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民主化为各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没有一个国家在讨论政治发展时可以回避民主化问题，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民主化的压力和挑战，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文化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郑永年

民主政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民主有其共同的特征，但也有其文化的特殊性。从文化角度来看，民主是一国一个模式。民主最早从西方产生，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国。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民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发生各种不同方式的转型。
——《文化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郑永年

西方社会尽管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但“分权、参与和妥协”这些民主特点以不同方式延续下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国王”制度是处于分权状态的，国王要和其属下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往往是地方大家族)作谈判和妥协。到近代，西方实现了从传统的“国王”制度，向高度中央集权的君王制度的转型。有意思的是，尽管这一转型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集中的过程，但这个过程的实现则是通过分权和参与的方式来实现的。无论是国家的统一，还是对外战争，君王都需要财力。这里，商人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纳税人”的概念，就是始于君王向制造财富的商人的征税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商人用经济利益向君王获取政治权利。议(国)会成为商人或者商人的代理人和君王谈判及参与政治的制度机制。商人本来就具有妥协精神，商人进入“政治”领域更强化了近代民主的妥协性精神。
——《文化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郑永年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民主的国家，但日本人绝妙地把自己的文化，和从西方引入的民主形式结合在一起。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在天皇制度下实行多党政治，无论什么党，都要效忠于天皇。日本在很长历史时期里能够实行一党独大的制度，和天皇制度分不开。这种制度设计，加上日本民族的单一性，保证了日本民主的运作。日本尽管存在着选举，但西方式的政治上的妥协精神很少见。自民党长期执政，是一种内部的权力分配。现在民主党从自民党那里分离出来，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妥协尽管不那么强大，但毕竟在发展。因此有人说，日本民主党是亚洲第一个欧洲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派”。台湾、韩国和其它所有亚洲民主，除了选举，各党派都缺少政治妥协精神。各政党直接诉诸于民众，民主变成选举政治，而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
——《文化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郑永年

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会增加得很快。在经济上和国际社会接轨之后，中国也必须考虑政治的接轨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国家，西方式的民主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民主政治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上的。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郑永年

民主的基本意义就是竞争，通过竞争来选拔优秀领导人。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郑永年

这些年里，中共在不同层级进行党内民主的试验，但如何规制党内民主，进行有序竞争仍然是个大问题。制度建设得好，党内竞争有助于党内团结；但如果建设得不好，就会增加党内冲突。
但无论是社会民主还是党内竞争都需要以宪政民主为依托，也就是法治。宪政是一个国家政治改革和有序民主化的制度基础。无论是执政党与社会力量的互动，还是各种社会力量间的互动或者党内不同成员间的互动都须要以法律为基础。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郑永年

奥运会表明中国现存体制的一些特点，那就是，只要领导层具备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意志，就可以动员和集中资源，绕过各种既得利益，促成一个事业的成功。如果政治改革成为了执政党的一个事业，那么人们就有很多理由相信这个事业也能成功。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郑永年

近年来，中国面临“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的困难局面，因此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又更进一步提出了改革的顶顶层设计问题。就改革来说，顶层设计的概念的重要性是显然的。无论哪一个国家，改革的动力尽管也往往来自地方和社会，但无论改革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都要涉及到顶层设计问题。实际上，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顶层设计，只是发生在不同的阶段。改革是顶层设计，就是要先发制人，通过改革来避免类似革命那样的激进变化。而革命尽管是要推翻旧的体制，但革命之后仍然会面临顶层设计问题。
——《中国政治的顶顶层设计问题》  郑永年

