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证明，国家在什么地方成功，往往就在什么地方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同时成功也是失败之父。
——张文木

凡是赚钱快的、有事做的地方人们就不写理论书，不思考抽象问题了；凡是事不多的，对人活动限制较多的地方，人的理论思维就较深刻。手脚不自由，大脑就发达，牢房里总出思想家，就是这个道理。
——张文木

战争不能等它起来或找到家门口以后再做准备，再鼓足勇气跟它打。勇气不重要，最重要是将威胁及时地消除于“青萍之末”。
——张文木

没有硬的一手，即使在我们手边的东西也是拿不回来的。
——张文木

凡是伟大的思想家必然要创造一支伟大的思想之剑，即实践其思想的行动家。
——张文木

胜利喜悦的掩盖，使我们在感情上不愿深入思考我们曾经历的失败产生的原因。
——张文木

到农村后我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快搞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要和农业发生交换，土地、工厂都要发生交换。如果农村还是私有制，那中国的现代化成本就会因生产资料交换成本过高以致无法进行。国家每用一块农耕地都得付钱，这样什么也干不成。毛泽东快速搞人民公社，土地归国家所有。生产资料交易中的制度成本降了下来，国家迅速完成基本建设，这是真正的“多快好省”。
——张文木

理念不是从书斋里走出来的，现实问题也不能是光靠你的理念来解决的。
——张文木

跟霸权打交道，就是靠力量。
——张文木

脊梁硬才能赢得和平。
——张文木

政治有时候不能犹豫，该出手就得出手。片刻犹豫，敌人都会掏光你的利益养你的后悔。
——张文木

情报、速度与后勤是战争成败的三个最关键的要素。现代情报靠卫星，速度靠远程导弹，远程导弹使陆军攻坚和后勤跟进的工作量大为简化。
——张文木

历史上看，凡是海峡密集的地方必然出现小国，巴拿马、厄里特里亚、塞浦路斯等都是这样。另外，印美矛盾很有可能是中美矛盾之后的下一个世界性矛盾。届时，从印度南部分裂印度就成了西方海权大国可能的选择。……西方海权大国不会允许在世界海权心脏地区存在一个核大国。
——张文木

国家强盛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技术和财富在国家政治中的有效运用。
——张文木

在西方，战略产业的兼并重组与国际竞争从来不是市场调节的自发行为，其后都有政府和军方的人为扶持和支持背景。有研究显示，世界最大的100家企业的成长与政府扶持有很深的关系。其中，至少有20家是或者曾是国有企业，或者是由政府直接出面组建的部分国有企业。至少有23家直接从事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紧密相连的石油工业，至少有11家靠曾经由国家垄断的通讯产业起家。至少有75家的成长直接受益于历次战争中的政府订货，至少有20家企业，曾经被政府从破产或被兼并的边缘挽救过来。
——张文木

在建国的头几十年，中国在资金投入远不如西方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却获得了难以想像的大发展。在基本没有私有产权交易的条件下，中国不仅将许许多多像钱学森这样流散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感召回国，而且国家在建设之初就获得了科学技术大规模利用的条件。也正是因为中国另辟蹊径，中国才以西方国家不曾有过的速度，建成了由一系列战略产业为支柱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张文木

中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的原因不在于中国能源总量不足，而在于石油、天然气等清洁高效能源的严重短缺。
——张文木

海上作战已由二战时期的由飞机、潜艇、海上航母火力打击力量共同担负的小立体战争，提升到由外层空间的卫星侦察技术、低层空间预警技术、到深海的潜艇、声纳技术配合陆海定点精确导弹打击的大纵深和大立体战争。海上作战已远非海军一个兵种得以完成的事，而是国家核心技术及由此形成的国家总体作战力量的综合表现。目前，美国一艘航母出航，除外空卫星定位、空中预警和海面其他舰群护卫之外，还有庞大的水下潜艇的护航。
——张文木

