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4日，吴大猷老师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近60年来，吴大猷老师和我之间的许多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

吴大猷老师倾注毕生精力，为发展科学和培养人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杨振宁、李政道和朱光亚等有重大科学成就的物理学家，都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受教于吴大猷先生，这已是科技界广为人知的佳话了。

我于1941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后，经葛庭燧先生推荐，幸运地被吴大猷先生接受为他的助教、研究生。

我到达西南联大后听的第一门课就是吴先生讲的“古典动力学”。听课下来后，我感到十分激动，觉得对物理学理论之精湛有了新的理解，对进一步学习物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我当时的感受并不是一时偶发的冲动，有一件事可以作为证明。1994年，吴大猷先生通过杨振宁先生赠给我一本书，它恰好就是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所复制的、我在1941年听课时吴先生的古典动力学讲稿。这本十分详细的宝贵资料充分显示吴先生讲课的深厚功底和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在他赠给我的这本“古典动力学”讲义的扉页上，吴先生亲笔写了下面的一段话：“此袋内乃1941年秋季在昆明西南联大所授古典动力学课的讲学笔记……该课中约有廿人，有研究生黄昆，四年级学生杨振宁、张守廉、李荫远、黄授书等人，对着这样一群学生讲古典物理中最完美的一部，是最愉快的一大事也。”这是吴先生在1993年写的话，事隔整整半个世纪，他诲人不倦、乐于教书育人的欣喜心情仍溢于言表。

原子分子物理是产生量子力学理论的主要学科基础，反之，它又是借助于量子力学得以迅速深入发展的主要学科领域。当时正是在这样一个量子力学大发展的时代中，吴大猷老师致力于原子分子物理学的研究，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在以后的年代中，他又本着科学发展的创新精神，有意识地不断进入物理学发展的新领域。他七十年的研究工作，覆盖了物理学十分广阔的多个学科分支，包括核结构、散射理论、等离子体及气体输运、统计物理、天体物理、大气物理和相对论等领域。吴先生在他多年研究和教学的基础上，先后写出全面概括物理学基础，包括古典动力学在内的七部系列理论教科书。从该书的序言可以知道，吴先生是在研究比较了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几套理论教科书，针对培养中国物理人才的需要而著书的。在这方面，在为我国物理学奠基的老一辈物理学家中，吴先生的成就和贡献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在1940年燕京大学就学期间自学了当时在国内看来是新兴和深奥的量子力学理论，达到了入门的水平，这正好与我到西南联大随吴先生作研究相衔接。回顾起来，我当时能有吴大猷先生为导师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吴先生是当时国内主要进行原子、分子量子理论的科学家。一方面我在量子力学方面已有一定的基础，正好能适应随吴先生进行学习和研究的需要，学习能比较主动。另一方面，在吴先生指导下进一步更深入具体掌握量子力学理论，又为以后出国进行固体物理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我常说，在西南联大我是受教于吴先生最多的学生。这不仅因为我是吴先生的研究生，而且还因为在做研究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是和吴先生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当时为了躲避日军对昆明的狂轰滥炸，西南联大的大部分教师分散住在昆明市郊区，吴先生和夫人住在名为岗头村的小村中一组小平房内，距学校约10华里。往返或步行或乘简易马车。一次，因惊马，吴先生从马车上跌下来，后脑受震，病卧达四星期。而吴夫人长期患肺病又亟需吴先生照料。作为研究生，我住到岗头村是最合适的安排，这样吴先生可以避免来往奔波之苦。

吴先生在1991年5月4日接受美国密歇根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到：“1934年8月由美返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37年日本侵入平津，我携带了Randall先生助我向R.W.Wood教授购来的大Rowland光栅，和光谱仪的几个水晶、玻璃棱镜、平行镜等，随北京大学先迁长沙而到昆明。但这些零件不能构成一个研究室!”因此正是在吴先生的努力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原子、分子光谱实验室，这里所示的插图，取自在为祝贺吴先生荣获美国密歇根大学荣誉博士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我所写的一篇论文。它形象地表示出当时岗头村光谱实验室和吴先生住宅的简况。前面是一排五间的小屋，吴先生夫妇住在图中右端的一间屋，我就住在左端的一间。后面是放着一台土制光谱仪的实验室。由我住的小屋后门可以进入实验室，所以我的住屋相当于保卫实验室的接待室，正是在这样的陋室中，吴先生想方设法搭起一套土制的光谱设备，试图开展一些实验研究。正如吴先生在《回忆》一书中所写：“在二十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光谱仪”。令人难以想象像的是在这样艰难时期，吴先生在国际上首次写出《多原子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成为以后多年在国际上采用的该领域的标准专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培养了我这样一名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