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这次我们提出减少兼职过多、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给中青年同志腾出台阶。台阶挤得满满的，他们怎么上来？台阶有了空位又不给他们，他们怎么上来？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温家宝

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确，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  郑永年

我非常佩服邓小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要结合，这一点说得非常好，社会主义就是要有社会保护机制。
市场经济创造了财富，社会主义创造了保护社会的机制，这样的情况下，基本国家制度就建设好了。有了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才谈得上好的民主。为什么拉丁美洲、亚洲有那么多的劣质民主?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国家制度，在国家制度建成之前，过早引入选举民主。西方国家因为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有社会保护机制，它的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当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体的时候，政党政治、多党政治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因为是社会制约政党，不是政党之间互相制约。像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无论哪一党上台都要照顾庞大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是一个偏右一点，一个偏左一点，但偏不到哪里去，因为一旦丧失中间群体的话，谁也执不了政。这就是社会力量制约政治力量。
但是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果和两党制一配合，这种民主形态是最糟糕的，刚好把社会一分为二。泰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农民选举出来的总理，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来的，农民不承认，整个社会一分为二。所以，中产阶级很大的一个社会，多党制是可以稳定的。而高度分化的社会，多党政治一来，就是非常劣质的民主。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  郑永年

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都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我一直强调，世界历史上看一看，大部分成功国家基本的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像德国最典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俾斯麦这样的铁血宰相建立起来的。当然，这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有改善，这不需要回避。所以，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从世界历史的经验出发，我可以这么比较有信心地说。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  郑永年

现在大家都在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过程。自下而上，第一会产生合法性下沉，合法性都跑到下面去了，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我干吗要听你的，干吗要接受你的命令?第二会产生制度的分化。因为如果制度建设都在地方进行，那么就会产生国家制度多样性的问题，各地方就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样，以后国家在制度层面怎么整合?中国的司法现在本身就是非常地方化的，如果再加上一个民主因素的话，就更地方化了。过度地方化以后，国家的制度建设怎么做?按照政治学上国家制度的逻辑，一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没有一种制度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只是一种压力和推动力，不是建立制度的过程。被社会推着走是很危险的，反应式的救火，那么大的国家这儿泼一下，那儿泼一下，水也不够用啊，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  郑永年

怎么样超越既得利益呢?这是改革的技术问题、策略问题。邓小平的做法是，有既得利益阻碍的话，就在外面培养新的利益，使得新的利益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从而推进改革。当前中国改革的形势，比起邓小平时代，很多方面的条件都好多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既得利益也是很强大的，甚至比现在更强大，包括思想上、体制上、财力上，一大堆阻力，这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强调思想解放。现在各方面的准备更充分了，社会力量变强，要求改革的声音在，经济财力也在那里，改革的条件除了强人政治这一条，实际上要好很多。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  郑永年

不稳定是因为社会遭到破坏，没有稳定的基础了。维稳只是外用药，而社会改革如果推行得好的话，就能构成稳定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分化也挺严重啊，基尼系数和中国差不多，或者还高一点。那它为什么没有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很和谐，中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新加坡做到了保护社会，虽然上不封顶，但它保底，把社会保护机制建设好了——80%多的居民住在政府的组屋里面，教育是有保证的，医疗保障也是有的。有了这些，中产阶级就得到了保护；有了这些，就没有绝对的穷人了。
而在中国，即使城市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在提心吊胆，今天是中产阶级，一个政策一变，明天就变成贫穷阶层了。为什么强调保护社会的概念?你把社会破坏掉了，哪有稳定?维稳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护社会，而不是破坏社会，维稳本身就是社会被破坏之后不得不做的政策，但这样一套政策出来之后又有可能加速破坏社会。并不是说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就稳定，贫穷社会主义也是不行的，也不稳定。通过保护社会达到稳定，这是各国一个比较普遍的经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  郑永年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经过二十几年，基本的制度建立起来了。社会改革也需要二十来年，现在差不多10年过去了。如果能在今后的10年通过社会改革，建设好社会制度，中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不会有大问题，而此后的民主化也就有了制度的基础和保障了。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  郑永年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过程来看，不否定过去，则改革无从开始，彻底否定过去，则社会进入巨大的不确定状态，所以改革的根本性难题是如何在否定过去和保持连续性之间维持平衡。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了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结果来看，有三种情况：
①成功：特殊的改革阶段转变成不间断的调整，即建立一种新制度，它能自我调整，释放出社会内的压力；
②失败：改革导致新的利益矛盾激化，或压力的释放速度太慢，社会内部矛盾加剧，最后改革转化为革命；
③改革停留在表面层次，不愿触及较长期的利益关系，以致不断改变策略。改革成为时断时续，时而前进，时而倒退的胶着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维持很长时期，直到新的契机出现，从而转入成功或变为失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了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成败原因的分析来看，决定改革成败的几个要素：①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因时改革，是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②看力量对比是否有利于改革，要从改革的阻力和支持改革的力量两方面去分析，改革的阻力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去分析。③改革必然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必然会遇到阻力，不会一帆风顺，这就要求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政治魄力。④改革的措施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是否行之有效。⑤当时的内外环境是否有利于改革的开展和执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了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

