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同济的“道家回归主义者”兼有强大的意志和超然的精神，堪称完美人格；令人惊奇的是，毛泽东的艺术精神同样具有强大的意志和超然的精神，与这种“道家回归主义者”有暗合之处。但这种暗合在表面的巧合中包含了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道家回归主义者；毛泽东艺术精神；强大意志；超然精神

林同济为国统区作家，他没有接触过毛泽东，更没有对毛泽东进行过研究，而他提出的“道家回归主义者”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和艺术精神有着惊人相似之处。这种巧合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假如我们拂去历史的风尘，探讨中国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国民性的思考，就会发现，这种“巧合”实际上包含了历史的必然。
一、林同济的“道家回归主义者”
1947年，美国的《观念史杂志》发表了林同济的论文《中国心灵：道家的潜在层》一文[1]180-193，在这篇极富思想含量的学术论文里，林同济提出了他的四种道家人格范型，其中，被他推崇并视为理想人格范型的就是“道家回归主义者”。
在这篇文章里，林同济把受道家思想影响所形成的人格类型归结为四种，这四种类型包含有一种递进的关系。第一种道家人格范型是“道家叛徒”，具备这种人格的人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精神上遗世独立，情感上自我放纵，艺术上表现为一种醉酒的唯美的精神状态，典型的代表是一边喝酒一边无情嘲弄世俗的“竹林七贤”以及唐朝大诗人李白。当“叛徒”酒醒之后开始对自己发生怀疑，知道自己的一切行为毫无价值，于是，“狂暴的叛徒变成谦卑的隐士”，这就是第二种道家人格范型――“道家隐士”。这是一种怀疑一切，藐视一切后的退隐者，他没有信念，“不知尘世为何物”，在艺术上这是一种中国山水画的境界，“这种艺术给人的最大满足在于它的泛神论式的宁静”。但“叛徒”和“隐士”是寻求逃避的，道家信徒的第三种类型“道家流氓”则活在人群中。这种信徒认为，“一个人的内心体验可以同他的外部行为区别开来。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入乡随俗，但他的内心不必如此。从众并不意味着内心的赞同。”因而，“尽管每一个中国人都继承了儒家的无数繁文缛节，他的心灵仍像空中的飞鸟一样自由”。叛徒和隐士逃避社会，流氓在社会上随波逐流，林同济认为，这些都不是道家思想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乃是第四种――道家回归主义者：“这种道家信徒在断然出世之后又决定重返社会。他曾经批判自我和所有形式，带着火燃尽后的余灰退隐山间；现在又像虔诚的斗士一样高举形式的火把冲进山谷。经过大胆的否定之否定，这位道家信徒用意志力使自己成为最积极的人。回归主义道家信徒是中国文化所能产生的最高层次的人格。在中国人眼里，他身为道家却为儒家理想而奋斗，是最伟大的政治家。”[1]180-193
在这儿，林同济实际上表现了对传统道家改造的愿望：回归现实世界，否定遁世。回归之后的道家信徒的显明特点是具有强大的意志。这可以说是林同济针对中国文化的缺陷所开出的一剂良方。中国文化在传统道家的影响下不重意志的发扬，道家哲学在“无我”和“超然”的追求中逻辑地包含了否定意志的倾向，中国艺术一向奉“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2]为最高境界。但是，根据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观点，意志乃世界的终极本质，是不可否定的。在西学的观照下，林同济对这种思想和艺术是警惕的，在《寄语中国艺术人》中，他说：“我看尽你们的画了……你们的山水画有一道不可磨灭的功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安眠力。”[3]这是对老庄影响下的中国艺术精神消极性的深刻揭示。林同济之所以扬弃他归纳的道家人格前面三种，即在于“叛徒和隐士逃避社会，流氓在社会上随波逐流”，就是说，他们均放弃了自我意志。所以，林同济一再强调，他的道家回归主义者是“斗士”，具有“意志力”，是“最积极的人”，“为儒家理想而奋斗”，“是最伟大的政治家”，是包含了用意志哲学来打消道家哲学消极思想的用意，他要为中国的国民性注入强健的质素。