顶顶层设计因此要满足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确立政治责任制。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传统的帝国制度和封建制度还是近代以来的专制和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最高层的政治责任问题。如果领导层的政治责任不能确立或者不明确，那么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政府）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问题。
第二个相关的条件就是赋予领导者履行其政治责任的制度能力。政治责任确立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履行责任了。政治责任体现为政策，政策的执行需要通过制度来实现。这里，制度能力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层面，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政治责任就很难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其二是行政层面，没有有效的行政执行机构，政策难以执行下去，那么政治责任也只是空中楼阁。
如果前面这两个条件适用于历史上任何政治体制，那么在近代以来，因为民主化，顶层设计还必须考量到更多的其它条件。至少有两个条件适用于越来越多的政治制度，包括中国。
第三个条件是如何保障顶层在履行政治责任时考虑体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非个别领导人的个人利益或者仅仅是领导层本身的利益。传统政体和近现代政体的区别在于前者所追求的更多的是个人和家庭利益，而后者则是社会整体利益。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变化。在传统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执政者追求个人和家庭利益被视为合理。但近代以来，尽管执政者也追求个人和家庭利益，但如果其不能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就会被视为不合理，没有合法性。
第四个条件更是和民主相关，即如何避免专断和专制。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政治所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一对矛盾：既要权力集中，又要防止专制。中央集权制是任何一个近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没有权力集中，就没有政治责任和履行政治责任的能力。但如何保障在权力集中的同时又可以避免类似传统的个人专制呢？民主制度里面的分权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其它的方式来防止个人专制。
——《中国政治的顶顶层设计问题》  郑永年

从体制运作的经验来看，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特别突出。第一是集体领导体制和政治责任问题。在强人政治之后，党内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现在集体领导是有了，领导层也有了足够的互相制衡，但所缺失的是政治责任制度。在任何一个组织内，要领导层集体负责非常困难。在民主社会，多党轮流执政，如果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就会选择另一个政党，这算是集体负责，即政党负责制。但即使在多党制下，每一个执政党内部都有领导人个人责任制，不仅对该政党产生的政府负责，而且也对政党本身的发展负责。这样，政党领导人可以更换，政府和党的长远利益则可以得到保证。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个人责任制尤其显得重要。集体领导并不是说每一项事情上大家都要一起承担责任。现在的情况是，内部分工有了，但协调没有；个别领导人在自己的领域具有了决策权，但并不用承担个人的责任。如果在某一特定的领域，决策权是个人的，而责任则是集体的；或者决策权是集体的，而责任是个人的，那么都很难成为集体领导体制。在集体内部，个人决策权和责任不明确的结果会导致集体不负责任的局面。
第二是领导层的长远利益观。为了避免强人政治时代所发生的个人专制问题，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例如限任制（主要领导人两个任期）、年龄限制（到了规定的年龄退出领导岗位）和干部交流（即一个干部在一个地方任职不能超过规定的期限）等等。这些制度都非常有效。中国尽管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但能够有效避免了个人专制、实行领导层世代交替。不过，另一方面，这些新的制度安排也有负面的效应，那就是领导层比较强调的是眼前利益，简单地说就是自己任期和年龄之内的利益，而较少考虑长远的利益。
第三是执行问题。现在很多场合，并非没有高层决策，而是高层制定的政策推行不下去，就是人们所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政策执行不下去的原因要不就是决策本身的问题，要不就是官僚机构的执行能力问题。
第四是防止现在的体制再次蜕化成为个人专制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现在并不严重。现在人们所担心的是相反的东西，即内部制衡过多，产生不了权威。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体制的蜕化也是有可能的。中共历史上也有强调集体领导的时候，在一些历史时期里，也有集体领导的实践，但最终还是未能制度化而演变成为毛泽东的个人专制。这里当然有毛泽东作为政治强人这一重要因素，但更多的是因为制度因素。这一点，邓小平在世时就讲得很清楚，即制度决定人的行为。
——《中国政治的顶顶层设计问题》  郑永年