对政治改革成功与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认识：①任何改革，从根本上说，都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从适应的程度来看，一般有两种情况：整体适应，局部不适应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前提下对具体制度或政策的局部调整，是改良性的改革，如王安石变法、罗斯福新政、中国的改革开放等。整体不适应，必须从根本上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确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种改革是革命性的改革，必然导致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化，如商鞅变法、明治维新等。②凡是改革，都必然要触及一部分社会既得利益者或特权阶层，必然遇到阻力。③改革有成败，决定改革成败的因素很多。如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变法触动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们在北宋政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权势，坚决反对变法。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了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

专制为什么必然倒台？
那是因为专制制度不具有自我清洁能力，恶人不会自己退岀，专制制度只能越来越肮脏，越来越臃肿；
而民主，是具有自我清洁能力的政治制度，淘汰恶人的制度。
所以能够持续发展。
——柴静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都有一个很吊诡之处，那就是当国运或者叫政权的官运走不下去了才改革，不是民运走不下去时才改革。从商鞅到王安石，从王安石到张居正，从张居正到戊戌变法。历来如此，在国运改革中一旦人民发出声音，或者说人民的声音一旦开始左右改革进程，必遭弹压与清洗，胡与赵的悲剧即在如此。因为中国的改革都是至上而下的，而非自下而上的，至上而下的改革一旦倒逼到政权自己头上，改革必然会陷入停滞。所以，中国的改革历来是不彻底的和半途而废的，一旦陷入停滞，最后不是加速政权溃败，就是导致社会混乱失序，从而激起大面积的民变、或出现革命。
——《中国政治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

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完成，内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早已丧失殆尽。对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能够影响中国改革的人物来说，主动发起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不再存在，至少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改革人物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因为自清末光绪以来，中国力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物都只是昙花一现。
——《中国政治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

中国之最大内忧就是专制和不受限制的权力。
——《维稳的最大不安定因素就是专制本身》

我们把正确的政体分为三类，即君主制、贵族制（政体）和共和制；这些政体又有三类相应的变体：僭主制或暴君制是君主制的蜕变，寡头政体是贵族政体的蜕变，平民政体是共和政体的蜕变。
——亚里士多德

在行政集权的一定时代和一定的地区，可能把一个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结集起来迎来战争的凯旋，但却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的繁荣。我相信民主政府经过时间的推移一定能显示它的实力，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由共和政府管理一个世纪，那么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它一定会比相邻的专制国家更富有，更加人丁兴旺，更加繁荣。
——托克维尔

