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像圆一样是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这样便产生了康德、黑格尔这样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支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的多线条交织的复杂性质，在黑格尔那里变成了单线条的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
——张文木

不能以是否发生战争为安全环境好坏的衡量标准。
——张文木

“安全边界”是国家利益的边界，利益走向哪里，国家的安全边界就应该在哪里。
——张文木

国家不是仅靠财富堆积出来的，也不是在账房里的算盘珠子中算出来的，而是靠枪杆子确立和保卫的。
——张文木

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
——张文木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
——张文木

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借欧洲人的手埋葬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凡尔赛”世界体系；“二战”后，欧洲人也“以其人之道”借美国人的手埋葬了以苏联为主导的“雅尔塔”世界体系的欧洲部分；今天日本人正在借美国人的手埋葬以美国为主导的“雅尔塔体系”的亚太部分，目前美国正在这条道上疲于奔命。在许多时候，用枪打不倒的对手可以用笔打倒，用笔打不倒的对手还可用嘴“吹”倒。
——张文木

叛国者最可悲的下场不是被祖国惩罚，也不是被为其卖命的主子抛弃，而是在被主子抛弃前先回锅“油炸”一遍，然后再作“人渣”处理，比如向彼得大帝告密的变节者科楚别伊戈尔的命运就是这样。比较苏东剧变至今那些彻底背叛自己祖国的政客们，没有离开自己祖国的戈尔巴乔夫的下场还算是比较好的。
——张文木

可以说，自隋朝开始，东北亚便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意识到却无力解决这一问题，明朝始，它就成为中国政治大动荡的发源地。1950年6月美军登陆朝鲜半岛，毛泽东宣布“抗美援朝”，由此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覆辙的可能。这场战争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方式并由此将东北亚稳定至今。
——张文木

西方人弱化其他国家的一般方法是肢解它的版图，而实现这一目的的一般方法是肢解这个国家人民的灵魂。比如现实中的印度众神就是其“种族博物馆”特点在天国的反映。美国的种族不比印度少，但美国人坚称他们只有一个神，那就是耶稣，一个民族，那就是美利坚。
——张文木

中国历代王朝的国都从长安经洛阳到北京的迁动路线，恰好与东西走向的万里长城及黄河的走势大体平行，这反映了中国历史安全压力点由西向东变迁的轨迹。
——张文木

海军之难不在攻而在守，坚守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援，这对远道而来进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英美海军是难以为继的，而这对近守两洋的中国来说就有更好的地缘条件和更多的等待时间。时间是政治家手中的第一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便是这一原理的最有力的说明。
——张文木

政治家是实践地缘政治学的主体。历史上，能够批判性地吸取和运用学者研究成果，充分认识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特点，较好地把握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能力的匹配及其矛盾转化关系的政治家，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的认识会使国家培养元气，行稳致远，而这样的学识恰恰是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政治学者力所不及的。
——张文木

国力的大小在于节制。把握好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匹配关系：目标大了国力小，目标小了国力大。故而没有辩证分析的“国力对比”是不靠谱的。基辛格明白这一道理，他说：“美国必须小心，在她执行全球外交政策的财务、军事资源都被削减之时，不要去增加道德承诺。皇皇大言，没有能力或意愿做后盾，会使美国在其他所有事务上的影响力消退。”
——张文木

诱倒拳手的最佳时机是其双脚悬空后身体失重的瞬间，而击倒敌人的终极方法是使之脱离群众。
——张文木

历史就是斧头即阶级专政的反正。
——张文木

人生最不能做的就是赢的不多输则破底的事。
——张文木

外交战略如搭积木，使形势有利于本国，而不是将积木砸烂或打散。16世纪法国大政治家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1585~1642年）说：“要加以支撑的事物和支撑事物的力道之间，应该互相保持几何比例。”基辛格也说：“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盾，则只是虚有其表。”
——张文木

历史是必然的，但表现却是偶然的；思维是辩证的，但行动却是片面的。
——张文木

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这是说琉球、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齿唇依存的关系；但如果将日本1895年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连贯起来，其展现出的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也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将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多出自从新疆至东北三省乃至朝鲜半岛的“广大条形地区”；这一地区两端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定鼎于此线的长安、洛阳、北京等国家京畿中枢，如果中枢对发生于这一地区的事变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退向中国长江一线。而中原政权退至江南引发的必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对打过“三八线”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美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深层原因；明乎此，也就明白毛泽东告诉周恩来“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历史经验。
——张文木