不难理解，就顶顶层设计来说，改革就是要克服这些现存体制所面临的问题。近来人们也在讨论如何找到切入可行的方法，来改进体制的运作。例如就高层集体领导体制，人们已经提出了是否减少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使得这个集体规模更小一些，责任更明确一些，效率更高一些。当然，也存在着其它可能的办法。
但是，不管常委规模有多小，只要是一个集体，就会出现责任和效率问题。从一些国家的经验看，设立委员会制度也很有效。例如可以设立国家政治委员会、国家经济社会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这方面对中国来说并不难。现在已经有各种领导小组。但领导小组的制度化水平不够高，它们往往是针对一些特别问题的特别机制安排，并且反映的是个别领导人的个人需要，并不能反映整个体系的需要。可以在领导小组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委员会。较之现在一个领导、一个板块的做法，委员会制度有其巨大的政治优势。第一，委员会制度在继续满足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需要的同时使得高层权力相对集中，提高决策的效率。第二，委员会制度可以实现高制度水平的常态化和实体化。第三，委员在不同委员会交叉任职，这样使得各委员超越本板块的利益而具有整体利益观，同时也使得各委员之间具有协调功能，克服部门主义，提高政策执行能力。
因为实行内部多元主义，顶顶层设计必须考虑到权力结构的平衡问题。现存的体制，在一些领域，权力过重，而在另一些领域，权力过轻，这导致了不平衡，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经济和政治“两手抓”，也就是说权力大多配置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这两块，大部分权力都是存留在这两个领域。结果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建设应当放在首位，但这并没有反映到权力结构上。无论是法律还是其他制度方面，针对社会建设的权力小得可怜，制度建设很落后。在任何国家，权力结构上的既得利益不可避免，有了既得利益才能去追求自身的利益。问题在于在社会工作方面没有制度层面的既得利益，那么谁来追求社会利益呢？
也很显然，顶顶层设计避免不了顶层设计问题，也避免不了地方和社会的动力问题。道理很简单，顶顶层只是整体国家治理制度的一部分，因此要解决顶顶层设计问题也需要改革其他国家基本制度（顶层），例如全国人大和政协、党政关系、中央地方关系、政治任命和公务员分离制度等等。不改革这些，就解决不了顶顶层的决策执行问题，也解决不了如何保障顶顶层考虑体制的长远利益问题。同时，如果不改革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就很难解决顶层和顶顶层的改革动力问题，解决不了如何保障体制的开放性问题。所有这些方面如何进行制度性改革，还需要很多很深入的研究。
——《中国政治的顶顶层设计问题》  郑永年

政治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一场自下而上、以推翻一切现行政治制度为首要目的、以你死我活的激烈对抗为基本手段的暴力运动。不破不立，先乱后治，是革命的根本原则。而改革则是一场自上而下、以改造现行政治制度为根本目的、以不断寻求政治妥协为基本手段的改良运动。不立不破，以渐变而求治图强，是改革的根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恰恰是要防止革命的发生。所谓开渠则坝坚，塞渠则坝破。
——《政治改革的挑战与选择》  黄培

目前世界上大致有英、美、法、德、日以及西北欧各国等六种类型的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尽管运作方式各异，所有这些成熟的民主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点，即公共政治事务运作程序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具体来说，是在三个关键领域的“制度化”，以此奠定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
1、权力制度化。其根本在于权力的非人格化，权力授予、更替和运作的程序化。因职设权，而绝不因人授权。最高权力属于宪法。权力的授予及其合法性，权力的更替、运作、分配以及各种权力之间的关联，都是由制度来界定和规范的，不得随意更改。
2、政策制定制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从政策建议到具体政策的形成，都要经过一个固定的、不可擅自更改的程序。政策的合法性，不在于其是否“合理”，而在于其产生是否符合既定的程序。程序不但保证了政策的透明性，而且固定的“游戏规则”也必然导致 “制衡机制”的产生。
3、政治参与制度化。这是实现民主政治体制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步。所谓多党制、选举、听证、游说、游行示威等等，都必须在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基础上进行。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社会基础；发达的非政府组织，是协调和规范政治参与的必要方式。
这三个“制度化”，应该是中国通过制度创新而完成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内容。
——《政治改革的挑战与选择》  黄培

如果人们参与政治是为了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益，则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妥协性。这使得政治参与制度化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毕竟，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制度，其发展和确立，是要在制度上为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在公共政治事务中，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妥协机制。
——《政治改革的挑战与选择》  黄培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亚里士多德