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不少繁荣和盛世，汉代唐代、清代都有盛世，但都在历史的硝烟中灰飞烟灭。晚清洋务运动中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工业、交通通讯和国防的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但是，由于政治民主化制度没有过关，经济改革的成就毁于一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发展方向大体是并行的，德国民主化落后于工业化，国内危机导致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日本也有相似的情况。历史告诉我们，在威权国家，经过一个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如不及时进行民主化转型，经济发展势头将很难长期保持下去。
我们既然意识到这个道理，就应该尽早地在时机、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来进行制度转型。近代史给了我们什么教训？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强敌强制打开中国的大门，强制改革开放。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以政府为主导实行经济改革；19世纪末，我们原以为富国强兵就可以达到强国的目的，但是甲午战争我们溃败，这是制度的问题。于是才反思，才有戊戌变法。落后不仅仅是因为经济落后，是因为制度落后。日本战胜，是因为有明治维新，有宪法。所以才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提倡开议会、立宪法。如果不是保守政治势力的阻碍，如果戊戌变法、清末君主立宪改革能够成功的话，清朝也不至于崩溃，中国就没有后来40年的战争了。加上建国以后又搞阶级斗争，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花了整整70年的时间付出代价，国家已经搞得民不聊生。所以我们要在大好形势下，有一些忧虑，有一些危机感，不要以为经济改革取得成就就不需要政治改革了。
思想的阻力，还体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和“国情特殊论”。你一谈政治体制改革，马上有人说稳定压倒一切，免谈，改革就不稳定了。一谈政治体制改革，马上就有人说中国的国情特殊，中国的国情是要中国特色。
稳定能不能压倒一切？稳定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是不可以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这点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稳定，谁也不想动乱，但是稳定也不可能是压倒一切的。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  蔡定剑

中国面临的改革应该有四个层面：一个是经济改革，一个是社会改革，一个是行政改革，一个是政治改革。现在我们在做的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市场经济。社会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独立、平等的公民社会及其社会结构。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廉政、高效、法治和按规矩办事的政府。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自由、宪政。第一个层面的经济改革，它不需要民主就可以做到。但是后面三个层面的改革，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  蔡定剑

从改革路径上来说，当今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只能走渐进改革的路。当然，一个国家走什么路并不完全取决于统治者；但是，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有选择权。任何社会统治者有非常强的维护现有秩序的惰性(这种惰性常常是眼前既得利益造成)，从而蒙蔽统治者“智慧”的头脑，使其很容易坐失变革的良机。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  蔡定剑

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不可拖延。持续30年的经济改革创造的社会繁荣，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良好时机。问题什么是渐进的改革？如果说渐进的政治改革是中国需要50年或100年才能民选国家的民意代表和国家领导人，可能难以让人置信。按现在的全球化趋势，那个时候也许连主权国家都没有了。渐进的改革更不能被作为有意推诿改革的理由。这在中国历史上慈禧的“预备立宪”和国民党的“训政立宪”都有其教训。从现在起认真地、脚踏实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可能是好的选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  蔡定剑

一个政府，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实就两个事：一个是保持秩序，使一个社会有秩序；一个就是推进进步。但是秩序跟进步之间是有矛盾的。如果过分地强调秩序的话，社会的进步可能就会缓慢，或者不能进步，甚至倒退了。如果推进进步的话，可能会给秩序带来一定的危险，但是一个好的政府是能推进进步的，而不单单寻求秩序。如果一个社会仅仅寻求维持秩序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僵化、死亡。
——《代议制政府》   密尔

改革开放以来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第一次是1980年，邓小平讲得分量很重。但到1981年，出现了一些民间刊物，威胁了党的专政，所以刚一年就流产了。第二次是1986年，很认真地研讨政治体制改革，但发生“六四”又流产了。现在温总理提出，是第三次。
如果我们再扩大一点看，毛泽东时代也提过两次。一次是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但很快变成了“反右”；另一次在“文革”开始时提到巴黎公社原则，好像有对国家体制做改革的意思，结果演变成十年浩劫。这里包含了非常深刻的教训：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最后都夭折、流产了，就是因为它触及了既得利益，到这个地方卡住，前四次都是如此。而且每一次止步紧接着是专政的强化，强化的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矛盾，然后又提政改，成了一种循环。所以现在再提政改，要触及这个核心。
——钱理群

追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是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
——徐庆前

现在中国的事情处在世界一体化的环境中。不光是经济一体化，政治、思想都在一体化，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有用。台湾、香港也是炎黄一分子，台湾选举这个现象不可小看，可以请专门研究台湾的人对台湾的选举做些分析。
——张宏遵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邓小平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温家宝

坚持政治民主化改革,实现政治权力运作的民主化、程序化和法制化。民主是一个重要的合作机制,强调求同存异,而革命是你死我活。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法制机制。民主必须事先通过法制而明确各自的游戏规则。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和牛鼻子,就是选举,就是看你的长官是不是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同时,要建立起权力的制衡机制。政治体制改革,不闯选举关,将难以推进。民主不是天生就会,需要一个学习过程,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等到条件都成熟后才搞,其实什么也干不成,也永远不会有成熟的一天。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解放思想,突破所谓姓“资”姓“社”的新束缚,借鉴人类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的有益成果。
——钟坚