在资源稀缺的沙漠地区，国际边界多为直线，这说明此地没有什么好争的；而在资源富饶区域，国际边界曲折多变，这说明这些地方是必须要争的。
——张文木

强不在霸，而在自强。中国强起来的目标是争权利，而不是争霸权，它不是要走向世界跟人去争个高低，而是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立于民族之林并为世界人民做出较大的贡献。
——张文木

战略能力，本质上说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转化矛盾而不是消灭矛盾的能力。矛盾不能消灭，只能转化。有唯物论而不掌握辩证法的人立场坚定却没有能力，有辩证法却无唯物论，其能力因无根底终会转化为机会主义、风头主义、神秘主义或折中主义。
——张文木

工作上要抓铁有痕，政治上，尤其是对敌斗争上则要刺刀见红。
——张文木

平原与山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功能。前者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成建制的装备及其部队军力合成，而后者则有利于分解成建制装备和部队的合力，这给游击战留下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中国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占全国总面积的2/3，这样的地形围绕华北平原由西向东形成半月形包围，它们犹如耸立起的一簇簇铁刃，将进入其中的形成于平原地带的集团军战斗合力瞬间以碎片化的方式予以消解，而使能发挥当地人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游击战的优势成倍增加。这不仅是将欧洲军事理论生搬至中国境内作战的西方入侵者无不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也是模仿欧洲军事理论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军事理论完全本土化的共产党军队作战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张文木

政党主宪，为护大宪可越过法律；政府主法，变法不可违宪。1906年列宁指出：“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卢梭说得更明确，他说：“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很显然，人民首要的意图乃是国家不至于灭亡。”
——张文木

折中，当以“折重”待之，没有重点的持中，凡事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是要误事的。
——张文木

准确测评自己的方法不仅要看你的朋友，更要看你的对手，对手的“段位”就是你的水平。
——张文木

英雄的高度即民族的高度。
——张文木

支撑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是地下的七尺厚土——它滋养了这个民族上千年，而非地上的房产——它只能养活一个国家几十年。高科技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而且随各国科技能力的迅速发展，其产权寿命越来越短，因此，它与实体经济相比，并不具持久优势；只有“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张文木

美国利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在科索沃兵不血刃却大获全胜的军事战绩，使我们看到科技革命已使战争模式完成了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再到制空权的立体转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航空母舰曾使这种三位一体的立体战争具有机动性和综合作战能力。21世纪人类将面临的是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和浅层海域为目的、大国争夺将进一步从外层空间转向深层海域为核心内容的军事革命。在未来的战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将被在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在新世纪的战争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完全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和作战能力，而更多地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军种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在未来战场上，谁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的信息监控技术，谁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从而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鉴于此，我们必须迅速将目前以本土防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否则，我们就不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张文木

美国及其盟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的军事干涉，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及其盟国用和平方式演变世界政治的政策已近尾声，自苏联解体以来新出现的多种战略力量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新的组合，新的“两个阵营”开始萌动。尼克松曾戏称美国的盟国起初是因恐怖而非爱情结为一体的，而20世纪末的情况却戏剧性地翻了过来：今天，北约的联合行动已有了爱情的基础，而非北约国家却因对北约的恐惧正在走向一起。曾是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的南斯拉夫在无力阻止北约武力打击中，作出了加入俄白联盟的决定。这表明，冷战时期形成的中间力量在世纪末已被逼得无路可走。
——张文木

为国尽忠便是尽孝，而且是可延绵几十代人的大孝。
——张文木

虚无主义与教条主义是唯心主义的两端，宋朝的禅学和理学——这在今天就是虚无主义和教条主义，它们从两端合伙击垮了宋朝。
——张文木

1845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完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篇被恩格斯称作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著明论断。马克思逝世后，这句名言被刻在马克思墓碑上，它意在告诉人们：“改变世界”才是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关键所在。
——张文木

市场经济导致自由主义与公民意识强化，国际霸权主义压迫中国导致中国民族主义强化，两极分化导致阶级斗争理念的复归。这几种意识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如让这种分化继续扩大并不被国家整合则有造成社会动荡的大危险。历史经验表明：强大的国家是对国内意识形态有高度整合力的国家。
——张文木