但是，林同济用意志哲学来改造中国人的努力并不是对道家哲学的彻底否定，相反，他的“道家回归主义者”的基本身份是“道家”，而不是尼采意义上的“超人”。林同济之所以用“道家”来命名他理想的人格范型，实际上来自于他对道家基本理念的认同。林同济将道家与世界知名宗教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相比，“道家的自由是一个先于社会存在或脱离社会的个体的自由，而西方的自由意志是一个意识到社会存在的个体的自由”[1]182。因而，“西方的个人主义是一种信念，道家思想是一种杰出的怀疑论”，道家信徒“视信念如浮云”[1]184，“世界知名的各种宗教用诸如转世或救赎之类的概念来超度灵魂，但时空仍然沉甸甸地压在人的心头。只有道家弟子才能获得那种奇特缥缈的，似乎包容了时空的灵性”[1]187。这样看来，与世界宗教哲学相比，道家思想的独特魅力在于它无所谓信念，超越一切，不同于其它宗教哲学因信念而背负沉重的精神压力。简言之，超然以及由超然带来的极大自由是道家独特的个性。林同济显然看出了道家哲学在实现人的自由中不可替代的思想优势，因而将它作为自己思想的根本。他虽用“道家回归主义者”扬弃了前三种道家人格，但并不是将这三种人格弃之敝屣，相反，我们认为，道家回归主义者包含了前三种人格中合理的因子，比如道家叛徒“精神上遗世独立”，道家隐士“泛神论式的宁静”，道家流氓“像空中的飞鸟一样自由”的心灵，我们注意到林同济在描述这些特征的时候是富含诗意的。林同济将意志的追求作为回归主义者精神之一极，也不在于将意志作为终极信仰，他只是要在意志中实现自己的自由，道家回归主义者“只有孜孜不倦地执行既定责任才能使自己获得新的自由”[1]193。因为，正如上述，否定意志是不可能得到理想的自由的。
这样，我们可以归纳道家回归主义者的两个基本特征：超然的精神和强大的意志。这可以说是林同济综合中西哲学后精心打造的现代人格，一方面，他用意志哲学改造了老庄思想的消极无为，另一方面，他又用老庄的超然自由超越了意志哲学的强烈信念，形成一种积极有为而又超然自由的人格。在汹涌的西化潮流中，林同济在吸收西方思想时保持了可贵的冷静，既不保守又避免了盲目的狂热，他的“道家回归主义者”可以说综合了中西哲学之长而避免各自的缺陷，是中西文化交融结出的有益的硕果。这种人格实际是以道家的超然为基点，融合传统儒家的入世与查拉斯图拉的出世，将个人意志、为世的责任、个人的超脱有机地融为一体，是儒家的圣贤、尼采式超人和道家的真人在新时代下的有机融合。
二、毛泽东的艺术精神：强大意志和超然精神
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逻辑。对兼具强大意志和超然精神的巨人的呼唤绝不是空谷足音，当林同济代替历史发出这种呼唤时，这样的伟人已经应运而生了。我们发现，正是在“强大的意志”和“超然的精神”这两个基本点以及它们的有机融合上，毛泽东的精神境界和艺术境界与道家回归主义者息息相通。当然，这种相通既不是林同济研究毛泽东的结果，也不是毛泽东研究林同济的结果，我们只能说这二者之间是一种暗合；本文也不是严格论证毛泽东是林同济意义上的道家回归主义者，我们不能说，毛泽东人生哲学的基点是道家，但是，毛泽东确实吸收了中西文化中这看似对立的精神两极，并对他的人格和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他的艺术精神呈现出独特的景观。
毛泽东强大的意志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均有显著表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早年毛泽东即表现出“与天战斗，其乐无穷；与地战斗，其乐无穷；与人战斗，其乐无穷”的强烈意志，走上革命和建设的领袖岗位后，这种豪情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变新天”；“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均是这种战斗豪情的艺术记录。在书法作品中，他的这种意志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书于1963年11月7日的“一定要根治海河”，就是一幅表现强烈意志的代表作。整幅作品用墨厚重有力，线条强劲扭转(这在“定”、“要”、“海”、“河”、“泽”等字上充分体现出来)，行笔顿挫刚劲(可欣赏“一定”、“治”的三点水；“一九六三”中的“一”、“三”横画均写为有力的顿点)，表达了根治海河无可阻挡的决心。《长征诗一首》也是这类书法的典型。这幅书法字势纵长，笔锋锐劲，斩钉截铁，一往无前。所摹拟的物象当是高峡激流，字势兼具峡谷的陡峭险峻和激流的奔腾向前。作者让自己的心潮随着激流奔涌在高山峡谷间，势不可挡，让人想到作者面对艰难险阻的昂扬斗志、勇往直前的气势和冲破险阻的信念。整幅作品疾如风雨，劲似雷霆，字势的劲锐直到题款也未尝稍减，笔尽而意不止。