香港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由英国人治理，香港的最高权力在港督手中，而港督的权力来自英女王的授权，港督下的立法局仅是一个咨询机构而非最高权力机关。英人治理香港的整个期间始终没有实行民主政治，但香港在短短150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寂寂无闻、并无什么资源的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充满活力、高度繁荣的大都会，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之珠，靠的什么？靠的就是由于英人由于他们母国的文化哲学观念，由于他们的母国的政治体治，在香港实现了充分的法治，使香港人民享受到了法治下的自由。人民在享受这种自由后，在社会生活中就可以焕发出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有没有这种自由，由于有中国大陆在旁做参照物而更显得愈发珍贵。高度独立的、高效运作的良好的司法体制，在长期法治环境熏陶下养成知法、遵法、守法习惯的人民，实是英国治理香港留下的最为可贵的遗产。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宜以司法独立为先步》  何小原

民主政治体制当然不是一种没有弊病的体制，不过人类并无能力发明一种没有毛病的体制，因为人类自己是有缺陷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宜以司法独立为先步》  何小原

中国之所以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使得无论是社会执政的上层和下层都不再有信心和兴趣沿着过去的路走下去，皆思改弦易张。上下都有改革的动力和愿望，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得以启动，并不断深化发展，至今持续了三十余年。而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也是一开始就提出的口号，但至今仍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就算是经济先行，政治随之，但即使是现在要启动，也是困难重重。之所以如此，其实大家都明白，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存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不能获利，而且还要求他们自觉地以社会道义为重，放弃相当的既得利益。与虎谋皮，天下至难之事也！改革初期社会上层和下层都有改革热望，形成合力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就需要寻找一个阻力较小的突破口，循序渐进，形成新的改革动力源泉，使得中国的改革大业得以和平渐进，稳妥有序地臻于成功。司法独立，实现彻底的法治国家应该就是一个较好的突破口。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宜以司法独立为先步》  何小原

在古希腊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里，法治和民主制都广泛存在，在它们的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催生的关系。但在根本上，究竟是民主制催生了法治还是法治催生了民主制呢？古希腊的时代离我们已经久远，史料缺乏，我们现今已很难做出清楚的判断。我们能够说的是，在古希腊的世界里，法治比民主制得到了更广泛的尊崇，更高的评价。在古希腊的世界里，不少城邦实行民主制，但也有一些城邦实行王制（斯巴达）或者僭主制（叙拉古）。伯里克利热情地赞扬了民主制，将雅典誉为全世界的学校。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对民主制评价不高，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推崇法治。我们须记住，苏格拉底之所以不愿意逃跑，自愿接受雅典公民大会对他的死刑判决，走向刑场，他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不愿意破坏他事先已同意的城邦的法律制度。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宜以司法独立为先步》  何小原

美国的每一届新总统在就职典礼时都要将手按在《圣经》之上宣誓捍卫国家宪法，这是至为神圣庄严之事，捍卫国家宪法是欧美民主宪政国家元首的第一职责。违宪是极重的罪行，任何一个法官都会极认真地审理。好的宪法，成功的宪法应是组成社会共同体的各方面都真正崇仰、信奉、认可、遵从的那些思想信念和行为准则的体现和结晶，社会各方面都真诚信仰，愿意身体力行，愿为这些原则在社会上实现而奋斗，真正捍卫和维护这些权力，而不仅是一部用美丽动人的词藻装点起来，然后束之高阁的文献。也不能是某一君主，某一政党专横意志的体现。历史上失败的宪法很多。墨西哥的宪法几乎逐字逐句地照抄了美国宪法，可这并没有让墨西哥变成和美国一样的国家。南美的某个国家每一次政变就会产生一部新宪法，结果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七十多部宪法，完全成了笑话。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刘少奇做为国家主席，拿着国家宪法与红卫兵对话，也没有改变被迫害致死的命运，这个悲惨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
独立后的司法权力当然也是需要而且必须接受其他权力系统的监督制约的，其实仅仅是独立这一事实就必然要导致它要接受其它权力系统（议会、人大、政府、政党、新闻舆论、社会团体等）的制约，同时导向各个权力系统之间的制约制衡。凡是独立的、内涵清晰、边界清楚的权力都比较容易制约，而含混的，包罗万象的，没有清楚的内涵和边界的权力我们如何能监督制约它呢？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宜以司法独立为先步》  何小原

