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谈文化，却至今不见有人以批判态度从源头上系统地清理自己的传统，并冷静地比较世界各大文化体系的利弊得失。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战胜中国人头脑中的盲信，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这类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之日，也许就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熟的标志。引颈以待，我们还要等待多久呢？
——《影响我的几本书》  袁伟时

敢于正视现实的民族，应该坦然地承认自己有哪些不足，不把应该集中于如何学习的精力浪费在要不要学习的争辩中。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尊心应该显示在善于学习而又善于创造上。这里决定性因素也是制度。
———《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袁伟时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成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它是中国已经建立的现代文化学术和教育制度的产物。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兼容并包。西方现代文化与国粹，世间各种学术和思想文化流派，各种学问和艺术，自由介绍，自由探讨；激烈争辩，以理服人，拒绝暴力干预。新的学科，新的艺术，思想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如繁星在天，异采纷呈。这是思想解放的高峰，也是创造力高扬的年代，归根到底，这是向现代文化教育制度转型的辉煌里程碑。
———《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袁伟时

自由的唯一边界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以国家或其他集体和尊长的名义压制和吞噬个人的自由，是中国极大的弊端，中世纪的西方同罹此病。这是古今之争，而非中西或东西之争。
———《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  袁伟时

20世纪中国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这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 1926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5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那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共产主义运动升起，亦用过俄国人的钱，这是众所周知的。到了本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决定性的是经济。
———《20世纪的启示》  袁伟时

一个国家，清一色的法治不好，也无效；清一色的人治也不好，也无效。最有效的治理是要找出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重和不同的适用范围，当人治与法治相结合站在一同的方向时，则事半功倍。
——goleny

中国就像一个饱受指责但自强不息的农村孩子，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滴的改变着人们对他的印象。一开始人们嫌他土、脏、穷，他自己也因此自卑过、犹豫过、哭过、闹过、愤怒过，但至于他安静下来，埋头做自己的事，不再关心别人说什么。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有6亿人走向了小康。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村娃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城市里的新青年。这种规模的沧桑巨变就已知的人类历史而言，绝无仅有。如果这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更优秀，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民族和种族更优秀，那请问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信仰。如果生在中国，你的命运和收入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都还要认为体制不公的话。那么如果你生在阶级20年前就固化了的美国，或者阶级在30年前固化的日本或欧洲你又当如何呢？所谓国外社会整体收入为橄榄型，根本就是个鬼扯，只能骗凤姐。根据美国去年自己的公布的数据表明：有40%的美国人，只占有社会0。2%的财富。这分明就是铁三角，哪像橄榄了？
——《请不要辜负了这个时代！》  Neuer2013

首先要明白西方文明是按照逻辑的方式来组织发展的，而中国不是。美国人做事有时候很疯狂，因为他们以逻辑为纲；而中国人以直觉为本，超脱于直觉的东西，中国人不会去做。当后面我提到美国次债危机的时候，你会发现，以逻辑为纲的西方人，会以多么疯狂的方式，进行赌博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西方思考方式：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写出了《国富论》这一经济学经典著作之后，又写出了一本《道德情操论》来完善他的学说。很多人只知道国富论，但却不知道亚当斯密，一个经济学家，却写了一本道德书。为什么鼓吹自由市场经济万能的亚当斯密，会写道德书呢？一个经济学家干嘛涉足教育学、哲学、伦理学问题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商人逐利的本性，需要一种制约，不然的话，环境污染将不会被治理、经济危机将不断发生，战争将永不停歇。这些由贪婪惹的祸，需要道德、良心来制约。当然，中国人逐利、贪婪、急功近利，因此大多数人只看到了《国富论》这一直接与钱相关的书；而忽略了亚当斯密的真正良苦用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写时政评论的时候，也会抽空写《做人的格调》一文。看似无直接关系，但做人的道德品质，实质上是影响国家未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而中国古典的著作是怎样组织的呢？《论语》《黄帝内经》是最明显的显示出无逻辑组织的中国经典专著。章节与章节之间的先后顺序，没多少直接的关联。只是一坨东西摆在那，
中国和美国历史渊源的巨大差异，使得美国与中国不同，他们更注重规则，而不是力量衡算。因为是移民社会，很难说有一种文化，能够让所有人屈服的。与其说美国是一种文化，不如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规则系统。能让不同信仰、操着南腔北调英语的人能相安无事生活在一起的一系列规定而已。而如果没有这些规定，就无法生存。而中国，更崇尚利益、力量的衡算。中国历史上权臣与皇帝之间的各种斗争，体现了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娴熟技巧和敏锐洞察力。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算不上是缺点，只能叫特点，到了关键时候，这种思考方式能救自己一命的。但这带来了中国人不守规矩、容易内斗的缺陷。
——《美国政经的前世今生》  董良辰