凡是受刺激的物体必然会生长出一种反制功能。古代中国一个比较发达的兵种就是骑兵，这和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南犯有关。由于有了大海的保护,我们的海上作战力量没有发展起来。见了西洋蒸汽船我们不知道怎么打，还用跟北方游牧民族打的方法——修长城。可是修城墙的速度能快过船速吗？深挖洞，广积粮的那种打法是不适合于海上的，当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观念，这是最终导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我们打了败仗，这不仅对我们中华民族，而且对整个亚洲，特别是日本的刺激都较大。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海权对中国的意义，而日本却迅速意识到这场新军事革命对日本未来的意义，结果１８９５年甲午海战中国又被日本打败。后来我们虽然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战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在海上侵犯了美国。自从日本丧失了太平洋的制海权，日本也注定走向失败。
——张文木

自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主导世界经济潮流之后，海权就成了工业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助推器和国家发展战略极重要的部分。海洋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最廉价的运输载体。比如，从欧洲陆上运货到中国要穿经多个国界，而海上航行则没有国界障碍，在公海上它是畅通无阻的。从军事角度看，与陆上运输比，从海上集中调动装备、军力等所需时间应是最快的；与陆地防务相比，由于海洋的天然屏障，在广阔的海上拥有基地可大大减少战时所用守备兵力：只要掌握了海上运输线，就可以最机动的方式集中最优势兵力在海外某一区域实施作战。在陆上取得每个军事胜利都要部署大量守备兵力以巩固成果，海上同等数量的部队，比陆地使用起来会更加高效。海军可以在一国沿海自由运动并拥有广阔的打击面，而陆军则不能，陆军只有靠增加数量来扩大防卫面。这正如鸦片战争中，中方防备英国的陆军远比英国进攻中国的海军多得多，英方能够及时调动，并在必要处随时随地集中使用，而中国陆军则要处处修炮台、修兵营、增加驻防。
——张文木

海权，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开始认识而到今天仍未被充分消化、在实践上又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海权观念淡漠是近代中国在与世界交往中吃亏的重要原因。中国地形的特点是西边是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东部整个被大海包围着。在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远程航海出现之前，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困难，因此大海也成了古代中国天然的保护屏障。
——张文木

与许多美国人一样，许多中国人从朝鲜战争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扬眉吐气，却少有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看出更多的东西。其实这两场战争反映的不光是中国人的尊严，它还测出了美国的可达到的有效实力边界。在中国的附近，美国并没有一些人鼓吹的那么可怕。正如基辛格所说，朝鲜战争暴露出遏制理论的力量与限制。朝鲜半岛是个试金石，可以判断彼时正在形成的两大对立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何在。但是美国人却有全然不同的认知，它把朝鲜战争视为正邪之战，是代表自由世界而战。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中国拥有洲际主体大陆板块及漫长的大陆海岸线，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海上天然“航母”的条件。不仅如此，中国地处亚洲中心位置，拥有的亚洲大陆主体板块和漫长的陆地边界线，同14国接壤；东部和南部大陆海岸线1.8万多公里，与8国海上相邻。这样的地理条件有比较强的抵御经济封锁的能力。经济封锁只对弹丸之国有效。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华禁运的“巴特尔法”及90年代初的对华经济封锁对中国根本没有达到目标，最终都成了一堆废纸。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是西接资源（石油天然气）东接财源，中国油气管道已于新世纪由西直通中国东部沿海，看看美国人自己的档案文件，就知道未来西方对华不管是石油封锁还是金融封锁是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的空话。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经济封锁使中国获得了完成现代化建设必需的所有制改造的机会，未来如果美国再次封锁中国，那他们的封锁将会更有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从这个角度看，利用资源制约中国的做法，其作用不仅有限而且与美国的愿望恰好相反。
——张文木

确切地说，我只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劳动者。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看书，写作文”。为国家利益写文章，是学者的本分，更是作为一个公民应当尽的义务。世界上最永恒的事大概就是最简单的事。工人做工，农人种粮，学人写文章。学人作文犹如农人种地，即使有几次“丰收”，也不能变得飘飘然而忘记自己与工人农民一样，也是个劳动者。
——张文木

学术上我实在不喜欢目前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流派：不结合中国实际，过多地搞那些洋东西就是在浪费时光。被压迫者没时间去跟着富人的“文明理论”瞎转悠。
——张文木