刺猬法则：两只困倦的刺猬，由于寒冷而拥在一起。可因为各自身上都长着刺，于是它们离开了一段距离，但又冷得受不了，于是凑到一起。几经折腾，两只刺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既能互相获得对方的温暖而又不至于被扎。　
刺猬法则主要是指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效应”。　
法国总统戴高乐就是一个很会运用刺猬法则的人。他有一个座右铭：“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和顾问、智囊和参谋们的关系。在他十多年的总统岁月里，他的秘书处、办公厅和私人参谋部等顾问和智囊机构，没有什么人的工作年限能超过两年以上。他对新上任的办公厅主任总是这样说：“我使用你两年，正如人们不能以参谋部的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你也不能以办公厅主任作为自己的职业。”这就是戴高乐的规定。这一规定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在他看来，调动是正常的，而固定是不正常的。这是受部队做法的影响，因为军队是流动的，没有始终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军队。二是他不想让“这些人”变成他“离不开的人”。这表明戴高乐是个主要靠自己的思维和决断而生存的领袖，他不容许身边有永远离不开的人。只有调动，才能保持一定距离，而惟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保证顾问和参谋的思维和决断具有新鲜感和充满朝气，也就可以杜绝年长日久的顾问和参谋们利用总统和政府的名义营私舞弊。
戴高乐的做法是令人深思和敬佩的。没有距离感，领导决策过分依赖秘书或某几个人，容易使智囊人员干政，进而使这些人假借领导名义，谋一己之私利，最后拉领导干部下水，后果是很危险的。两相比较，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好。
——《各种管理法则》

破窗理论：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就会毫不犹疑地抛，丝毫不觉羞愧。
——《各种管理法则》

木桶理论：组成木桶的木板如果长短不齐，那么木桶的盛水量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
水桶效应是指一只水桶想盛满水，必须每块木板都一样平齐且无破损，如果这只桶的木板中有一块不齐或者某块木板下面有破洞，这只桶就无法盛满水。是说一只水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称为短板效应。一个水桶无论有多高，它盛水的高度取决于其中最低的那块木板。
又称水桶原理或短板理论，水桶短板管理理论，所谓“水桶理论”也即“水桶定律”，其核心内容为：一只水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根据这一核心内容，“水桶理论”还有两个推论：其一，只有桶壁上的所有木板都足够高，那水桶才能盛满水。其二，只要这个水桶里有一块不够高度，水桶里的水就不可能是满的。
——《各种管理法则》

马太效应：《圣经•马太福音》中有一句名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马太效应，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教育、金融以及科学等众多领域。其名字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马太效应”与“平衡之道”相悖，与“二八定则”有相类之处，是十分重要的自然法则。
——《各种管理法则》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写出一本名叫《帕金森定律》的书。他在书中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构成威胁。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各种管理法则》

我们通常都会相信，我们的爱好与大多数人是一样的。如果你喜欢玩电脑游戏，那么就有可能高估喜欢电脑游戏的人数。你也通常会高估给自己喜欢的同学投票的人数，高估自己在群体中的威信与领导能力等等。你的这种高估与你的行为及态度有相同特点的人数的倾向性就叫做“虚假同感偏差”。有些因素会影响你的这种虚假同感偏差强度：
（1）当外部的归因强于内部归因时；
（2）当前的行为或事件对某人非常重要时；
（3）当你对自己的观点非常确定或坚信时；
（4）当你的地位或正常生活和学习受到某种威胁时；
（5）当涉及到某种积极的品质或个性时；
（6）当你将其他人看成与自己是相似时。
——《各种管理法则》

与现在的情况相比，人大代表职业化的一个好处是能够保证代表的素质，优化代表的结构。第二个好处是有利于逐步明确他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议员选出来，应该代表他背后的利益群体。如果议员不代表他背后的利益群体，而代表全社会的利益，这与现在的口号没有什么区别，议会中讨论的问题与各个利益群体相关的程度不同，通过不同利益群体代表的竞争、辩论、妥协，才能产生真正有效的立法和决定。第三个好处是有利于提高代表的独立性，我说的独立性不是独立于利益群体，而是独立于政府，如果像现在这样，代表由官员指定，只能唯政府之命是从，这样的议会就免不了成为摆设。职业化的另一个重要好处是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政治活动需要有专业人士去搞，一般的人做不了，政治这碗饭也只有政治家去吃，其他人不能吃；当议员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的。
——《关键在于公开化和透明化》  张曙光