郡县官僚制这种平民制度取代封建世袭制这种贵族政治，是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它的作用就是废除了帝王以下的官员的世袭制，而改由中央统一选拔任用。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但是秦朝命短，未及彻底改革贵族世袭制、建立新的人才选拔制度就发生了农民起义。
刘邦建立汉朝后，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这时实行的是察举制度。实际上是秦朝没有来得及实施的制度。汉之察举分两类，一是有特殊才能或专长足以定国安邦之人，称为贤良；另一类是品行端正足以为世人榜样的孝子廉吏，称为孝廉。察举是要地方官留意发现这些人才并推荐给中央。察举出的人才到中央后一般还进行面试，皇帝拿一些国家大事来问他，这称为对策。
一种制度设计，如果过分依赖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主观性，势难长久运行良好。汉代察制度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察举本意是发现真才，日久却慢慢变成地方长官的一项特权。那些与地方长官有良好交情或能给长官送厚重礼品者，在竞争中就有了优势。汉代的察举，缺乏硬性的客观标准，最终使察举制失去了生命力。到了东汉，请托钻营、弄虚作假、察举不实之风盛行起来。以至民间讽语流传“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知原

科举制度的进步作用：①它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②扩大了官吏的来源，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参加了政权，扩大了统治基础，也使士族制度逐渐消亡。③科举考试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④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当然，科举制也造成使人把精力集中于应付考试，忽视了实用性的学问。不过这从本质上讲不是科举制的问题，而只能说明中国古代不重视实用技术。我们可以通过将实用性学问加入到科举中的考试内容中，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知原

“共和”要义有三：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就是“天下为公、政权共享、和平共处”。
——刘军宁

共和制＋多数票决制的民主＋以限制政治权利为基本特征的宪政，共同构成了现代民主政体。共和、宪政与民主之间存在着差异。民主涉及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涉及的是对权力的限制，而共和则解决了权力的分享问题，三者缺一不可。
——知原

正是世袭制、变相世袭制使得那些没有能力和不具有真、善、美高级需求的人掌握了大权和巨额财富，本来第一代获得大权和巨额财富的人肯定是那些有能力和高级需求的人，但是由于世袭制的原因使得大权和巨额财富不可避免的沦落到了他们的那些没有能力和不具有高级需求的后人手里。正是因为此，使得人们对那些掌有大权和巨额财富的人形成了一种恶的评价，而事实上真正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只能是那些有能力、并具有善的高级需求的人。
……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家应该是那些有闲暇时间的人，不需要为生活而操劳的人。这话对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同样适用。要想成为伟人，要想追求真、善、美必须有一定的家庭基础，虽然并不要求特别好；否则会被沉重的家庭负担和因条件太差而压垮。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也都是有一定家庭基础的人。
——知原

一人政治，不是强人和天才，是很难搞的。多人政治，不是同心同气，更是难搞。
——佚名

举报的是一个人，触动的是一张网。
——菜根

好多有能力，有水平的好同志得不到任用，而那些无德无能靠投机取巧，搞关系，送厚礼的人却得到了重用。这极大地打击了一大批有识之士的积极性。更是误国误民啊！
——智而勇

谁决定官员的升迁及命运，官员就为谁服务。不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买官卖官现象将会长期存在。光靠查，累死你都查不完。
——OTOJOY

一个正常的社会，大部分的人都应该去从事创造财富，创造税收，创造就业的工作，而不是靠寻租，靠收税来活着。这样社会才能够进步，才能够有发展的前景。
——胡祖六

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在历史大部分时间都世界领先的民族，中国人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勤劳，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落后的。过去两百年落后落伍，错过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从占全球份额最高的经济体变成一个只占1%完全腐死的经济体，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特例。
——胡祖六

对某一种问题动不动就放一个卖国的帽子，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我们还不够成熟和理性。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应该善于思辩的民族，善于去理性地探讨问题的民族。像文革时代动不动就去扣一个帽子，那对国家对社会是完全无益的。
——胡祖六

其实追根究底，中国有种风气，就是礼尚往来，礼仪之邦。这种风气就是人家给你送礼了，你就回礼，回的礼可以是金钱或物质，也可以是替人办事。既然往来都是礼，为什么要送，这种风气会持续腐败的延伸。
——似水情深

