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
——邓小平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邓小平

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有两种，一个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说来，应当是自上而下的。它跟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的不同，经济体制改革是完全可以自下而上的，可以做增量改革。比如邓小平讲了农村的土地承包，那完全是自发的从下面上来的。但政治体制改革想自下而上来推动就相当困难，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自上而下。
——江平

顶层设计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求我们更加重视“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对改革的目标、路径、阶段、条件、困难和前景等有清醒的认识和总体规划与设计。改革开放之初，从总体上讲，我们对自身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分析还不深入，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的了解还不全面，所以，我们在改革策略上，始终坚持实践的原则，试验性地不断探索，承认有限理性,“摸着石头过河”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而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正反面的很多的经验教训，有了很好的人才积累和思想库，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对各国发展模式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因此，我们完全有条件和能力以战略的思维来设计和规划未来的改革与发展，系统地明确目标、方向、领域、重点、体制机制等等。不能再“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做好总体设计和规划，必须坚持：在目标上，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在动力上，“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在重点和顺序上，必须“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主体方面，必须“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陈家刚

顶层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视野，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传统的中国建设民主、法治，没有任何先例可循。要创造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发达的民主，我们只有认真、系统学习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经济领域，我们已经借鉴了公司制、股份制这些曾经被看成是资本主义专属的东西，并有效地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不会照搬照抄西方的具体模式，但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不是西方的专属，它们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陈家刚

积极稳妥地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基本共识，但在推进政治体制问题上，还需警惕几种错误认识与僵化观念。第一，“政治体制改革会带来动荡、破坏稳定，从而丧失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事实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定，是表面的、缺乏活力的稳定，真正保持稳定需要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才能有效地消除冲突，实现真正的稳定。在观念上，我们仍须破除“妖魔化”民主的倾向。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毕其功于一役。”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过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目标，顶层设计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凭空想象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三，“政治体制改革有整体的规划和设计，就能够顺利推进。”顶层设计不是整齐划一，不是一刀切。顶层设计，依然需要基层的试点实践和探索。顶层设计政治体制改革，在尊重多样性、复杂性现实的基础上，也为基层改革的深度推进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基层走出“下改上不改，最后改回来”的尴尬境地。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陈家刚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取决于执政党和广大人民在应对各种复杂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但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我们要始终牢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清醒认识当前人民群众“主动联系”我们的现实，时刻准备未来人民群众“不再联系”我们的挑战。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客观、理性和宽容的态度，而非极端的、情绪化的诉求，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空喊口号。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在新的高度上谋划改革的方略，实现改革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增强忧患意识比仅仅歌功颂德更有利于长期执政。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陈家刚

再说盛衰周期。朝代刚起来的时候，似乎满地都是人才；朝代结束的时候，人才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国家的管理机构之中，以维持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是帝国制度，而且中央集权的趋向一朝比一朝严重。也就是说，统治阶层是一个密封的集团。在开国之初，功臣将相来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人才放在一起，又经过打天下的历练，都是富有经验的人物，他们的合作确实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一代、两代过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纨绔，只知享乐，不会办事。皇室集团本身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团体，再加上逐渐有了皇权传嫡子的规矩，这个可以从中选择领导的人才库，就非常狭小了。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宠臣，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团体延续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政府；不过，上面向下选拔人才，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于是，虽然有新人进入这小圈子，两三代以后，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也没有勇气作新的尝试。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两三代以后，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必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
——《大国霸业的兴废》  许倬云

1896年，李鸿章在对欧洲和美国进行巡游时，面对那些令人惊讶的辉煌成就，他凭借着自己那成熟的判断力，甚至得出了一个无比诚挚的最终观点，那就是尽管中国在物质上远远不如“蛮夷”并且因此而遭到羞辱，但是中国文明构建的生活科学比任何“蛮夷”的社会都要更加合理化，都要更加人性化。正是通过比较性的观察，他才形成了这个判断，这一判断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那本能的、坚定不移的信仰相一致。
——《李鸿章传：一个英国记者四十年中国生活札记》  约翰•奥特维•布兰德

