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无量大人胡同我家宅院里，看着每一扇窗户，我都能遥想到祖父母当年在屋里的动静，但十五年前房子被拆毁了，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我的祖父华南圭(字通斋)是无锡人，1904年自京师大学堂官派留学法国，后来成为卓越的土木工程师及土木工程教育家。祖母(Stéphanie Rosenthal)与祖父在巴黎相识，婚后在1911年来到中国。祖父在巴黎的公共工程学院(Ecole des Travaux Publics)就学时，祖母在巴黎的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é)读植物学，估计他们是在某个大学生聚会的场合认识的。两人之间用法语交流，并一直如此。

祖母1883年出生在波兰中部城市卡利什(Kalisz)，原名Stéphanie Rosenthal，婚后依西方习俗改成夫姓，所以来到中国后就有了华罗琛这一名字。来华几年后，早已有文学志向的祖母，开始提笔用法文或英文写中国人的故事，署名Horose，以不同载体，或小说或杂文或游记，分别在中国和法国发表。在中国发表时，由祖父或他人译成中文，署名罗琛或华罗琛或露存。

祖父归国后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京汉铁路线上的彰德府(即河南安阳)任段长，这里便是祖母的第一个落脚地，但很暂短，因为一年后祖父就被调到北京的交通部任要职，之后各种职务也是以北京为轴心，所以直到祖母1937年初夏离开中国，她几乎全部的生活都在北京。对于彰德府，留下的唯一记忆是一张1912年10月的全家福照片，那是我父亲华揽洪(后成为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满月时拍摄的，与专程从无锡荡口过来团聚的曾祖父和伯祖父一起。

到北京后，祖父在无量大人胡同买了一块荒地，为家人设计了一所风格中西合璧的宅子，形成18、19、20号三个门牌，1914年入住，四十年后我就在这里出生。1915年，祖母以“无量大人胡同19号”为基地，发表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女博士》，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是忙里偷闲的祖父用文言体翻译的，描写一位中国女子到巴黎学西医的经历以及她归国后如何创业。

1923年她又在文学杂志《小说世界》，分八期连载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恋爱与义务》，中文(白话文)译者为赵祖欣先生(即赵少侯，著名翻译家)。1924年，仍是在《小说世界》，发表了中篇小说《回国学生》。祖母的作品，经常围绕年轻人婚姻不能自主的主题，也围绕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跨国家庭的处境，字里行间还诉出其他令她忧心的社会现象。

《恋爱与义务》在刊物上连载后，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还有祖母自己写的英文版(Love and Duty)。几年后又在法国出了法文版[La symphonie des ombres chinoises (浮影)]。作品倾诉了一场由包办婚姻酝酿的悲剧：在长辈压力下，女主人公没能与自己的初恋情人结合，不得已嫁给门当户对但无感情的男人。若干年后她与所爱的人重逢，选择了私奔和抛弃幼小的两个子女，但内心极为痛苦。同时因此行为被社会所不齿，导致其情人在穷困潦倒中病逝，而他们两人所生的女儿在成人后也为此不得顺利出嫁。最终她为成全女儿的幸福决定自尽，并给丈夫留下一纸遗书，恳求收容女儿并托付照顾好三个孩子。

蔡元培先生为这本书写了序，行文中说读后“心神为之一振；其叙事纯用自然派作法；准个人适应环境之能力而写其因果之不爽；其宗旨则颇以自由恋爱在一种环境中，殆不免於痛苦……”

透过民国老报刊的众多书评和相关报道可以发现，《恋爱与义务》是祖母小说中最成功的一部。之后若干年中，她又写出也非常受欢迎的《她与他》(1928)和《双练》(1934) (仍由祖父翻译，前者文言体，后者白话文)，以及只在法国出版而没有中文译本的 Nos sangs melés (混血)(1957)等法文著作，但还是《恋爱与义务》影响最大，多次脱销再版，并且还分别在不同年代被改编成不同剧本，陆续搬上银幕。第一次在1931年，由联华影业公司摄制默片，片名即《恋爱与义务》，阮玲玉和金焰担任主演。第二次是1938年，由新华影业公司以有声形式重拍，片名为《情天血泪》，第三次是邵氏兄弟公司1955年在香港再次重拍，仍叫做《恋爱与义务》。

《恋爱与义务》的默片版拷贝曾失踪半个世纪，后被台湾电影资料馆从南美的乌拉圭偶然找到。继而在上海(2014)和北京(2016)举办的国际电影节放映了。我在电影院里发现几位年轻观众，居然能接受这么一部时长两个半小时的默片，而且还看哭了，显然是被其主题的永恒性所打动。

