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对民族有深远影响的作品只能在冷的条件下完成，而不被边缘的人是冷不下来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

现在课题申报程序太复杂，过程太热闹，等拿到课题，人就跟过年似的兴奋，但几个轮回下来，人的写作能力和时间也就丧失了一半。许多课题申报中标率高的同志最后多变为“课题申报专家”而非研究专家——有的学校还花大代价将这种人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以至申报能力代替了学术能力。这样会耽误个人和国家的学术生命。

试想马克思、司马迁的作品如在课题制下会有什么结果？

我自己一生除了两个不设条件为我立的专项，我没有申报过课题。有人问其故，我说，折腾不起，课题还没批下来我的书或文章已写完了。至退休我没当过一天的硕导遑论博导，没当过这江那河的“学者”及任何级别的行政领导，自然也没带过学生，我的作品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这种经历真是我的幸运，不然，如在助理或团队运作下出来的我的作品，即使得了什么大奖，它在历史上是否立得住，真是一件让人难安的事。

所以我说：被冷落和被边缘是学者的本命，也是学术的幸运。

所以我说：人不必用尽生命去做一个漂亮的人，但应用尽生命去做一件让民族叫好的漂亮事，以证明你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