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于与金岳霖和冯友兰1949年后才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不同，北大哲学系教授张岱年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信持唯物主义，终身不变，老而弥坚。

80年代，哲人其萎，金岳霖、梁漱溟、冯友兰等先后去世。与此同时，张岱年声望日隆，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国学大师”“哲学泰斗”等光环不期而至。也有人对此不认同，李泽厚就曾公开质疑这是“国学热”背景下的一种“虚幻的光环”。

但没有人不同意，这是一位知行合一的诚者。

张岱年曾写道：“中国哲学最注重学说与行为的一致，将思想与生活打成一片，认为理想的实现不在现实生活之外，而求在日常生活之中表现真理。”他爱讲金岳霖的一个段子。1947年，金岳霖问他，熊十力哲学是怎么回事？然后自问自答：“熊十力哲学背后有他这个人，我的这个哲学背后没有人。”

如果套用金岳霖的话，那或许也可以说，张岱年的哲学，就是他这个人。

“全世界最大的哲学系”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哲学系，是全国唯一的哲学系，也堪称全世界最大的哲学系。

因哲学系教授多持唯心主义世界观，为便于思想改造，全国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北大来。多年后，张岱年还能如数家珍地回忆出这一长串名字：北大原有汤用彤、郑昕、贺麟、王维诚、齐良骥、任继愈、王子嵩、黄楠森等，来自清华的有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沈有鼎、王宪钧、任华、张岱年、周礼全等，来自燕京的有张东荪、洪谦、吴允曾等，来自北师大的有汪奠基，来自辅仁的有李世繁，来自广州的有朱谦之、李曰华等，来自武汉的有黄子通、周辅成、石峻等，来自南京的有宗白华、熊伟等。教授、副教授有三四十人之多，由金岳霖担任系主任。

与这个超强阵容不成比例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各方面成就显著，唯有哲学理论界成绩平平。

哲学系分为几个组，分别是逻辑学、马列主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张岱年在中国哲学组，他回忆，当时唯有逻辑学称为“教研组”，其余都煞费苦心另立名称。马列组称为“辅导组”，中国哲学组称为“史料研究组”，西方组称为“编译组”，意思是都够不上教研组，对于马列主义仅能辅导，对于中国哲学仅能整理史料，对于西方哲学仅能做编译工作。

这种情况在两年后有所改变。1954年中科院社会科学部成立了哲学研究所，金岳霖任副所长，带走了贺麟等一批人。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哲学系，将石峻等调去。到1955年，北大哲学系的阵容已有很大不同。各专业组也改称“教研室”了，一些课程陆续开了出来。僧多粥少，只能分讲，中国哲学史课程由冯友兰主讲先秦至汉初，张岱年主讲汉代至明清。

当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来时，1951年才提为教授的张岱年在资深名教授成堆的北大哲学系中本来并非首当其冲，且他性格内向少言，但事情偏偏落到了他的头上。

他后来多次悲愤地向弟子说起过那刻骨铭心的15分钟。那是1957年5月17日，在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工会小组会上。

不久前，张岱年曾与熊十力有过一次交谈。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和冯友兰都放弃自己的哲学体系，转而接受唯物主义，只有熊十力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党，但不接受唯物主义。熊十力保留北大教授之名，但并不到校。在这次交谈中，张岱年为“双百方针”的公布而欢欣鼓舞，熊十力却告诫他：“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你如不注意，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但张岱年认为自己信持唯物论，拥护社会主义，自信不会有什么问题。

在上级帮助整风的号召下，张岱年谈了几点意见和建议。他说，“三反五反”他都积极参加了，但觉得有一些问题，冯友兰、潘光旦等一些老教授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运动时，系里开了王锦第（王蒙之父）的批判会，后来又宣布，据调查他的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交代了，没有新的问题。那为什么不先调查后讨论呢？之后，他又由衷地盛赞了“双百方针”的英明。