回想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而百家争鸣，各种学说不断涌现，体现出勃勃生机，而在一些通常宣传的大一统“盛世”下，这种情况反而很少。因此，我觉得一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程度，与思想自由的程度密切相关，很难想象一个思想禁锢的社会会迎来什么文化上的繁荣。从民国建立到二次革命期间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各方面呈现一种向上的气息，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长期以来禁锢国人的皇权思想被人们抛弃；第二，党禁报禁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民意表达开始显现，实业兴办、教育文化在此期间均有明显发展；第三，当政的北洋集团骨干大多出身武夫，鉴于当时的形势，也不得不赞成共和，思想控制相对于他们的认识来说，还较为陌生。
——《对话马雷：袁世凯认为孙中山“只会捣乱”》  马雷

两千年以来，中国有的只是一次次的王朝更替轮回，无论从科技文化，还是社会形态，并无显著进步，民主思想、民权意识长期缺乏，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清末实行的立宪，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而主要是由于外因--甲午战争与庚子事变失败而起决定作用的结果。甲午战争之后，曾有戊戌维新，然而不过百余日即被扼杀，表明旧思想、旧势力的顽固。直到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京，这次真的被打痛了。此后朝野上下经过反思，认识到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等好处，于是决心改弦更张，实行新政。这个观念的转变非常痛苦，代价也很大。清末的立宪过程，虽说其民意基础比较薄弱，主要热心参与的主要是一部分士绅阶层与朝廷官员，但毕竟迈开了第一步。对于清政府所下立宪时的决心，不能否认当时他们的真诚态度和迫切意愿（虽说清廷这样做的根本目的仍是设法延续和维护自己的统治）。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立宪方式，自有其脆弱的一面，随主政者主观思想上的变化波动而不断动摇，一旦当局势显得不那么紧迫时，主政者常有从既定立场后退的冲动，如立宪的过程迟缓难行、皇族内阁的出笼，均是此体现，这种摇摆不定最终导致了清政府的覆亡。
民初的情形比起清亡前有所改善，开放党禁后，政党政治一时较为活跃，舆论开放度、民众参与度均有一定的提高，主政者受到的制约比起清末时要多，如果历经一个时间较长的发展期，未必没有希望。可惜这个由各方维持平衡的局面持续时间太短，一经打破，又走了回头路。这样的机会在此后又曾发生过有两次，一次是1916年袁世凯倒台后，一次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其发展结果几乎如出一辙。相比而言，民初的那次可能是最接近于实现宪政的尝试，至少那套表面上的宪政体制架构，此后还延续存留了十三年的时间。1913年给后世的启示是，社会转型的成功，依赖于民众的参与，培养大众的民主、民权意识，非常重要，是能够成功转型的基础。另外也要看到，社会的转型，并不能够简单地一蹴而就，更不能通过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解决，它需要在各个阶层、各种力量达成妥协的相对平衡的状态下，稳步正常地逐渐推进，既要使得社会不断进步，又要使得付出的代价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对话马雷：袁世凯认为孙中山“只会捣乱”》  马雷

官员的升迁和政治抱负（或用贬义词：野心）只能通过暗箱操作，而不是像民主制度下那样公开透明，表现为一种古代帝王专制制度中权力斗争的险恶和残酷，当事人不得不铤而走险，旁观者看得心惊肉跳。而如果政治观点的论争和权力位置的争夺能够公开化、透明化，情势就不会如此险恶。这就告诉我们，只有用民主制度中的公开竞争（竞选制度）才能避免险恶的暗箱操作。
——李银河

人大代表应当怎样选拔呢？我认为应当竞选。想做人大代表的人应当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让选民用两个标准选择自己的代表：一是看他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否能代表自己的意愿；二是看他参政议政的能力是否出类拔萃。由这两个标准选出来的代表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大代表，而不是像现在的人代会，由一般的行政官员和模范人物组成。
在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曾经试行过这种人大代表竞选的做法，不知为何这个重大试验最终无疾而终。我觉得这种做法不会伤筋动骨，又能真正改良中国的民主程度，从基层人大开始，推进到全国人大，最终实现国家主席的大选，或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稳健的推进方式。
——李银河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邓小平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

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我国皇帝亦有圣明之君，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相互监督。
——孙中山