在大的框架不变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公开化，许多事情可能设计得很好，但是结果往往和我们的愿望相反，走到另外一个方面去了。所以，在人大代表职业化的问题上，有一件事情必须解决，就是如何把这些职业化的人大代表的活动和言论能够公开，包括他们在每年人大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能够全部分开见报。他们讲什么，在会上是如何表演的，其他人我们可以不知道，这些人必须知道。我觉得，现在公开化比什么都重要，公开化比什么都能解决问题。当然，公开化就牵扯到了言论自由的问题。我认为，推进政治民主化，首先需要和可能做的是言论自由，是公开化，这是第一个需要突破的东西，是第一步。我觉得，如果这样搞，人们就可以看到，人大为了通过什么决定而统一意见，职业代表这时表什么态，比如说不同意统一意见，且必须把你的意见公布出来，我想这个事情就能进步。说实在的，咱们现在都是暗箱操作，在桌子底下干事情，这次十六大的代表以及选举，到了揭锅才知道，好多人都是党员，你知道什么东西，你连知情的权利都没有。如果规定了公开化这一条，职业代表们的言论和活动能够让社会知道，大家也会监督，事情也就好办了。这个公开化和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一点也不难做到。
——《关键在于公开化和透明化》  张曙光

每次人大开会的时候，都存在跟行政部门边界不清晰的问题。我认为在人大代表的资格上应该是有所划定--人大代表和行政官员不能重叠。他们所履行的职责不一样，如果重叠的话，会产生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应当互相制衡，如果都是一个人，就没法制衡了。这也可以用公司治理结构来说明：企业的独立董事，就不能是企业管理层的人。另一个问题就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界限划得不清楚，反映了我们的行政部门过度膨胀的一种态势。行政部门的人在人大里面发言的声音越大，他们的行为越不能得到应有的界定。这样的一个人大实际上是行政部门主导的，行政部门履行职责的过程当中扩张性地做了很多本该人大做的事情。
——《人大代表是否应当走向职业化是一个可争论的话题》  盛洪

任何政权都不会推行促成其本身垮台并危及国家稳定的政治改革。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稳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符合指导理论，也有利于中国的长治久安。
——佚名

如果清廉的干部占了绝大多数，他会公布。现在是腐败的官员占了相当的比例。具体的比例是多高，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比例相当的高。那么他们怎么可能公布呢。好事不背人，背人无好事。如果动不动就保密，你琢磨琢磨他能干好事吗？如果这些干部中90%多都是清廉的干部，那么他们干嘛不公布？
——周孝正

中国的官场现在是系统性的腐败。为了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可是中国恰恰没有新闻法。知情权这一点就没有丝毫的保障。所以即使官员们公布了所谓的个人资产，中国的民众根本无从核实。
——周孝正

正如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再不能穿儿时的衣服一样，那么我们国家的制度、政府的制度，也要不断地创新，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一个需要。
——美国总统杰斐逊

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沟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钱穆

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
——钱穆

将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外国人应该静待中国人自行解决。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最终必然会有一种适合于他们性格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应该越俎代庖。只有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决办法才是长久之计，而外部势力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必然是不自然的，因而也不会是长久的。
——英国思想家伯特兰•罗素