无事的人懂得巴结，有事的人：一，野心太大。二，利益不均。三，居功自傲。社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权大于法的结果。
——司徒星光

升官需要钱，经商需要权，官商勾结就成了黄金搭配。
——华南虎

体制是腐败的根源，不从源头抓起，一切努力最终都会付诸东流！
——张坤

最好的治理腐败就是官员财产公开。
——璧璧

领袖和明君都是暂时的，只有制度才是长治久安。
——26sp红杉树

历史告诉我们，对待腐败只有从严，才能赢得民心，才能赢得未来。
——心想事成

官员财产公示是世界公认的反腐利器，建立该制度是大势所趋。在当前实践中，因为牵涉面广，官员财产公示会逐步推进，如从新入职、升职人员开始。在公开制度的具体操作方面，应对官员事务申报进行抽查，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同时，要改变现在官员自行填写申报，填完以后束之高阁的情形，应该将个人申报和组织核查两者结合起来。另外，要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实现信息共享，主要在不动产、存款等信息方面建立共享机制，实现有效监管。
——王敬波

腐败的根源就在于用人腐败，所以，追究用人责任，有助于清正廉洁。
——路人不牛

西方社会就是靠博弈来制约各方势力的，每个势力都希望扩展自己的力量，压倒别的势力，这个是社会进步的推力，只有让每个群体都可以平等的博弈，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渠道，保障社会各方都尽量的和谐。
——花开☆花谢

贪官和富人的钱还不是中国的税收和人民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啊，钱只是一个符号，代表劳动价值，我们的资源、环境和劳动人口，才是最大的硬财富，对国家来说，钱什么都不是，只有合理规划资源使用，保护好环境，提高劳动力素质才是国家的财富增值
——花开☆花谢

独立的社会研究者有责任给决策者提供社会的方方面面信息，否则上面是很难看全这社会的问题的。
——花开☆花谢

没有正义感的地方，钱说话。
——花开☆花谢

我们的先辈，以他们的无畏和卓越，告诉历史也启迪今天：我们从来不是靠装备打赢战争的；精神的准备是最后的准备，精神的装备才是最强大的装备。
——《上甘岭，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 》  戴旭

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观察，他没有宇宙实体，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故一切皆化为静；最后将一切现象，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
——《中西学术之不同》  梁漱溟

如问我：中西医根本不同之点既在方法，将来是否永为两套?我于此虽难作肯定的答复，但比较可相信的是，最后是可以沟通的，不过须在较远的将来。较远到何时?要在西医根本转变到可以接近或至沟通中医时。中医大概不能转变，因其没有办法，不能说明自己，不能整理自己，故不能进步，恐其只有这个样子了。只有待西医根本方法转变，能与其接近，从西医来说明他，认识他。否则中医将是打不倒也立不起来的。
——《中西学术之不同》  梁漱溟

道家对呼吸、消化、循环等之能认识了解、操纵运用，其在医学上的贡献，真是了不得。西医无论如何解剖，但其所看到的仍仅是生命活动剩下的痕迹，而非生命活动的本身，无由去推论其变化。在解剖上，无论用怎样精致的显微镜，结果所见仍是粗浅的；无论用如何最高等的功夫，结果所产生的观念亦终是想像的，而非整个一体的生命。道家则是从生命正在活动时，就参加体验，故其所得者乃为生命之活体。
——《中西学术之不同》  梁漱溟

西洋科学的路子，是学问的正统，从此前进可转出与科学不同的东西来；但必须从此处转，才有途径可循。我常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许多层次阶段，而是一步登天；所以现在只有等着人家前来接受它。否则只是一个古董，人家拿他无办法，自己亦无办法。
——《中西学术之不同》  梁漱溟

中西医比较着看，西医之最大所长，而为中医之最大所短的，是西医能发见病菌，中医则未能。中医是从整个生命的变化消长上来论病，是以人为单位，这样固对。但他不知道有时这其中并不是一个单位，而是有两个能变化消长的力量。一则是身体的强弱虚实，一则是病菌。病菌是活的，同样能繁殖变化消长。此两者应当分开，不能混作一团看。西医是能看见两个重要因素的，但偏重于病菌；中医则除注意身体的强弱虚实外，对于病菌，完全没有看到。病菌的发现，真是西医的最大贡献。
——《中西学术之不同》  梁漱溟

我认为现在集权很必要，西方一些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因为建立国家制度需要权威。亚洲的日本、“四小龙”都是在高集权的情况下，把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再推行民主。像泰国、菲律宾、缅甸，国家制度没有建立好就搞民主，就一直很动荡。从历史上看，大部分现代国家制度都是民主之前建立好的，民主从来没有建立多少制度，除了民主制度本身。
——郑永年