将有限的国防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这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并以此带动我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空技术革命已趋于饱和，而深海技术的开发正方兴未艾；⑵深海武器比陆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国家战略攻防任务；⑶相对陆基弹道导弹而言，深海核动力战略武器可确保国家的二次打击能力更久地处于安全状态；⑷发展包括潜艇在内的深海作战工具，是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的基础，国家海军的终极作战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舰艇的战斗力，而在于水下舰艇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的战略打击后，只有深海作战力量具有战略报复和二次打击的能力；⑸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国防任务更多地带有战略防御的性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既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又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终极效果。
——张文木

全球化是指处于高势能地位的资本向处于低势能的外围市场扩散，并不断制造新的外围市场的过程；通过资本优势获得高额利润，并由此不断形成压迫外围市场的新优势。英国是“资本的母国”（马克思语），当然也是资本全球化进程的源头。
——张文木

既然世界资源配置方式已突破中世纪的地域性封闭性质并转化为世界性的开放性质，而海洋又是畅流世界各个角落的最便捷的载体，那么，从军事上控制海上主要战略通道即掌握制海权，就成为大国控制世界资源并据此保持其大国乃至霸权地位的主要方式。同样，新兴国家也正是通过优先发展海军并争取与大国平等分享海权利益而进入大国行列的。近代历史表明，率先获得制海权的国家，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历史的主动权。比如英国与西班牙的海上较量，美国与英国、西班牙的海上较量，胜利的一方也就成了主导历史方向的国家力量。
——张文木

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不是导弹技术的产物，而是外层空间卫星及以此为载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现代航母本身就已与现代卫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并据此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问题是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本身仅具有本土防御的意义，对于世界范围的制海权而言，则意义不大，它解决不了关于海外商业争执、资源进口线受阻及海外商人和侨民保护问题。一句话，航母不是一般的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最具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
——张文木

守不住，就廉价出卖，卖不了，就送人情，这是西洋外交的常识。当年拿破仑为什么将路易斯安那、俄国为什么将阿拉斯加如此廉价地抛给美国?其原因就是这些地区是法国和沙俄在未来美国崛起后必然守不住的地区。要美国动用绝对手段，必须是针对绝对目标，两者必须匹配。那对中国而言，台湾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决定中国会为此在必要时动用绝对手段以打击“台独”势力，实现祖国统一；但台湾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甚至也不是关键利益。既然如此，“台独”分子指望美国用它的全部资源只为其面子与中国大陆全面开战，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张文木

生产力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肠胃消化吸收能力”。保持好的消化吸收能力得有两个前提，一是得有资源，另一个是市场。所以肠胃消化吸收强未必是绝对好事，这要取决于你有多少资源可供应。其次是多少市场占有率，一个进一个出，这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系统。如果两个前提都没有，强化了吸收消化功能对人的健康将是危险的。……只要你没有支持日益巨大的生产力的资源和市场，最终你只有吃你自己：你先吃国内资源，国内资源吃完了再吃自己的身体，也就是底层劳动力资源。我们过去是产品短缺，现在是资源短缺。我们开始只知道中国地大物博，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是产品极大的丰富了，可资源也耗得差不多了。
——张文木

生产和消费就其本性而言，应是平衡发展的，但是资本出现后，使用价值和价值出现了对立：价值的一方就一定要消灭使用价值的一方。商品和利润使人群两极分化，只要有商品，只要有资本，它必然分化。本来买和卖是统一的，中间有了资本利润，大家为了追求利润，就必然出现分化，把本是整体的人群给分割了。
——张文木