在毛泽东书法中，类似这种表现强烈意志的作品是很多的，如“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一句等等，均是这类书法的代表。这些作品全异于传统书法的“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是“又激又厉，豪气盖世”了[4]95。实为作者强烈意志的现代精神表达。
如果说毛泽东艺术精神中的强大意志是惊人的，那么他艺术精神的另一极“超然”――同样表现得让人惊叹。南京解放后，毛泽东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此诗前三联基本是对现实事件的追述，最后一联则超越了现实，直达哲学境界。它的意思是：世界的变化是如此剧烈，如果上天有情上天也会一样变老；但是人间的天翻地覆只是自然变化而已。这是吸收了庄子哲学“变”的观点。庄子把世界万物的生死、出现和消亡看成“气”的聚散变化过程，毛泽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自己亲自导演的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时，他就没有把这一事件(尽管这一事件无论对毛泽东还是中国历史均是意义非凡的)看得有多么重要，而认为它只是宇宙中无数变化中的一个变化而已，无须惊怪。当他如此想时，也就超越了这次事件，而与宇宙精神融为一体了。同样，我们也可以想起1949年4月下旬，他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读南京解放捷报时那种超然世外的安闲神情，仿佛这次事件与己无关。“人间正道是沧桑”恰是这种超然神情的诗歌阐释。
同样的境界我们还可以在他的一处书法作品中看到。1962年前后他书写了自己创作于1929年10月的词《采桑子•重阳》，有意味的是最后一个字“霜”。此字独占两列，浓墨涂写，字形硕大，与全篇对照鲜明；这个字虽本身笔画繁富，但此处大草的笔法省去大量笔画，留下大片空白，结体疏朗，与全篇茂密的笔画又形成鲜明对照。直观此字，繁霜漫天的意象凸显纸上。作者似乎让自己在这战斗频繁的重阳节期间的种种感受都消融在深秋的漫天繁霜里，他注目这漫天的繁霜，超越了现实，似乎与这宇宙的静谧融为一体。
强大的意志和超然的精神是毛泽东艺术精神的两极，它们不但表现在毛泽东作品的各个部分，更是融合在同一个作品中，甚至不辨彼此，成为一种统一的艺术精神。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意志和超然不是毛泽东一时一地的偶然表现，而是一种统一的精神、活生生的人格。试看《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璧，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里，“万里长江横渡”是一个意志行为，而“极目楚天舒”则是一个超然姿态。下一句同样如此：挑战“风吹浪打”是一个意志行为，而“胜似闲庭信步”则又是一个超然姿态。这几乎成为毛泽东的一个思维定势，下阙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璧，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同样是“意志+超然”的心理模式。从这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毛泽东敢于挑战任何艰难险阻的意志和随时超越于意志之上的安闲心态对于他是二而一的精神，是他活生生人格的两个不同侧面。他对这样的境界显然极为欣赏，这几乎成为他的潜意识。被誉为“现代中国书法史上的绝品”的《忆秦娥•娄山关》有人称为“苍苍茫茫，无天无地”[4]101，“表达的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感情”[4]102。这幅作品以轻细的笔墨和连绵的笔画造成一种邈远的意境。整幅作品浩浩荡荡，浩淼无极，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尤其是“从头越，苍山如海”几个字，笔画渐细，笔势愈加绵邈，似与苍冥相接，远远超越原诗苍凉悲壮而又豪迈劲健的现实情怀，表现出一种“笼天地于一体”的宇宙境界。是战斗的豪情耶?是宏阔的气势耶?抑是超然的无我耶?