这些发言并不出奇，当时也无人反驳。张岱年有些口吃，否则，这些话10分钟就能谈完了。

当时也派了人到冯友兰家中征求意见。冯友兰也提了一些或许称不上意见的意见，比如清华大学文学院合并到北大来了，但文科书籍没有合并过来，这不合理。

暑假过后，忽然宣布张岱年划为右派。在反右运动中，北大哲学系共划36名右派，多是青年学生，29名教授中只划了张岱年一人。

张岱年将这次遭遇形容为“平生的奇耻大辱”。洁身自好的他一度想过自杀，但妻子没有工作，孩子年幼，他不能选择这条路。

很多熟人见面不识，但也有一些人给了他温暖。前辈中，朱谦之仍以常礼相待，唐钺和金岳霖都曾与他亲切握手，让他想起龚自珍的诗句：“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划为右派后，张岱年不能再上讲台，只能搞资料，参加编写《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1962年，他的右派帽子摘掉了，可以参加教学工作，但仍不能发表文章。

1964年，李中华考入北大哲学系。每周末，系主任郑昕都亲自带领学生去北大附近的六郎庄参加劳动，休息时，他总是叼一个紫红色大烟斗，毫无顾忌地给围在四周的学生们讲哲学系的名人轶事。让李中华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谈到冯友兰时总是提到张岱年，说冯、张二先生虽然都搞中国哲学，但性格大不同，冯友兰属智者型，张岱年属仁者型。

直到1968年冬，李中华才在北大38楼的走廊上第一次见到了张岱年。那时张岱年是受批判对象，见人基本不说话。李中华听同学说，张岱年是最沉默寡言的教授，但每当说话时，总是言能达意，待人诚恳，所以大家都不难为他。

可能因为早就靠边站了，“文革”时张岱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冯友兰、冯定等人遭批判，都被关进牛棚。

1969年，张岱年下放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五七干校。北大哲学系和历史系组成八连，住在一个大草棚里。鲤鱼洲土地是红土，有雨是泥，无雨像铜，他经常摔跟头，有一次摔伤了左腿胫骨部位，痛了好几个月。

八连常让老年人值夜班，夜间坐在草棚外守望。值夜班时，万籁俱寂，天地空阔，星云皎然，北斗俨然在目，是平时在城市里很难见到的景象。张岱年没想到，竟能在此时此地仰望星空。

“不多说，不少说”

改革开放后，北大党委为张岱年平反，完全恢复了名誉。在学术界沉埋20年的张岱年，终于迎来了自己学术上的第二个春天。

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张岱年任室主任的中国哲学教研室招收了首批10名研究生，即李中华、吴琼、陈来、陈宜山、陈战国、刘笑敢、王德有、鲁军、陈小于、袁德金，张岱年任导师组组长。

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第一年不分导师，集中修课，第二年才由教研室根据本人填报的研究方向志愿指定导师。当时冯友兰因“文革”中参与批孔、成为“梁效”顾问等事还在接受审查，不在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名单上，大家都想分到张岱年名下，10人中一半以上报了先秦。最后的结果是，张岱年指导4名，邓艾民指导两名，朱伯崑指导3名，还有一人由结束受审查回归讲台的冯友兰指导。

弟子们都知道，张岱年治学有“八字真经”，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张岱年曾解释，中国古代哲学不是容易理解的，仅仅从字面上望文生义，浅尝辄止，是难以理解其真谛的。只有了解古代哲学家的精神境界，才能了解其学说的真实意蕴。而要了解其精神境界，自己必须有一定的精神修养。这就是“心知其意”。

初到北大，刘笑敢曾向张岱年请教他50年治学的最主要心得，张岱年说，就是六个字：“不多说，不少说。”刘笑敢等着下文，他却笑呵呵地不再说了。此后多年，刘笑敢不断想起这六个字，体会它的分量和意义。

后来刘笑敢又成了张岱年的博士研究生。写博士论文时，批评冯友兰关于“道是全”的一段论述，改了三四次张岱年才首肯。刘笑敢反复琢磨，终于意识到，原来“恰如其分”只在分寸之间。

张岱年招收的第三届博士生、关门弟子王中江说，那时中国哲学史的博导只有张岱年一人，他是当时中国哲学史界最权威的学者。

1978年秋，景海峰考入北大哲学系本科。系主任冯定很少出现，头号大师冯友兰也很少能见到，张岱年算得上“年富力强”，在校园和系资料室里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张岱年给研究生开了两门课，一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二是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那时他已不再给本科生上课，景海峰就去蹭听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每当上这门课时，教学楼前的自行车就格外多，座位格外紧张。听课的有研究生，有本科生，有教师，还有外校来的。