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其举动，可以随时指明。
——孙中山

民主政治古代就有，但范围小、层次低、不完善(如希腊城邦民主制)。高水平的民主政治，称为“宪政”，是欧美各国人民经过数百年对专制制度的抗争，在17-18世纪首先由英美法诸国创建的。宪政制度以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为“三大支柱”，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则。宪政制度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制度建设的伟大文明成果，也是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它极大地促进了欧美各国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并使社会面貌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基础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宪政制度的优越性之一是，它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因而能促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各国能从手工业生产的落后国家一跃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并能不断创新走在世界前列。宪政制度具有普世价值，既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日本原来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通过明治维新，认真全面的学习西方，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后，其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得到迅猛发展，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在抗战胜利前都是受日本统治的经济文化落后的殖民地。上世纪中叶以后它们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对官员实行选举制度，逐步开放了党禁、报禁，调动了人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和发展经济文化的积极性创造性，现在都已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陆人民是有目共睹的。
——《政治体制与改革困境》  姜平

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同时，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则造成了很多严重问题。如官员的滥用职权、官商勾结、拉帮结派、互相包庇、腐败泛滥、官民对立、道德沦丧、不讲诚信、环境破坏、污染成灾、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一方面少数特权阶层成为亿万富翁并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上亿的农民工人经济上贫穷、政治上无权)警黑勾结、执法不公、人民告状无门等等，这些问题普遍存在，甚至愈演愈烈，而既得利益集团则竭力阻挠改革。同样，由于改革不到位，国家体制上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造成党和政府机构的惊人膨胀，使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大量财富被挥霍浪费。
——《政治体制与改革困境》  姜平

再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人大是监督政府的权力机关，建国时《共同纲领》就规定，我国人大代表应通过普选产生。但数十年过去了，至今还是实行由党召开会议协商提名候选人，然后逐级选举，而不是由普选产生。同时长期以来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安排了大批英模人物、文艺界明星和政府官员，英模人物和文艺界明星没有参政议政的经验和特长，很难履行人大代表监督政府的职责。至于由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更等于自己监督自己。
——《政治体制与改革困境》  姜平

西方对待示威行走已经有了长达上百年的经验，防爆警察、隔离带、无致命性武器等等，通常反映很迅速，执政当局知道如何首先对付人群中必然的激进者。
——《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访谈录：中国面临着关键时刻》  黄金散

知识分子通常较有雄辩的能力，西方很多领袖都是律师出身，但他们执行的能力会很欠缺。施政需要更现实，有太多问题其务实的处理方法和一个思想家设定的价值和目标常常相违背，这需要经验，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访谈录：中国面临着关键时刻》  黄金散

于台湾的政治发展我没有仔细研究。据说他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现在成熟了很多，期间经历了很多动荡。仅从内部动力来说，我想主要得益于蒋经国的开明独裁，否则很难克服保守力量。如果邓小平健康状况多允许他十年，中国（大陆）今天的改革也许会顺利的多，一个民族在复杂的困难时期是需要英雄的。
——《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访谈录：中国面临着关键时刻》  黄金散

大规模的政改首先必然对稳定有冲击，虽然从长远来看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会恢复，也许会更好，但经济不是孤立于一国国境内的。中国经济核心是制造业，是长期投资资本，他们倾向于确定性的未来，离开了他们很难再回来。
——《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访谈录：中国面临着关键时刻》  黄金散