我们搞西部开发，在没有充分的外部资源补充的情况下，无他路可走，只能消耗自己国内的资源。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就是这样：你可以发展，并鼓励你发展。因为中国发展了可以扩大美国的市场。但前提是你不要到外部要资源。你自己耗自己，最后资源耗尽，内部动荡。清朝末期中国学西方，但没有意识到其政治后果，洋货一进来，中国南方小农民就解体。太平天国发生在中国南方，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中国进入ＷＴＯ后，农民种粮食种地就成了大问题。外资一进来，和外国的商品一样，中国粮食成本比外国高得多，这可能首先导致粮农大量破产。结果很可怕。洪秀全提出平均土地纲领，特别吸引农民。他十年功夫就打到南京，大清王朝半壁江山一下就没了。后来义和团又起来反对洋人，结果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城，列强商量着怎么掠夺和瓜分中国。你拿一点，他拿一点，中国就差不多了。最后调解人多了，做调解人就得在中国捞点好处。现在是21世纪初，如果到2050年之前再出现这种情况，那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这100年左右的奋斗，就算白干了。一百多年的艰辛及其对中国人民的意义，可能孙中山那一代人清楚，毛泽东那一代人清楚，现在或下几代人就未必那么清楚。
据中国史经验，内乱是中国今后再也不能重复的死路。国内一旦乱起来谁也没办法，一些西方人，尤其一些日本人就希望你这样：只要陷入内斗，你就出不去了。出不去就不能在外面跟它分享资源。你自己打完了，没人了，资源消耗也就降了下来，重新再来。再过几十年，等你生产力又强了并需大量资源时，西方人又开始堵你，再使你内乱。有人预言，2050年时中国需要多少多少资源，但前提是中国不能内乱。中国一旦政治内乱，生产力遭到破坏，资源消耗就会降下来。这对西方而言，何乐不为？
——张文木

中国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是中国农民，中国只有农业经济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中国的农业是小农经济，这一点决定了它的生产成本绝对高于西方大农业，在粮食价格上也无法与西方竞争。我们常说，中国农业是一个广阔的市场，这是不准确的。只有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农业，才具有市场的价值。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农业才能有竞争力。与西方比，我们远没有竞争力。现在中国城市迅速进入市场经济，农业却基本没动，农业经营体制当时叫做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本质上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没有竞争力，也没有多少资本吸收力，因此，城市工业只有越来越多地依靠海外市场。这是第三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
——张文木

在英国、西班牙之前的中世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中国。唐帝国的时候，唐朝是世界的重心之一。那个时候中国是很了不起的，中国的重心地位是怎么建立的？它有它的经济基础，就是小农经济。这个经济也了不起，但不如资本主义经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那个小农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风水转到西方已有三百多年，将来是否能回来，这要看我们中国能不能越过今天美国人给我们设的坎。有可能越过去，也有可能越不过去。我认为，如果我们政策对头，真正沿着毛泽东、邓小平的道路，中国就会成功。
——张文木

一旦你的经济进入国际市场，你的利益也就与世界的利益联为一体。
可持续发展使中国也需要国际资源。市场和资源是相联的。我们不能像用水一样地用石油，矿产资源总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产品永远是不可能充分涌流，因为资源极难再生。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一国的产品多一点不要紧，市场大一点不要紧，但是没有资源的持续支撑，你的生产力和市场就不仅不可能持续发展，还有可能因此陷入不能自拔的经济政治危机。美国人明白此中奥秘，你要是与它分享世界资源，这无异于与美国虎口夺食。
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外交基本是围绕着控制海上线路即制海权进行的。制海权的意义并不是单纯为了保护美国的世界霸权，而是保护它对世界资源的控制力。它掌握了制海权也就掌握了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与早年日不落帝国英国一样，美国的商人走向哪里，美国的海军就走向哪里。这与人体一样，人的神经和肌肉长到哪里，他的骨头就伸向哪里。只有神经和肌肉而没骨头和利齿的动物是不可能强大的。在大自然中能留下的不是肥胖的，也不是长得漂亮的，而是能跳能蹦，牙齿很利的：那是狼，老虎。大熊猫是没有竞争力的，它今天能留下来是因为有人类的保护。大自然实行的是淘汰制，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大帝国最后成了一个很小的国家。
——张文木