以前的改革一直通过分权进行，现在改革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集权。集权有合理性，只有中央政府集权到够大才能克服既得利益。
任何改革都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才见成效。
社会保护得越好，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社会保障这几块做得越好，社会力量越不会挑战你；这几块做得越不好，越要挑战你。
中国该市场化的地方，国有企业没有市场化，因为既得利益抵制了；不该市场化的，因为社会力量很小，它就市场化了。
——郑永年

改革本身产生不确定性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不改革就更不确定。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央很多改革想法有了，但没看到地方落实。
——郑永年

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看，改革不是现在刚刚有，秦始皇、孔子也是改革家，西方国家的历史也一样。从中外历史经验看，改革产生的一些风险，大部分都可控，不改革到最后演变成革命，而革命是不可控的。所谓改革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是自下而上。像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搞的不叫改革，他是改革改不下去然后放开了，一夜之间演变成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层显示出了改革的决心。
——郑永年

中国人反腐败概念也很含糊，界限不明确，很多旧法规没清理过，大家害怕被人家整材料，所以就不敢干了。为了保清廉，什么事情都不做，这也是腐败。
——郑永年

中国未来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国际关系恶化是正常的。大国地位不是人家送给你的，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大国是拼出来的、是斗争出来的。冲突没问题，关键是怎么管理冲突的问题。
中国外交政策有几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说“请进来”，就是把自己国门打开，开放给其他国家，让外资进来。那个不会冲突，因为你来赚我的钱，哪会儿冲突呢？接着就是“接轨”，加入WTO。接轨就是修改自己的法律法规，来接你的轨，这也不会发生冲突。但是现在“走出去”肯定要发生冲突。中国前面30年由资本极度短缺的国家，变成了资本过剩的国家，资本就是马克思说的到处去赚钱，一走出去人家的利益就没了，肯定要发生冲突。
——郑永年

如果不集权，地方腐败谁有力量惩办？集权可以办大事，办完大事再放权。集权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
集权本身不是好事或者坏事。权力放在对的人手里，可以事半功倍。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当然这是有风险的。在目前的社会乱象下，我们的风险已经接近崩盘了，必须有一个选择。
集权可以实现高效。改革想要高效率，快速见效，快些过这个坎，集权可以办到。西方民主国家是好，你们现在看到的好，都是曾经集权经过惨痛的改革才得到的结果。我们现在也需要改革。而且是会让一些既得利益者痛的改革，如果不集权，他们同意吗？集权的目的不是为了集权，而是为了有足够的力量推动改革深入下去。否则根本改不动。
——李蔼滢

中国人是最能忍耐的易于统治的群体，反腐也反了，集权也搞了，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瞎折腾，老百姓的忍耐到了极限，是会爆发的。历史周期律会继续的。摆脱痛苦的历史周期律的唯一办法是：实行民主制度。希望在高集权的情况下，把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再推行民主。
——胡豆

中国或许某一些制度体系不健全，但是大部分都已经逐渐在完善。而且中国缺的并不是制度，只是缺一些真正能把制度做到做好的人！
——网友

权力效用最大化是每个拥有权力的人的追求吧。把金钱效用最大化是每个商人追求的吧。所以，权钱交易和政商结合就是自然的事了。
——昆仑山

中国的官场其实就是一个圈子套一个圈子，密密层层，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圈外人想进去非常难，圈内人彼此帮助，能量巨大。习李有胆有谋有识，逐步打散这一个个利益集团，还官场一片蓝天。如此，中国有望矣。
——昆仑山

什么时候权力能置于阳光之下，什么时候就没有了腐败的阴暗。反腐很重要，可是，建立一个权力运行制度，合理监督一把手和权力部门的权力，让腐败不再有滋生的土壤，这样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昆仑山

这个世界，是一个缤纷斑斓的社会，有人是专家、有人是学者、有人是艺术家、有人是军事家、有人是政治家，他们各司其职，共同支撑了整个社会架构，也共同推动者社会的向前发展，政治家不一定要成为学者，专家也不一定要从事政治，就算是什么家也不是，只要他有一份职业，只要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付出劳动，同样都是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社会同样离不开他们，谁敢说，我们这个社会能离开农民工们吗？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每个人都能安下心不浮躁，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也必然得到社会的承认。作为政府，应该倡导促成这样的社会氛围。
——昆仑山

