起南京大学外文资料室里的那位“个子矮小，却对自己掌管的宝藏了如指掌”的“世外高人”。

这个“小矮人”精通德语和德国文学，却上不了讲堂。据说他在解放前写过一部得到蒋介石赞赏的剧本，是个“大右派”。尽管如此，德文系的老师们却异常尊敬他，总是称他“陈先生”。

多年以后，杨武能才得知，这位其貌不扬、言行谨慎的老先生，便是“中国研究日耳曼学的鼻祖”陈铨。这位“图书管理员”，早在1931年就从德国基尔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比自己的导师冯至还早4年。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助理研究员叶隽，在评价这两位“经历相近，专业相同”的留德学人时指出：就文学创作的艺术性来看，陈铨要弱冯至一筹；但若以“入世”的积极和“致用”的情结而论，陈铨又胜过了那位“沉思的诗人”。

早在清华读书时，陈铨便与钱钟书、张荫麟、李长之并称“清华四才子”。但这位以文论著称的学生一度想改习化学，只因化学属于“实际有用的学科”，“习之可服务社会。”这个“学以致用”的想法，引得老师吴宓在日记里大呼“哀哉”。

其后，抗战的爆发把陈铨引回到传统文人“以文载道”的旧途。1940年4月，他与雷海宗、林同济等人创办《战国策》半月刊，这个日后被称作“战国策派”的团队，在抗战的旗帜下，致力于战时民族文化的重建。此时的陈铨开始尝试用戏剧启发民智。

作为一个高产的剧作家，陈铨被后人记住的只剩下这样四句台词：“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本戏剧，谁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场，谁也不能在后台休息。”

从“粉墨登场”到被迫在“后台休息”，这几句话成了陈铨一生命运跌宕起伏的真实写照。

被左翼文人讥为“粉墨登场”的那出戏，是陈铨抗战期间编写的《野玫瑰》，讲的是国民党女特工在沦陷区用计铲除汉奸的故事。1942年，《野玫瑰》在西南联大上演成功后，重庆话剧界也开始着手排练。这出融合了“战争、爱情、道德”三种元素的话剧，与郭沫若的《屈原》一起，成为重庆当时最轰动的演出剧目。

女主角秦怡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些空军官兵也来看戏，但戏票已经一抢而空，这些军人竟然在剧场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坚持要入场。

《野玫瑰》的火爆为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可争议也随之而起。在陈铨笔下，汉奸王立民被塑造成一个有人伦之情，甚至有思想的人。这个大胆的尝试，突破了以往锄奸剧中“汉奸即坏蛋”的单一化创作思路，陈铨由此落下了“美化汉奸”的口实。

皖南事变后，《野玫瑰》愈加成为左翼文人攻击的标靶。1942年，国民党教育部颁发年度学术奖，陈铨的《野玫瑰》与曹禺的《北京人》等作品获三等奖。但在左翼文人的抗议下，国民党后来撤销了对《野玫瑰》的“嘉奖”。

此时身处昆明的陈铨反应倒很平和。他只在一篇“自辩”中阐明了自己的创作思路，以求“不引起任何误解和歪曲，就心满意足了。”

只是这篇自辩，没能改变其日后被批判的命运。1957年陈铨被下放到南京大学外文系的资料室。从他残存的日记可以看到，开会、讨论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写思想报告，已经成为陈铨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偶尔的触发，还会勾起他对戏剧生活的怀念。

之后，脱去右派帽子不久的剧作家，又陷入了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中。数九寒冬的凌晨，陈铨拖着有严重哮喘病的身体，去打扫厕所和扫除积雪。一些别有用心的新邻居，命令陈铨胸前挂上黑牌，终日不准拿下。

这位“尼采思想最有力的阐释者”，曾经幻想以个体的强烈意志，与整个时代相抗衡。但在1969年1月31日这个寒冷的冬日，他终于支撑不住，“颓然倒下”。

一位作家在重读这段往事时，适逢李安的电影《色，戒》在国内上映，一时间，“美化汉奸”的争议骤起，理由之一竟是“饰演汉奸的梁朝伟过于帅气”。这位作家由此想起陈铨和《野玫瑰》引起的风波，不由得感叹：“这仿佛是历史的一个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