未来战争可能不是以前世界大战那样的打法。核武器出现以后，大国之间直接的无限战争就基本没有了，更多是代理人战争或是有限战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都是代理人战争。有限战争的失败有时更多地就是国家的失败。殷鉴不远，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都是有限战争，败了国家就败了；朝鲜战争，中国赢了，国家就赢了。所以说，国富并不意味着国强。
历史上许多事是需要勇气来完成的。毛泽东在1950年一年中干了三件对国基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还没立稳，毛泽东第二年就发兵西藏。大家都知道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那时候我们正在与国民党打得如火如荼，而部分藏独分子已开始加强与印度的联系。毛泽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刚把国民党打败，就立即发兵西藏。试想如果1962年中印之战提前14年即在1948年发生，那时我们无力西顾以阻止入侵，后来谈的最好的结果可能不会是今天这样。在重大历史关口，政治家犹豫不得。只有将主权抓在手里才能说是你的。如果当时不拿下西藏，我们现在可以设想是什么结果：四川就得驻很多军队，我们的长江源头就在人家手里攥着，这些都是很危险的事。
另一件事是毛泽东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当时争议比较多，有人不太赞成。当时的东北就相当于现在的上海，工业基地在那边，如果在那个时候美国打下北朝鲜，美国就会威胁到我们的经济命脉。毛泽东出兵，结果打赢了。也有人说打平了，其实我们那么穷和美国打，打平了就是打赢了。虽然我们的牺牲很大，但是打出了新中国的威信。国际威信有时候不是你说说就能立得住的，那是枪杆子里才能出来的。当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是枪杆子解决，但关键时刻还是要用枪杆子。1955年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中国多风光，周总理上去讲话，下面掌声不断，因为中国把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在朝鲜打败了，世界就承认你了。1950年抗美援朝的外交意义就是我们强力突破了美国的封锁，走上国际舞台。朝鲜战争之后，东北亚一直无大战。
——张文木

如果中国内乱，日本就有机会崛起，这是毫无疑问的。日本为什么在1937年全面发动对华战争？日本一直想让中国在国共内战中自耗国力。张学良明白日本人的心计，痛陈蒋委员长内战亡国的道理并在1936年底发动西安事变，此后，国共开始合作。日本此时认为不能再拖了，所以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如果国共当时不合作，中日全面战争可能还会推迟。日本当时就是叫你中国自己内乱，内乱越大越好，军阀混战最好。20世纪中国军阀混战时，日本人获利不少。今天日本的一些政客正在等待这样的机会再次降临，美国人正在制造这样的机会，不同的只是日美对中国的期盼值是不一样的。
——张文木

大国，尤其是海洋大国制约陆地国家的策略就是利用大国相互制衡。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即使垮了，也垮不到哪里去；即使真的崛起了，美国也不是绝对不能接受。问题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强力越过这个坎。但如果你真的衰落越过一定的底线，美国还会帮你。研究一下20世纪初美国对华政策，当时欧洲列强都要肢解中国，美国却说要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美国是不是好呢？它也不好，它就是让你处于瘫痪的完整状态，别真的不能动了。不然，他还得重新再培养一个同等力量的国家，用它扯着周边，当然也用周边国家扯着你。美国对华政策的上限是确保你不能影响到它的制海权，尤其是不能在海上的关键地区对美形成挑战，其下限是保证亚洲大陆的大国力量制衡。
——张文木