祖母还写有一本评论中国社会现实的杂文选集，也得到很大关注，即1926年出版的《心文》(祖父翻译，文言体)，署名露存。1998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以白话文重译了《心文》，附在其所出版的美国著名行政法学专家古德诺(Goodnow，1859～1939)所著《解析中国》里，以显示另一位西方人的视角。文中，她赞美天津南开学校：“外人常言，华人独办之事业，若无外人助之，则十之九不能成就，或成就而糜费甚大。然观于南开，则此言殊不可信。”她又痛心一些生活优裕的妇女对子女的失职：“对于小儿未受完善之抚育耳，其咎谁属？属于为母者。号称巨室世家之太太奶奶，十之八九，以麻雀为日课，维日不足，继之以夜，甚或通宵达旦。如之何能夙兴以监视其儿童照料其儿童乎？”书中多为针砭时弊。

《心文》的序言是朱胡彬夏女士写的，其中说到祖母：“视吾国如其母国，其关心于吾民之痛痒，与忧世愤俗之慨，殊不亚于吾人。其对于吾国政教风俗人情心理之观念与议论，则以其幼年在另一环境所受之影响，反较吾人为公允透彻。”朱胡彬夏是当年的女权运动先驱和著名报人，1931年不幸病逝。而在胡寄尘为《她与他》所做的序言中，也对祖母有类似评价：“女士爱其第二祖国之热心，不减于吾侪之爱吾第一祖国。伊以另一眼光，批评吾国社会，以及文艺等，有为吾国人所不能见到者，其名贵可知；况乎一文一字，又皆出于爱国之诚哉。女士尝曰：‘吾之著述：非欲以才炫世，实欲以义献于世。’吾等之读其文，当若何自勉庶几不负其盛意也。”

与此同时，祖母在法国当地期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以正面介绍中国为主，以弥补西方对中国认知的不足或纠正偏差。如1931年在《电影周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影戏进步情形》，1932年在《希腊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女士》，后者描述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

祖母也不仅写作，还是热衷于行动的社会活动家。早在1912年，刚到中国不久，她就组建了一个小社团，成员为一些在中国生活的西方妇女和嫁给西方人的中国妇女，聚会时沟通家庭教育等问题，或举办演奏会和舞会。该社团还进行各种慈善事业，如募捐赞助孤儿院和黄包车夫等。

到了二三十年代，祖母开始关注更为广大的纯粹的中国妇女，因此她参与成立了《女子敦谊会》和《国际妇女友仁会》，并发起成立了《女子扶轮会》，与一些中西妇女定时聚会，讨论如何让妇女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及子女的身体健康，如何让更多妇女读书看报，不再沉湎于麻将牌等。我在民国老报纸上零星读到了《国际妇女友仁会》的活动：指导婴儿哺乳卫生方法的《告母亲书》、组织食品商店清洁有奖比赛的《告市民防疫书》、组织赈灾游艺大会等。李定夷著《民国趣史》(1917)“敦谊会之西曲”提及《女子敦谊会》：“前者孙总理夫人与华南圭夫人等，以吾国妇女向鲜家庭教育，特行发起办一女子敦谊会，俾得不时聚集讨论进行。该会成立之期，特假外交部新公所开一茶会，中西妇女到者数百人。”

另外，为了促进中西作家交流和鼓励更多关注社会问题的优秀文学作品，1935年，她在无量大人胡同家里，成立了一个叫做“北平国际文艺座谈会”的文化沙龙，确定每月举办一次茶会，由部分中外会员轮流就不同的主题发表讲演。依该座谈会章程所述，其目的也为“提倡公正真实足以增进国际民族间之谅解与感情之一切作品”“反对存心侮辱伪造事实足以引起国际民族间之仇恨与恶感之一切作品”。

在这里，祖母曾介绍波兰作家Henryk. Sienkiewicz(亨利•显克维奇)的著作《你往何处去》(Quo Vadis，诺贝尔奖)；彭麟阁先生讲过中国诗歌的演变；郭文蔚先生讲法国文学家Anatole France(阿纳·托尔法朗士)，范任先生介绍过鲁迅作品；梁宗岱先生讲法国文学家Paul Valery(保罗·瓦莱里)，等等。该会还为纪念四年前离世的朱胡彬夏女士，设立了《朱胡彬夏》文学奖金，奖励给了《生命的波涛》的作者刘王立明女士和《幽闭的陈庄》的作者王林先生。