我现在看问题没有鹰派鸽派之分。我的学术主题只归属于祖国的需要。
现在我不担心中国不能崛起，而是担心中国崛起后会骄傲，并由此走入英美式的世界扩张道路。所以我说“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崛起难，守成更难。守成之难不在外敌而在我心。我深感当年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以及邓小平提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是有深谋远虑的。中等发达国家就是地区性守成的国家。我不希望中国也重蹈古罗马、近代英国和今日美国过度扩张的旧辙。但是中国今天不处在那个历史阶段，加上台湾还没有统一，所以我强调“枪杆子里面出主权”，强调“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中国的海军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主权和海权问题”，强调“要实现台湾连同其合理的现代文明成果完整平顺地回归祖国，非海军大规模地扩展则不可能”。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该是坚决果断的；在国际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是多元、协商与和平的。
——张文木

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
——张文木

我反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所谓“客观”、“中立”之说。政治尤其国际政治本身是不能中立的，国际政治研究的结论几乎是要步步见血的。大国关系的紧张程度与世界资源的稀缺程度是成正比的。因为世界的资源是绝对有限的，所以在资本主导世界的时代，为争夺资源的冲突就不可能停止。
——张文木

人不必用尽生命去做一个漂亮的人，但应该用尽生命去做一件让民族叫好的漂亮事。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物质利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事业永存。这个事业对我来说，就是一扫中国百年屈辱，让中国人在世界扬眉吐气，昂头挺胸。
——张文木

人的通病在于不愿直面惨淡的现实，正因此人类才一次又一次重复昨天的错误。
——张文木

自英国资本中心在世界确立，世界便开始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即从狭隘的地域性的历史向世界性的历史转变；从与人的本性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向消除这种异已力量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马克思用毕生精力，揭示出的就是这个道理。
——张文木

资本向世界扩张使世界分为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地区，使国际关系分为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这样便产生殖民地国家要求摆脱宗主国政治和经济依附的政治经济要求。政治要求的实现需要政治革命的完成，经济要求的实现需要经济革命的完成。而资本扩张中必然产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使宗主国－殖民地的关系难以持久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走上独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中的民族民主运动愈演愈烈，到70年代未，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在与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中普遍形成。一部分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部分国家则选择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由资本扩张造成的宗主国－殖民地国际体系至此完结。
但政治革命并没有打断国际资本本身，随着新独立国家的政治革命和改造的任务基本结束，经济革命和建设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来。70年代下半叶始，随着新独立国家经济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以及因此出现的对国际资本的大量需求，原来由资本扩张产生的殖民地－宗主国关系便转化为不平等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南方世界与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北方世界的“南北关系”。原来适用于民族民主及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战争与革命的政治形势，现在则转化为适应于经济建设的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形势。这样，时代主要问题便从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当今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
——张文木

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英国诞生，英国成了资本扩张的最初的中心。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使片面追求利润成了英国的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种经济又造成国内市场中的劳动者消费，因生产的发展而日益萎缩的现象。国内消费不足又使英国资本向海外扩展及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英国资本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造成了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及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英国资本对欧洲大陆的冲击造成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及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战争。拿破仑用利剑抵制英国资本的同时也为法国脆弱的民族资本强行打开欧洲市场，从而使法国很快成为资本世界新的一极。
拿破仑战争是欧洲发生的较早的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资本国之间争夺国际市场的战争，它与20世纪帝国主义争夺世界的战争不同的只是，拿破仑战争在欧洲大陆用暴力为法国打开资本主义市场的同时，也摧毁了欧洲的封建保垒，因而它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估计欧洲市场将会对英国重新开放，因而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盲目扩大生产。但欧洲大陆因经历了长期的战争，购买力十分有限，加上1812年的英美战争胜利后实行高额关税政策，这使英国出现第一次经济危机；危机迫使英国继而法国加速打开东方市场的进程。1840年中英间爆发了鸦片战争，不久法国等西方七国也参加侵略中国的肮脏活动。东方市场向西方，特别是向英国开放，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那里的阶级矛盾。并出现维持约有30多年的和平发展的时期及其理论（即所谓“维多利亚史观”）表现。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北美洲大陆乃至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再次出现多极化发展及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新矛盾。这种矛盾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已达到日益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于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张文木

实际上，民族意识本质上是要求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意识。
——张文木

中国的军事力量若不能为已进入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么中华民族从孙中山到邓小平近百年奋斗所获得的今天这样的成就，非常可能在中国即将崛起的前夜就为西方人所毁灭。
——张文木