记者：中国的全国人民大会不仅是宪法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个最高民众监督机构，但等同咨询机构，被边缘化了。
斯密特：这是核心，但改革的目标如果是与共产党争权，我想可能会麻烦。
记者：您的意思？
斯密特：把这个机构的监督职能发挥出来，而不是取得全部权力，我看是最稳妥的妥协方式。
记者：但是监督的最终作用机制是通过权力来体现的，就是说民众需要拥有最终生杀予夺的大权。
斯密特：这是个常识性问题，但我想仅仅监督职能，比如说信息公开就足够实现民众的制约力量了。
记者：可目前人民呼声很高的仅仅要求高层公务人员公布个人、家庭财产问题都得不到答复，民众的力量很弱。没有人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也害怕清算，他们骑虎难下。您不觉得这是一党执政的后果吗？
斯密特：我觉得这是当年邓小平改革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现在已经积重难返，但我本人并不认为是您以为的一党执政的问题。
 记者：印度可能是个反证，不是吗？
斯密特：印度关于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在1948年立国之初就开始推动立法，到如今轰动世界的阿纳 哈萨雷的绝食抗议活动还是为了这个立法问题。因为这将既得利益者逼到了墙角——而民众清楚，暴力革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最后理性的结果是双方妥协。
记者：您的建议是中国民众和既得利益阶层达成某种默契下的妥协，承认既得利益换取人民的权力？
斯密特：您的感觉很敏锐，是的，默契下的，而不是公示下的，之所以要承认既得利益，因为没法彻底清算，也不能彻底清算。
记者：谢谢！就我对中国民众心理的了解，人民很难接受？
斯密特：情感是一方面，理性是最重要的，否则最受伤害的还是普通人民。
——《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访谈录：中国面临着关键时刻》  黄金散

最重要的是改革不会有理想化的结果，必须学会设定底限和目标。因此朱镕基采用了抓大放小的策略，对于一些不关乎国家根本的国有企业大胆进行私有化，而对十几个重要领域的国有企业采用了资产剥离、兼并、重组等办法，这样既保证效率低下的国企不再成为国家负担，也在重要领域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
——《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访谈录：中国面临着关键时刻》  黄金散

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是个教训。起初他们按人头给每个公民平均分配股份将国企私有化，因经济萧条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原苏联民众从计划体制出来，缺乏商业经验）这些股份后来被有国外财团背景的个人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购，他们成了垄断财阀，而后这些人又担心资产的安全，把资本转移到了国外……
——《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访谈录：中国面临着关键时刻》  黄金散

记者：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您觉得最重要的是国企改革，还是别的什么？
斯密特：我认为应该是农村问题和制造业产业升级。
记者：那能否先谈第一点呢？
斯密特：应该说，这两点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斯密特：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占比过高，或者说农业的生产效率过低，可以说，你们内陆农业生产还处于欧洲中世纪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人口绝大多数处于失业状态。中国工厂的生产力已经过剩了，这部分农业人口除非转移到服务领域没有别的出路；而如果产业不能升级，工人的收入会很低，城镇服务业很难发展起来，内需自然不充足，仍然摆脱不了过渡依赖外贸的局面。
记者：而实际情形是中国沿海的工厂出现了用工荒，造成工资上升，产业外移，似乎并不是农业人口过剩状态，你怎么解释呢？
斯密特：请您观察两个事实，一是中国政府在有意提升农产品价格，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这使一部分农民返回了农村；另一个事实是，房地产业的发展受制于18亿亩红线，土地稀缺，城镇生活成本骤升。这说明，中国政府一直把保证粮食供给作为根本要务。由于农业生产率低，不仅仅造成农业人口收入低的现实，也造成了农业和工业抢占劳动力的现象。
记者：看来您并不担心中国人口红利时代的消失。
斯密特：恰恰相反，由于中国工业生产效率的迅速提升，会大大抵消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因素，中国在今后十余年会一直是隐形的劳动力过剩的状态。
记者：我注意到您说的“隐形”这个词，似乎和表象不同？
斯密特：是的，如果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达到美国一半的情形（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种100余亩，笔者注），你们的农业将会解放几亿新的劳动力进入城镇服务业，哪里还有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他们大多实际处于失业的状态，这就是您看到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依然尽力挽留那些几乎微薄利润的企业，因为对一个大量农村人口实际处于失业状态的经济体，劳动力的工资也可以看做“利润”。
记者：似乎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关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问题，你怎么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改革？
斯密特：中国最近几年开展的第三轮农村土地改革，我注意了很久，似乎步伐很慢，我想还是农业人口过剩、粮食生产安全与产业升级的双重悖论问题。
记者：这个双重悖论如何解释呢？
斯密特：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效率必然远远高于小家庭的生产模式，但是单产必然大幅降低——中国粮食的单产其实已经很高，这样必然会造成粮食安全问题。
记者：那另一重悖论呢？
斯密特：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粮食安全问题，如果大刀阔斧地进行土地改革，这些解放的劳动力只能进入服务行业。由于城镇制造业产业升级问题并没有得到迅速解决，这些城镇服务业的收入必然会更低，也就是会形成大量的城市贫民窟，这在印度、巴西都比较明显。所以土地改革的过程和城镇产业升级是个对立的平行的改革过程，相互制约或相互促进。
记者：看来您对计划生育持肯定的态度。
斯密特：中国的人口控制虽说近乎残忍，但理性最终战胜了感性，否则中国现在会有17-18亿人口。以现有的生活水平计算，这不仅接近中国资源的极限，也会让世界恐惧。
——《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访谈录：中国面临着关键时刻》  黄金散