三、“道家回归主义者”与毛泽东艺术精神暗合之条件
以意志和超然的有机结合所铸就的道家人格，林同济不光将其称之为“中国文化所能产生的最高层次的人格”，更认为“这是人类的完美境界”，故而“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寥若晨星”[1]191，林同济也仅举出一个例子：诸葛亮。的确，这种人格兼有中国文化的超然和西方文化的积极意志，而避免了中国文化的消极和西方文化因强烈信念带来的精神沉重，闪耀着人类理想主义的光芒。毛泽东艺术精神何以与这种人格暗合?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偶然的――林同济和毛泽东并没有相互的影响；但是，假如我们深入毛泽东的精神世界，深入毛泽东和林同济所同处的时代精神潮流而加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的艺术精神和道家回归主义者的暗合又包含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就对尼采、泡尔生为代表的意志哲学产生强烈兴趣。他曾深入钻研蔡元培翻译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批注一万多字。毛泽东后来曾对斯诺说，看了“蔡元培翻译的一部心理学书”，对他发生了重大影响[5]。泡尔生与尼采关系密切，两人年龄相仿，均推崇叔本华的意志学说，倡导“强力”伦理。毛泽东通过对泡尔生的研究，实际上间接地接受了尼采的意志学说。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毛泽东高度评价尼采，认为德国民族是由尼采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所陶铸”[6]352。受尼采、泡尔生等人意志哲学的影响，毛泽东极为看重意志对人生的意义，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说：“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6]72当多难的时代呼唤英雄伟人时，毛泽东就将这种意志的发扬置于英雄人格的核心：“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此成其为豪杰焉”[6]218，“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砥砺推蹈，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难于长在，如色者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6]219。这些思想成为他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挑战无数艰难险阻的重要哲学基础。
毛泽东早年对庄子也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样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的听课及读书笔记《讲堂录》中记录有《庄子》中的《逍遥游》、《齐物论》及《应帝王》等篇的句子，以及相关的议论。罗章龙在与毛泽东结识之初，写过一首五律以记初晤毛泽东时的感受，中间两联为：“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7]“空谷见庄生”，可见庄子的超然已化作青年毛泽东的神采。毛泽东不仅早期受庄子影响很深，而且终其一生对庄子保持浓厚兴趣，他经常在文章和讲话中引用老子、庄子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当然，老庄思想对毛泽东影响最显著的莫过于文艺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收毛泽东诗词50首，其中有7首共11处典故出于《庄子》，涉及《庄子》的《逍遥游》、《秋水》、《骈拇》等多篇。
老庄思想对毛泽东精神影响最明显的当是他对“大本大源”精神的探求。毛泽东在年轻时不仅有现实的革命抱负，他更追求为现实的事业寻求一个宇宙依据即“本源”。他这样解释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6]85这种“本源”明显带有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通为一”的思想。他以这种“本源”为人生的根据，如他对“志”的解释：“志者，吾有见乎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谓也。”[6]86可见，志、本源、宇宙真理在毛泽东那儿是一脉相通的。他进而将这种思想扩展为现实革命事业的基础：“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6]85。
当然，青年毛泽东对“大本大源”的探讨主要抱着强烈的用世精神；但是，因为这种“本源”思想的基础，在他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一旦他将剧烈的现实变革与宇宙之道联系起来，他的精神就在对现实的超越中达到了与“道”的同一，从而入于道家式的超然。这一点与林同济是不谋而合的。
既吸收西方积极进取的意志文化，又能保持东方超然自由的心灵，在这二者的合力中造就一种全新的现代人格，林同济从纯哲学的立场进行了理论论证，他的工作是深入的。但是，由于这种理论的理想主义性质，林同济对这种全新人格的呼唤会不会是孤独的声音呢?如果我们拨开历史的风云，细细审视时代的潮流，包括那些尚未成为主流的声音，我们发现，林同济的这种类似的思路在他的现代前辈那里已经存在。
早在国人引进西方文化之初，人们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文化带来的社会及个人生活混乱的弊端，因而不约而同地以老庄自然哲学来解救之。引进西方文明第一人的严复就已经审慎地主张以老子的纯朴哲学来镇定文明带来的纷乱[8]。西学背景很深的徐志摩认为，我们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远似一天，因而主张“回到自然的胎宫里去重新吸收一番营养”，以获得“生命重新的机兆”[9]。留恋湘西的沈从文看到西方文明将不可阻挡地进入湘西，因而理智地选择改造湘西的愿望，他提出的理想人格是“既不在‘生活’中迷失自我，又能摆脱对环境的依附，取得人生的独立与自由，并进而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10]。既积极有为，又不失本性。郭沫若则认为“道是无目的地在作用着……我们要如赤子，为活动本身而活动!要这样我们的精神才自然恬淡而清净”[11]。简言之，不带目的性的积极有为是他的理想人性。这些作家并不一定与林同济的思路严格一致，但在兼取西方的积极进取和老庄自然超脱以造就一种现代人格这一理路上显然具有共同的追求，尽管这种追求还远没有成为时代主潮。当然，对这种人格的设计，无论在理论的系统性，思想的深刻性，以及形态的明晰性等方面，林同济应该说远远超出了他的现代前辈的零星论述。可见，无论林同济的理论设计，还是毛泽东的革命和艺术实践，在那个时代均不是孤立的，而是时代思潮的一部分，他们代表了中国人在中西文化交汇之初利用中外文化的精华打造理想的现代人格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在当时看来是那么熠熠闪光，就是在今天这个诸神远去的时代，也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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