我们注意到，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中东石油以及由中东向东西两线延伸的通往北美和西欧的石油运输线：西线是由波斯湾经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线；东线则是由波斯湾经科伦坡、马六甲海峡、马尼拉、关岛、夏威夷到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海上线路。我们只要观察一下就会发现：20世纪美国历次重大外交行动，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线索展开的；反之，都不会引起美国外交的太多注意。二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长驱直入，美国坐视不管，只是在日本靠近上海时，美国才认真起来；两伊战争中，只要伊拉克向东北扩张，美国就表示出慷慨的资助。然而，一旦伊拉克调头南下，那就遭到美国“沙漠风暴”行动的打击。
——张文木

全球化是市场化程度高的资本国向市场发育水平低的外围地区为追求高额利润实现经济辐射的一种历史运动，其结果是不断扩大和深化相对于资本中心而言的外围地区；外围地区在国际资本的吸吮下日益相对落后，资本中心国则通过资本扩张而更加强大。民族主义，作为对全球化负面作用的否定(否定即规定)，则是为了使处于外围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多极化的发展而成为新的资本辐射中心。从近现代史中出现的“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美国”这段国际资本辐射中心转换的历史链条中，不难预料，21世纪还会有新的民族国家通过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强力抵制(强力是完全必要的)而崛起为新的资本全球化辐射中心。
目前的世界仍是为国际资本支配的世界。如果说从17世纪到19世纪，是国际“资本的母国”即英国支配世界的历史，那末，20世纪的历史则是西方七国集团联合支配世界的历史。国际资本由一个个小的辐射中心，转变为一个大的联合中心，其间充满着资本中心国与资本外围的民族国家的战争与冲突。今天的西方七国集团绝大多数都是在这种历史辩证法中通过战争被资本中心国接受的。当他们中间的战火平息后，他们又开始联合对外，利用他们掌握的巨大的资本力量，打败新的对手，以防止新的处于外围的民族国家挤入资本辐射中心。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资本外围南方国家而言，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在这个进程中既不被全球化浪潮冲垮，又不被民族主义所封闭。苏联是前一种案例，北朝鲜又是后一种案例。中国正处在即将崛起前夜，当持辩证的态度对待全球化问题，以保证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张文木

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石油国家直接接壤，与里海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等石油富国亦相距不远；中国与巴基斯坦历来是友好邻邦。中国西藏与巴基斯坦接壤，出了巴基斯坦就可直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云南与缅旬为邻，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在缅甸铺设输油管道，将中东的石油海运到缅甸的港口卸下后，再通过输油管道，输送至我国西南，则同样可以避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与美国和日本由本土至波斯湾的海上运输线相比，中国西部这几条陆路石油线不仅对中国石油进口，而且对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南亚诸国石油出口或转运来说，安全系数要高得多。因为这些线路的主要部分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即使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说，这些线路地处中国境内纵深地带，远离海岸线，有利于发挥中国陆战优势。
——张文木

苏联在东西方较量中被打败了。败在哪里？败在放弃伟大事业必然要求的伟大斗争，搞唯心论。……伟大斗争需要有唯物论，更要有辩证法。唯物论可以让人守住底线，而辩证法可以让人明了生死极限；前者让人不至饿死，后者让人不至撑死。纵观历史，饿死的人有之，但撑死的人更多。
——张文木

人只有在生死存亡的时候才重视唯物论，才能认识到强调伟大斗争的深远意义。研究国家的安全，要有生死感；指导伟大斗争，不能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使我们具有敢于斗争的勇气，辩证法使我们具有善于斗争的能力。
——张文木

政治的要义就是用最大的力量扩张并在最恰当的地方实行妥协。
——张文木

东西方的方法论差别在于简繁二字。东方人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而西方人则是用最复杂的方法解决最简单的问题。这正如东方人饮食丰富，但就餐仅用一双竹筷，西方人饮食简单，就餐却要用一堆刀叉；东方人治大病往往只用简单号脉和几方草药，西方人治小病却要动用一大堆机器。
——张文木

弱国多补唯物论，强国多补辩证法。
——张文木

权力是是纵向的，权利是横向的。
——张文木

美国的历史表明：国家如果不能驾驭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资本就会反客为主，反转过来驾驭并毁坏国家和人民。
——张文木

辩证法是无情的，劣势产生于优势。
——张文木

工业和军事强大的国家的地理版图越小，其对外围缓冲区的需求就越大。
——张文木

航母是海上作战体系的标志而非体系本身，而保证航母有效战斗力的基础一半在太空，另一半则在深海。
——张文木

与古罗马的命运大体一致，美国崛起是被逼出来的，但美国的霸权却是自我的。自从美国称霸世界，美国就不美了。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
——张文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