在中美关系中，中国要有一定的反制力，这样反会带来和平，这与中国有了原子弹后反倒获得了这几十年和平的道理一样。二战后50多年的和平说明战略平衡而不是一厢情愿的和平愿望，才是和平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内乱，稳住并崛起了，中国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必须依靠的朋友。
台湾问题，既是中国主权问题也是中国的海权问题，海上没有力量，陈水扁才敢这样。大家知道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用的“北平方式”：为了保护北平城里的文化古迹和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毛泽东把周围都打下了，把北平抱在怀里后，再与傅作义谈判。今日台湾已取得的经济成果，也是我们中国的成果，能完好保存又能使其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行的方法是将其完整地纳入我们强大海军的怀抱。中国有可能实现台海地区的和平统一，但中国若没有其辐射力远远超出台海地区的海上军事力量，则不能完成和平统一。国际和平，似乎永是威慑的产物。战争不能仅仅是“不得已”的事，而应当是依你拥有的手段，
——张文木

中国是大国，与小国不同，大国的存在和别人对大国的态度，都是有很强的原则的，而原则问题是滑不过去的。
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机会才会更多；只有有所准备，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毛泽东敢于准备，到最后中美关系反倒好起来了。尼克松跟高举“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旗的毛泽东握手后，就把蒋介石抛弃了，当时日本吓得不得了。美国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美国人的“朋友”，就是打不败的对手。
——张文木

军事自卫准备绝对必要，军事准备的突破口在海军。在亚太地区要拥有适度的海权。否则西方用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就会扼杀你的全部经济政治成就。曾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南斯拉夫的命运就是这样：怎么几十天的时间，南斯拉夫就完了呢？南斯拉夫曾经跟美国非常好。也有人曾说它是国际共运的“叛徒”，它不管，就是要走中间路线。苏联解体后，美国变脸不认人。南斯拉夫败在哪儿呢？从军事上说，它败在海上。南斯拉夫没制海权，它处在海边，最好打。从地缘政治来说，苏联解体以后，波罗的海三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倒向西方和北约，剩下就是巴尔干了。西方先从中间捷、匈、波三国突破，1999年这三个国家入了北约。南斯拉夫一直持“不结盟”外交路线，科索沃战争中被打得没办法，要加入白俄联盟，放弃了不结盟政策。现在国家失败了，并且米洛舍维奇被出卖了，卖了十几亿美元，据讲西方至今并未兑现。亡国是件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悲惨事。
——张文木

世界地缘政治利益分为关键利益和一般利益，而决定世界地缘政治利益对比关系的主要指标是看关键利益控制在谁手里。世界地缘政治的关键利益可以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一个中心，就是包括中东在内的大中亚地区和印度洋海区，两个基本点，就是两洋即以欧洲和亚洲大陆为依托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中东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的结合地带，经典地缘政治学认为它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区”，甚至认为谁控制这一地区，谁也就控制了世界的关键；当然谁控制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及其所依托的欧亚大陆的关键地区，谁也就控制了世界的全部。
——张文木

在国际政治中不能有过多的牧师情怀，联合国本是大国战略平衡的产物。大国战略失衡的情况下，联合国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国家竞争凭的是以军事为核心的实力，和平是建立在战略平衡基础上的。
——张文木

人生活的基础是什么，人就争什么。在共产主义没有到来之前，这是必然的。原来种粮食靠土地，大家就争土地，争人口，争制陆权；现在靠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于是大家就要争制海权。
——张文木

人民公社在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意义重大。人民公社在当时最大的意义是使我们以较低成本完成了工业化。政府只与公社一级打交道就行了。如果是私有制，每块地都要买，对于刚获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几乎是无法承受的发展成本。低成本使中国工业化体系得以迅速建立。既然有这个基础，我们就不能再自毁这个基础，而要利用这个基础再搞市场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计划经济方面，我们曾学苏联获得了很大成就；今后在市场经济方面，我们要学美国，也会获得大成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动荡多缘于国内因经济发展导致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又产生于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如果没有外部资源和市场的及时补充，其结果一般都是国内社会动乱。19世纪末，美国工业快速发展，国内资源和市场跟不上，两极分化加剧，工人运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迅速和大规模地发展海军。就在中国慈禧用海军经费大造颐和园时，美国的海军已走到世界的前列。1898年美国先把夏威夷拿下来了。夏威夷的地理位置相似于中国台湾，是美国进入太平洋的门户之一。同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打败西班牙，占领古巴，接着又跳到菲律宾，进入远东，参与列强瓜分中国利益的活动。
当时美国人反对的是英国等帝国主义的国际霸权。但当它入侵菲律宾，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之后，它也就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从自由贸易国家转变为霸权主义国家，那时叫做帝国主义国家。霸权是排挤别人的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
——张文木