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自英国诞生之后，其政改主要体现在投票权的逐步扩大，直至实现全民普选。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简而言之就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而一旦社会出现多个政治中心，必是国家分裂、大乱和民不聊生之时。这种惨痛的历史记忆已成为全民集体无意识。所以中国未来的政改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遵守这个政治传统。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西方文明从诞生初期就存在着皇权和教权的二元博弈，并最终产生其竞争性的多党民主制度。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向民主转型往往是代价极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跨越。全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法国 200年来经历了五次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 20年就出现一次血腥的大波动。其他发达国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这种宿命。德国一战后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魏玛宪法，但却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 10年就发生 150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二战末期，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来，在盟国占领之下以及冷战的出现，它们才完成了民主转型。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仍处于危险的转型中，或者转型过后仍然处于落后状态。泰国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已达七十多年，但国家至今仍处于军变和民变交替上演的状态下。亚洲其他国家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大同小异：不是军事政变就是持久的内战。不仅如此，民主制度总算稳定下来的菲律宾和印尼，仍是全球最贫穷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德国透明国际腐败排名：印尼 110位、菲律宾 134位。中国是 72位），所以这两国的民主前景仍然非常暗淡。因为历史已经一再证明，经济越发达，民主越稳定。而贫穷、落后和腐败则往往令民主极为脆弱。
和亚洲不同的是，拉美各国大都是由原宗主国的殖民者的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 1824年到 1848年发生了 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 31位总统。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时期的独裁统治。 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但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 20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 20世纪末。 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拉美其他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均有着类似的惨痛经历。
显然，假设我们仍然要把西方的制度模式作为政改的方向，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是在当代全球化之前实现的，而在今天一年的进步相当于过去 10年的进步的情况下，这样转型的后果则是中国远远地被世界抛于身后。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从现实看，在一个国家还没有产生牢固的民族认同的时候，实行民主，极易导致国家分裂。不仅如此，就是已经建立起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同样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的挑战。前者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的印尼。后者则有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库尔德）、英国对爱尔兰共和军、法国对科西嘉、加拿大魁北克。除加拿大一直是和平对抗的方式外，其他各个国家都是依靠武力维持国家统一。
中国基本上是到了 20世纪才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还是上世纪初由梁启超提出的。客观来说，“中华民族”还没有成为各民族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仍然存在疆独、藏独和台独势力的原因。这也同样是为什么疆独、藏独和台独势力都希望中国民主化的原因。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西方是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从种子长成大树。如果以 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英国从出现政党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这个原因可用一句话作为总结：高级民主一旦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但激进式的民主化所需的代价也极为高昂。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广大农村更是一个宗法社会，而不是西方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权、责、利清晰的法治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各个层面都已经结成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网，也就是今天俗称的利益集团。打破这种网络的唯一手段就是最高政治权力。但假设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各个层面的利益集团利用所控制的资源，将任何能够挑战它们的力量通过选票排斥在外，并通过选票将它们的利益合法化。而最高政治权力为获得选票，同样需要地方上的利益集团的支持，最高政治权力不但不能如同过去制约各种利益集团反而需要向他们俯首。在这样的状态下，社会公正将更加远离中国。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从三十多年的事实出发，从全球经济危机各国的表现来看，客观来讲，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总体上适合生产力发展、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如果从更理想的角度出发，中国的政改一是应从逐步增加决策的透明度、逐步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着手，其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这需要进一步增加执政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环顾世界，有两个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和来自西方的瑞士。新加坡执政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很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吸纳社会各个层面的精英和成功人士。瑞士的另一个异曲同工的做法则是由各党联合执政，整个国家没有反对党。这一点和中国的国情非常近似，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颇有今日瑞士之风范。中国政改从这里入手，并非难事。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由于司法代表着社会公正，司法领域的改革可以先行。从结果正义出发，一要减少法律的弹性，法条量化。二要判决书规范化、公开化。目前，第一条正逐渐成为现实。第二条在中国已在部分地区试点，如将判决书在网上公布，但尚未成为制度。由于这两条可有效地减少法官在案件所起的主观作用，应可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由于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大胆尝试和创新，对中国的政改进行细节上的预测是不现实的。但从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出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推进的唯一尺度是实践，衡量中国政治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也仍然只有实践。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宋鲁郑

在复杂的世界上，坚持单纯是愚蠢的。
——沃克米尔

心灵上的疾病比身体上的疾病更危险。
——西塞罗

只有使人看清他自己的为人，他才能变得更好。
——契柯夫

思考是或者应该是冷静沉着的；而我们可怜的心怦怦跳，可怜的脑子总是兴奋，使我们不能思考。
——梅尔维尔

权力越大，滥用职权的危险就越大。
——埃德蒙

政客是政府的人，管理政府需要政客，政治家是已死去十至十五年的政客。
——杜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