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联邦党人文集》  汉密尔顿

在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革命，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复杂的、耗费时日的。
——《中国政治改革要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张维为

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的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接着，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当笑料。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加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如果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18倍于1979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大部分人对国家前途持乐观态度。
——《中国政治改革要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张维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经济改革成功有三条根本的经验，第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第二是循序渐进、不断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地推动体制转型；第三是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也就是说，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以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这种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
在西方历史上，与这种渐进改革思路比较接近的是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变革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比理想主义的道路代价要小。英国是经验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理想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
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前30年的经历更像法国，后30年的经历更像英国，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实惠，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来说，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理想主义的激进道路。
但是我们不少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情节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
——《中国政治改革要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张维为

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内容。比方说三权分立的学说强调了对权力的制约，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借鉴权力制约这个思想，但没有必要学习美国三权势均力敌的政治构架。我们在保持行政主导的同时，可以借鉴一些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我们可以按照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来进行政治改革，在相当时间内最需要的不是“路线图”，恐怕也拿不出“路线图”，拿出来也是一个“花架子”，但像经济改革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指南针”，需要知道一个总体方向。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导向的改革，是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总体方向应该是实现励精图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某种更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线图”，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应运而生，就像通过16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16年实践，是提不出这样的理论的。
我们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践成功的东西，就是真理，西方现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对，但只要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终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就只能来理解你，诠释你，并最终不得不接受你。中国模式最终一定会影响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这样一路走来，并最终成为强势模式的。
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如果我们继续推动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掘出来，那才是更加巍巍壮观的事业。我们应该自信地、从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视一下西方，看看他们制度的长处在那里，短处在哪里，再对照一下中国，我们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从而搞清楚，对于西方的东西，哪些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哪些应该反诘和扬弃，最终都是为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政治发展道路，一条能使中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乐的康庄大道。
——《中国政治改革要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张维为

改革的总目标，是也只能是宪政民主，这是现代政治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政治如果必然与权力运作有关，必须提出的两个问题是权力从哪里来和它是否受到限制，前者关乎权力来源，后者可以界定权力性质。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从划分角度，权力来源如果需要民主解决，限制权力只有依靠宪政。因此，宪政与民主不但可以从合法性角度有效改变权力来源和性质，同时它们也是中国政治改革所必须面对的两个任务。
首要的任务是宪政。作为宪法政治，它既可以简称为宪政，也可以简称为法治。二者都是要通过宪法和宪法下的法律对政治权力形成有效制约。还是100多年前的清末，梁启超就表述过这样的意思，世界上有两种政体，一是立宪政体，二是专制政体。专制的定义在梁启超那里即权力不受宪法制约。世界上最早的宪政国家是英伦，从《大宪章》问世的1215年，它就致力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转型。世界上第二个立宪政体是美国，从1787年费城会议开始，它的制宪过程就是建国过程。宪法落成之后，由北美十三州多数州通过，一个联邦国家就此诞生。从英美宪政过程看，它们有一个共同经验，即宪政运作必须从顶层开始（也只能从顶层开始）。英伦宪政对权力的制约，首先就是针对君权。美国宪法中对权力划分与限制的二位一体，也是针对中央政府，比如它就没有涉及州权。
——《政治改革的宪政顶层与民主底层》  邵建