一个人看问题的视角决定这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聪明人总是看到他人的优势，并想法学习这些优势；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劣势，并努力克服这些劣势。糊涂人则习惯盯着他人的劣势，尤其是敌人的劣势，并因此陷入盲目自大固执自满的怪圈之中。
一个民族看问题的视角决定这个民族的文明水准和明天的希望。
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善于向战胜自己的敌人学习，使自己的民族博采众长，上升为世界上的优秀民族。
——熊飞骏

中国的改革志士因为缺乏必要的政治智慧，沉浸于自我表现而罔顾大局，常常向相反的方向使劲，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大悲剧。
——熊飞骏

专制国家的上流社会并非德能兼备的社会精英，而是腐败政客和食古不化敌视进步的洗脑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缺乏为国为民自我牺牲的济世情怀。
于是大清国整个特权上流社会本能跳出来反对百日维新。
推行上流社会集体抗拒的社会大变革，需要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改革领袖拥有掌控整个国家的巨大权力和钢铁般意志。
——熊飞骏

遗憾的是：康有为和他的维新同僚没有那样的政治智慧，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没有作出符合实际的准确预测，只凭张之洞、陈宝箴等少数几个地方大员的开明风气就误以为整个大清官场都会支持他的激进政治变革，反对者也会在“国家利益”的感召下良心发现。不知道帝国的守旧势力在朝野仍占压倒优势，力量比维心阵营强大百倍；多数腐败弄权政客早已丧失了最基本的良心。因为对形势严重误判，就犯了急躁病，企图一蹴而就把病入膏盲没时间等待观望的帝国推上脱胎换骨的快车道。只凭一腔血气一往无前而置需要防守的后方于不顾，结果后方门户洞开，给邪恶的守旧政客提供了从背后发动突然袭击，并进而葬送国家前途的机会。
在守旧势力仍占优势的被动情势下，推动政治变革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严复的“政治上的渐进主义”和“思想上的激进主义”。如果当时由严复而不是康有为担任光绪皇帝的改革总设计师，晚清的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当光绪皇帝、康有为选择孤独和帝国的整体特权上流社会作战时，百日维新的失败自是命中注定。
——熊飞骏

错失巨大机遇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历史呈现一个定律，反对变法的既得利益阶层，在变法失败之后往往付出最为惨痛的代价。
自私弱智的满清权贵扼杀了官民共赢的理性政治变革，把大中国推上了暴力革命的战车，也把自家推下了粉身碎骨的万丈深渊。
——熊飞骏

一个民族不仅通过它所造就的人，也通过它给予荣誉的人和它所铭记的人展示自己。
——肯尼迪

一个政府压制它的人民，以使他们成为自己手中的驯服工具——即便是为了正当的目的——它也会发现，靠受压制的人是不可能真正成就什么大事的。
——穆勒

野心，在平民身上是罪孽，在帝王身上却是美德。
——马辛格

经验给我们太多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最难管制的东西，莫过于自己的舌头。
——斯宾诺沙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是教育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罗素

贪婪是工业的兴奋剂。
——休谟

凡是经过考验的朋友，就应当把他们牢牢地团结在你的四周。
——莎士比亚

国民的感情中最难克服的要数自豪了，随你如何把它改头换面，与之斗争，使之败阵，扑而灭之，羞而辱之，它还会探出头来，显示自己。
——富兰克林

要成大事，就得既有理想，又讲实际，不能走极端。
——富兰克林·罗斯福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对人生的幸福最重要的莫过于真实、诚意和廉洁。
——富兰克林

一切追求文明和进步的人们，应该基于自己的良知、信念、觉悟，自觉自愿地履行责任，为国家、社会、他人做出自己的奉献。
——任仲平

没有时间教育儿子——就意味着没有时间做人。
——苏霍姆林斯基

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孟子

做人应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因为收获不是自己能掌控的。
——曾仕强

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沉渣。
——德国

中国有一句俗话富不过三代，所以我这么多年一直在着手做产业，做慈善。我想需要找到适合的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我要打破富不过三代的瓶颈，我相信我一定会富过三代、四代、五代，因为我给他们留下的是最美好的品德，一种精神财富，给他们留下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美好道德和品德，做人做事一种懂得感恩的人，懂得吃苦、吃亏是福的人。
——陈光标

不良情绪是个污染源，每天都在互相传染，杜绝的办法是：找到污染源，并且消灭它！
——尚丰

传统是自发演进、由时间积累而成，所以它必定合乎人情常理，适合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传统是自由的保护屏障而不是敌人，合宜优良的治理秩序必定要建立在传统的基石上。
——佚名

好的社会都是演进而来，而非设计出来，任何脱离了传统的乌托邦终将沦为灾难。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