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在一战之前是伊斯兰教最强大最顽固的堡垒，但在凯末尔高瞻远嘱的领导和周密的策划改革下，土耳其成为第一个走上现代化之路的伊斯兰国家，它现在正积极要求加入欧盟，而其他的伊斯兰国家至今仍在宗教迷狂的泥淖中挣扎，还有李光耀与新加坡都是政府造就民情的例子。
——何小原

中国领导人力图避免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在他们看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犯了严重错误，过快地放松了政治控制，导致政权丢失。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仍停留在前现代形式，尚无法提供一个公民直接推举领导人的选举机制。这一机制的缺失使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也使中国与金砖集团中的其他国家有所不同。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这种缺失的负面影响将愈发明显，甚至会导致政体不稳。与此同时，如果考虑到中共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就更不应低估未来20年中国领导人代际变化的重要影响。
中国领导人的代际变化很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政治变革。明年上台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将是中国第一批在改革开放时代度过大部分工作生涯的领导人。11年后，于2022年接权的第六代领导人则不会对“文化大革命”留有任何记忆。他们面对的将是中国快速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但他们更熟悉外部世界，对中国日益融入其中的全球经济有独特的理解，因而对诸多挑战的反应也会与其前任大相径庭。这正是许多分析家误判戈尔巴乔夫的原因所在。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一名苏联共产党员，必定全盘继承前任衣钵。事实的确如此，但他也是1922年斯大林成为苏共总书记之后最年轻的苏联领导人。因此，戈尔巴乔夫走上与其年迈的前任完全不同的道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从未放弃政治改革》  芮效俭

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个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荡然无存。
——《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郑永年

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
——《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郑永年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
——《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郑永年

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郑永年

尽管现在中国的主体性改革是社会改革，但这并不表明政治改革不需要。相反，社会改革缺少进展和缺少政治改革有关。要推进社会改革，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不是截然分开的先后两个阶段；但政治改革在当前是辅助性的。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因此比较容易进行。但社会改革并不能替代政治改革。
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主张，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而民主化在后。
民主政治在西方社会为什么运作良好，但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就运作不良呢？主要是国家制度建设问题。
历史地看，如果以民主化为界，基本国家制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大众民主化之前就必须建立的制度。这些制度，如果不能在民主化之前建立，民主化之后就很少有机会了。这类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最重要。实际上，任何一个（近）现代国家都必须具有这些国家制度。从经验看，大多数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的。军队、外交、国防、中央与地方体制（比如联邦制）、市场经济、税收体制、现代银行体系、基本法律体系、公共住房、教育和医疗以及基本社会保障等很多国家制度的确立和选举民主没有什么关系。很少有国家以民主化为工具进行国家制度建设的。换句话说，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民主化的业绩很一般甚至很差。第二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得以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变化的制度。例如代表制度往往在民主化之后得到改善，收入分配制度例如税收和福利保障制度得到转型，而传统的一些特权制度则消亡。第三类是必须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和建立的制度，尤其是和民主政治相关的制度。
——《中国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径》  郑永年

从长远看，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民主化不可避免。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要实现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需要从中国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去寻找未来。政治问题是经验性的，道德判断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中国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径》  郑永年

在中国，执政党只有一个，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执政党所确定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不言自明。因此在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有关键的改革都和执政党的改革和发展联系在一起。
——《中国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径》  郑永年

开放最重要，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的利益开放。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没有政治过程向社会开放，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才就难以参与政治，就谈不上竞争了。但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就没有参与。参与既可以是对人才的选拔或者选举，也可以是对政治人物的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参与。
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在中国依靠的是一党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从中共所经历的变化来看，它追求一个一党制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很多政治问题，可以用执政党对内对外的开放性不足来解释。因此，根据中国文明的特点，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开放式建党，实现开放政治。
——《中国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径》  郑永年

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物之既形而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
——张载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受贿如同抢劫，人们始终认为，受贿者与窃贼是一丘之貉。
——切斯特菲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