多数人富了中国才能有一个稳定的和居于多数的中产阶级，而稳定的和居于多数的中产阶级恰恰是成熟的民主政治形成的基本前提。民主说到底也是一种资源的消费方式，正如集权也是一种资源的消费方式一样。富起来要靠我们的海军来保护。战争离我们越远，国内民主才越能持续发展。与雅典民主为邻近的斯巴达所毁灭一样，国内战争或外敌侵入本土都是集权制产生的重要原因。不管战争是由外部引起还是由国内产生，国内政治就必须实行战时集中，集中可以迅速调动国内资源。
——张文木

人不能图虚名，得先吃饭。现在世界的矛盾焦点是资源因各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快速发展而出现匮乏。
——张文木

由于资本在起作用，利润就是一切，为了利润，资源透支性消耗便无法控制。
——张文木

道德即善在历史中只是一个理想的动力，现实的历史多是由“恶动力”来推动的。财富在历史中总是随暴力前进的。
——张文木

民主是要靠资源支撑的，民主需要程序，程序都需要钱。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观念问题，而是资源问题。中国内部资源已接近枯竭。而美国却在从容地进行资源高消费。所以说中国一定要走出去，向世界要资源。中国走向世界，这不是霸权，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今天只要求美国百年前向英国人要求的权利，即“自由贸易”。美国人当初向英国人要这个自由权利的时候，英国人不给，不给就打仗，结果美国人打出了一个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但是到今天，同样的要求，美国人就不答应中国，因为资源太紧缺了，不答应我们也得学习美国，准备应付美国动粗。这跟挤车一样，已上去的人就不愿意有人再挤上车。今天全球化这趟车里已挤满了七国集团的人，中国也想上车，可能得硬挤上去，既然是挤车而非排队上车，太文雅有时是不行的。
——张文木

小国永远都只能在大国的缝隙中生存，尽管有时它生活得不错，像瑞士就是这样。但大国不行，大国必须有原则，在原则问题上，大国是绕不过去的。因此，大国不能拿小国的眼光来说事。
——张文木

资本主义工业讲究利润，讲究动力和科技，讲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地租所获显然没有竞争力。
——张文木

历史的经验则是，富国更要靠政治，靠军事国防。19世纪印度和中国的财富向西方转移，都是从西方人对这两个国家的军事胜利开始的。
——张文木

关注点随利益移动。
——张文木

自从苏伊士运河开通，印度洋与地中海连接后，印度洋北岸地区就成了大国地缘政治利益交汇最密集的区域。这一地区对世界霸权来说，既是战场，也是坟场。
法国大革命时期，英法矛盾尖锐，为了打败英国，拿破仑不是直接进攻英国而是出兵埃及，并企图最终占领印度并控制印度洋，目的是直接从英国的大后方击败英国。拿破仑深知对英国这样的国家而言，从资本外围地区打击它比直接进攻其本土更能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但拿破仑在其海军被英国纳尔逊的舰队打败后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拿破仑帝国之后，紧接着就是俄国跟英国的长达一百年的“冷战”。当时俄国跟英国的关系与二战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很相似，他们从欧洲争霸开始，到阿富汗争霸结束。德国崛起后，英俄两国于1907年签了协议，英俄长达百年的“冷战”才算和平结束。二战后，美苏争霸路线则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翼开始，最后也在中亚阿富汗结束。
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而中亚在世界地缘体系中的轴心地位反使其往往成为大国争霸的终结点。而当大国力量触及中亚的时候，其国力透支性扩张也基本达到尽头。从古代罗马到当代美国，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力可以长期独霸世界，更没有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可以长期驻扎在中亚地区。因此，地区性守成——这是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始终坚持的外交原则，也应是中国未来外交遵循的基本策略。中国决不能走德国威廉二世在世界全方位扩张的道路。长期守成式地经营亚洲，才能使中国较久地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邓小平的“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其中都贯穿着长期坚持地区性守成，不做超级大国的国策理念。
——张文木