该座谈会的中国会员还有朱光潜、吴宓、郑振铎、梁宗岱、彭基相、陈绵、张若明、王蔼芬、曾觉之、刘廷芳等人，及法籍会员邵可侣(Jacques Reclus)和英籍会员鲍尔温等人。会场主要是在我家庭院或客厅里，偶尔也在他处，如吴宓先生家里，其在1937年春的日记里有过几次记载。

这个座谈会举办了两年，后来随着日本侵华，便在无形中解散了。

1937年初，祖母还邀请重返北京的法国传奇女藏学家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到我家居住了几个月，她们后来成为挚友。

祖母还非常积极参与推广世界语(esperanto)，这应该早就是祖父母的共识。世界语是波兰的柴门霍夫(Zamenhof)医生在1887年人为创造的一种语言，旨在便利各国人民的语言沟通。在英语自然地担当了这个角色之前，很多知识界人士都曾有通过世界语联系地球人的梦想。祖父也是这个心愿，所以他就在留学期间的1909年，创办了一份推广世界语的中世双语杂志《科学文学中国语世界语杂志》，当时参与创办的另外两人是秦玉麟和华荷裳。这个华荷裳，是祖母正式取名华罗琛之前的一个临时中文姓名，同样译自她的娘家姓Rosenthal。而来华之后，她也一直没有停止这方面的关注，我在1922年12月的一份《晨报》上，就看到一则在北京大学召开世界语联合大会的消息，上面列出的演讲人就有祖母。甚至到了八十多岁，当她回到阔别二十四年的北京时，竟还惦记着这份已成“明日黄花”的热忱，经常和我说起来。

祖母回到北京时，我十二岁，之前几乎不认识她。说“几乎”，是因为我在上小学前夕，曾和母亲及姐姐去了一趟巴黎，与生活在巴黎的亲人匆匆见过几面，之后就不再可能。祖母是在1937年初夏回到法国的，祖父两年后在巴黎与她相聚。而当祖父在战后返回中国时，不知何故她没有一起登船。接下来又是各种社会动荡，他们于是天各一方，没再见过面，直到祖父1961年去世。然后祖母在1966年5月回到了我父亲身边，并于1970年1月在北京去世。

对祖父母百年前的故事，对他们在半个世纪中的跨国经历，家人讲述给我的，只是零星的片段，更多细节则隐藏在昔日的文字记载中，还待我慢慢发现。近几年我对祖父研究较多，遥望他极为忙碌的身影，所以很好奇他如何有时间翻译祖母的文学作品。祖父担任过交通部总工程师、京汉铁路和北宁铁路总工程师及北平特别市工务局长等，日夜操心。

他还笔耕不断，出过很多部土木工程方面的著作。他怎样能挤出光阴，又是如何一再把笔锋从“材料耐力”“砖石结构”这些，突转到祖母小说里的儿女情长中呢？答案应该是爱情的力量，还有“志同道合”——因为祖父不止关注工程技术，他1906年写就《法国公民教育》，191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向国人引进公民概念。祖母在作品中所表达的观念，本就是他所认同。另外再想到祖父自年轻时就热爱文学，能有机会抒发一下，也应是兴趣所致，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双练》的译文，他还给每个章节之首添加了屈原或白居易等人的诗作，如中国章回小说的开场诗一般。

祖父母生育了两个子女，我的父亲华揽洪(Leon HOA)和我的姑姑华西蒙(Simone HOA)。兄妹俩在少年时代被送到巴黎读书，后来都成为了建筑师。父亲先后在法国和中国执业，姑姑在比利时执业。

过去，站在无量大人胡同我家宅院里，看着每一扇窗户，我都能遥想到祖父母当年在屋里的动静，但十五年前房子被拆毁了，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了。唯独只有几张二三十年代老照片，凝固了昔日场景：祖母站立在房子前；祖母坐在书房里(正在写《恋爱与义务》还是《双练》？）。那张古老书桌还幸存，现在巴黎家人的客厅里；绿树成荫的院子——北平国际文艺座谈会的客人们曾围坐在这里饮茶；年轻时代的父亲和姑姑，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祖母的小说里多次呈现这列火车的情形)回北京家里探望父母，站在宅子台阶上。

祖母的故事，她写的，和别人写她的，我还有很多没有看到，尤其是英法文的老资料，需要再去寻找。我也从没有去过她的波兰故乡Karisz，那是她长途旅行的起点。走到巴黎，她爱上了一个中国人，走到北京，她又爱上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