制约权力本身就是保障权利，因为权力会习惯性地侵权。但制约权力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路径，很显然，后者比前者在推进上更有成效。如果不是联邦制，国家权力系统本身是自上而下的，因此下层权力总是盯着上层权力。未有上层权力不加限制却要求下层权力接受法的制约而能起到作用，这里更需要的倒是上层权力为下层权力作出接受法治的表率。当年清末立宪，其政体建构的路线图也是从中央到地方，而且重心放在中央上。比如开议会、立宪法是清末宪政两大重头，它们都是在中央层面展开。如果宪法设计是一个国家的顶层设计，那么宪政落实也自当从顶层开始。毕竟权力制约的顶层效应会产生向下的惯性，于是宪政推进可以如水就下，顺势而为。今天在民众中呼声甚高的官员财产公开，当属制约权力的宪政范畴，它如果可以从顶层做起，下层便不复存在问题。
——《政治改革的宪政顶层与民主底层》  邵建

民主的政治分工不在制约权力而在选举权力。从权力来源的角度看，当年梁启超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国家，一是君主之国，一是民主之国。君主之国“君权神授”，但这种权力来源理论早已被现代的“人民主权”所取代。于是选举便成了民主制度最直接的表征。民主的要义是自治，它不需要君主替天行道、统治人民，而是人民以直接民主或间接民主的方式，自己统治自己。和宪政相比，英美两国都是较为晚近的民主国家，一个是在君主框架下逐步推进民主，一个是在共和体制下让民主逐步兑现。因而这两个国家中的民主都是一个有序扩展的过程。
我们的民主体制改革，势将表现为一个历史的较长时段，可以稳步推进，但不宜搞民主大跃进。而且民主的路径取向应当与宪政相反，它不是从上而下，而是从下而上。对于一个民主经验缺乏的国家，一下子在国家政治层面上搞普遍民主不但不切实际，而且容易致乱；毕竟人人都想攫取权力，因而极易为野心家所利用。就此，胡适当年把民主政治表述为“幼稚园政治”，可以理解为民主的实践不妨从底层开始，从幼稚园水平开始。这样可以大面积地积累民主经验，逐步让民主成熟并往上抬升。如果民主是人民的自治形态，它也是从人们就近的生活层面开始。如果民主没有经过民众就近生活的小范围的训练，很难相信它一下子就可以在国家层面上大范围地铺展。何况权力是一座金字塔，它的改变也需要从基层开始，拾级而上。这是一种阶梯式的推进，不可躐等。如果一开始就自上而下，那么整个权力系统很容易处于飘摇与动荡之中，这并不利于非民主社会权力自身的良性更替，更不利于社会与民众。
因此，民主从底层开始，从农村讲即是从村乡镇开始，从城市讲亦即从社区和街道开始。这两者并非没有开始过，但一定要让权力的定期选举在这个层面上制度化，以免让官员搞一次昙花一现的选举只是为了自己的政绩。如果基层选举经过了若干回合，在程序和技术上都获得了一些经验，这时才可以考虑进一步抬升。当然，这一点需要强调，抬升固是不急之务，但却不能让它成为停滞的借口。
——《政治改革的宪政顶层与民主底层》  邵建

无论海内外，中国近代以来的党治制度是受批评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是要从一党制转型成为多党制。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型，自然取决于今后各方面的发展。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变革趋势》  郑永年

很显然，说西方民主存在问题并不能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很多方面，中国本身也存在着西方所面临的问题。但人们对中西政治制度的认知的变化，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用固有的意识形态来看他人的政治制度已经不得要领。无论是西方看中国，还是中国看西方，人们都倾向于从已经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来看待对方。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不可避免。但如果要对对方有客观的认识，就要努力抛弃意识形态所能带来的偏见。同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用已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对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盲目相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从长远看，必然导致制度的衰败。
第二，任何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各自的政治制度都在演变过程中，与时俱进，在变化过程中求生存和发展。
第三，正是因为任何政治制度都处于不断演变过程之中，中西方实际上都可以互相学习，在自身的演变过程中从其他政治制度学到一些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和其他所有制度相比较，都会显现出普世性和差异性两个方面。
第四，政治制度的发展不是单线的，或者说，政治制度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根据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条件所确立的社会治理体系。当这些条件变化了，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也必须变化，否则就会导致衰落。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变革趋势》  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