国家政治是国家力量的理性使用。
——张文木

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要求我们要树立斗争意识，这是因为世界资源是有限的，而发展则是无限的。
——张文木

世界上有两种国家要失败，一种是“身体”不好的，一种是“脑子”不好的。身体不好的就是丧失经济自主权、国家自主性整个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击垮了的南方国家。这样的国家——比如一些石油国家——可能很有钱，但没有发展，因为他没有自我发展的内在能力及由此产生的国家自主性。脑子不好的就象戈尔巴乔夫那样搞唯心论。国际斗争中，如果对手国家不能打倒你的自主性，那剩下的就是用唯心论使你脑残。西方就是用后一种方法击倒苏联的。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明白表示，苏联对西方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经济，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张文木

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治理国家的能力不成熟，用柳宗元的话说就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诉我们：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台，要被开除球籍的。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意识形态只要自陷唯心论——比较典型的如中国历史上的宋朝，放弃伟大斗争，那离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张文木

苏联在东西方较量中被打败了。败在哪呢？败在放弃伟大事业必然要求的伟大斗争，搞唯心论。
——张文木

中国国防工业发展最快的是20世纪60至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那时候实行国有制，产权交易成本低，资金全部投入建设，因而国家发展快。尼赫鲁也曾学中国，但是他学不下去，因为他搞的是上层革命，所有制动不了。毛泽东是从基层开始触动私有制，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分给农民的土地通过人民公社很快也收归集体所有。很多人想不通，我到农村去一看明白了，工业化之初的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的征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搞私有制，中国现代化成本就因生产资料交易的介入而高得惊人。当时，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农民敲锣打鼓的把地让出来。没有今天那种哭爹喊娘的现象。在公有制条件下中央才可能搞“三线”建设，铁路一下子就直通到大西南和大西北。使现在中国仍在享受毛泽东时代公有制的好处，比如，今天的西气东输工程及当前快速发展的高速公路交通建设，如在彻底的私有制中，其成本仍会让我们今天的中国经济不堪重负。尼赫鲁做不到这一点，印度的基础设施到现在还是英国时期留下的，难以改造。为什么？因为产权交易的成本大，每块地都得买，现在西方有些国家的基础设施老化而难以改造，也是这个道理。有了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后，中国再搞市场经济，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高速发展。这是邓小平时期领导集体对中国的贡献。
今天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毛泽东的眼光放得长远，政治学在他那里决不是会计学，他反对学者学成账房先生。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人，算投入产出，过于讲求即时效益。由此否定抗美援朝，否定人民公社，就差否定中国搞出原子弹了，如果这样，接下来就会否定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中国建国之初的国民经济基本建设就因生产资料交易成本太高而不可能有任何速度，没有速度何谈效益；如果没有原子弹，就不会有后来几十年的和平，而这几十年和平又给国家创造了良好的国家融资环境，而这些治国大手笔及其贡献，并不是哪个账房先生可以算出来的。
——张文木

风水轮流转，似乎也是大国更替的历史线索。中世纪时，中国占尽世界风水，后来风水转到欧洲：先到意大利、法国，接着到西班牙，后转入英国。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世界文明中心就完全转向西方。20世纪世界大势从英国转向美国。现在看来，大国天命有继续西渐，再次降临中国的趋势。如果今天中国能有当年美国人顶住英国的压力一样的精神，也能顶住美国的压力。我想21世纪应该是小平同志所预言的“亚洲世纪”。
——张文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