上课时，张岱年不疾不徐，侃侃而谈，讲到会心处，台上台下相视而笑，大有莫逆于心的感觉。他对中国哲学史每一段的思想主潮、血脉谱系和史料线索都作了细致的爬梳和有力的阐释，特别是对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景海峰觉得，张先生就像是手把手地带领他们将中国思想的矿脉勘察了一遍，又像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幅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全景图。

马克思主义文化派的一面旗帜

张岱年的博士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回忆，80年代初期，学界很关注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意在突破唯物-唯心两军对战的教条和框框，突破哲学史研究的意识形态障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哲学史界掀起了“范畴热”。作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的张岱年可谓领军人物，发表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体系》等一系列著作厘清概念。

他说，范畴是一个翻译名词，是参照《尚书·洪范》所谓“洪范九畴”而翻译的。韩愈在《原道》篇中提出了“虚位”和“定名”的区别，认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张岱年解释，“定名”有确切内涵，“虚位”则是空格子，不同学派可以填入不同内容。“定名”即今所谓“概念”，“虚位”即今所谓“范畴”，但它们的区别也是相对的。中国古代哲学有自己的概念和范畴，有些基本范畴如“气”“理”“神”“太极”“道”等难以译成外文，这正表现了中国哲学不同于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特点。

80年代中期国内“文化热”兴起。在传统和现代化大讨论的激荡下，很多人都想构造出新的概念和体系，整合“中西马”。

1987年秋，张岱年重新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即“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他曾参加过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论战，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因而提出了“综合创新”。

一开始，“综合创新论”在众多学说中并没有受到太大关注。张岱年曾感叹：“我们主张综合创新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国情，但响应的人似乎不多。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提出‘创造性的转化’，却受到多人注意。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自古如此。”

进入90年代，“国学热”兴起，张岱年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派的一面旗帜。

1994年5月，张岱年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方克立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出版，这是教育部高教司组织编写的第一本全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公用教材。教育部负责人明确交待：这本书要以我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和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为指导思想。

1995年4月，社科院科研局内部编印的《学术动态》刊登了方克立的文章《评第二次文化热的“话语转换”》以及张岱年就此问题给他的一封信。

文章称，不同意有人把国学和复古简单画等号，倒是李泽厚和王德胜不久前一次对话中提出的“话语转换”（即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值得注意，他们关心的主要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张岱年表示同意文章的观点，还在信中表达了对李泽厚的一些看法。

那时，李泽厚已于1992年旅居美国。2002年，他与陈明的对话集《浮生论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回应了这件事。

李泽厚承认自己对此有一些“心结”，不过说那封信是小事一桩，主要是张岱年几次公开批评他，说他的“中国传统是实用理性”的观点是“胡说八道”，还公开出席批判他的大会。说起对张岱年的评价，他认为张岱年被“国宝级哲学家”这些话“捧晕了”，张岱年在对古典文献的熟悉上并不输于冯友兰，但思想性欠缺，只能算一个“学问家”，至今真正称得上代表作的只有30年代的《中国哲学大纲》。

尽管有这样的不同声音存在，无可否认的是张岱年的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到重视。

他的学生牟钟鉴认为，除了提出“综合创新论”，张岱年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对中华精神的解说。他将《易传》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用来概括中华民族精神，进而引申为，自强不息是奋斗精神，厚德载物是宽容精神。晚年，他特别致力于发掘儒学中强调独立人格的思想，尤其推崇孟子的“以德抗位”思想。

牟钟鉴觉得，这种学理式探讨实际上包含着他的痛苦经历和对人生的深刻反思。他是宽厚而又个性极强的人，被划右派后对于人格尊严的受损只能默默忍受。改革开放他受到越来越大的尊重，但几十年的重压在他身上还是留下了烙印，有时候他不得不去参加一些表态的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牟钟鉴曾当面婉言劝谏，他并不生气，只是点头一笑，但牟钟鉴觉得他是重视这个问题的，因此不断写文章从正面阐述中国知识分子刚毅不拔的优良传统。

“刚毅木讷近仁”

张岱年的学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存山说，张岱年是一位早熟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最突出的成就基本都是在很年轻时完成的。

范学德在大学学习中国哲学史时就多次细读了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这部书近60万字，他以为这位笔名“宇同”（张岱年青年时代的理想是追求宇宙大同）的作者一定是位老先生，后来才知道作者年仅28岁，写作时间为1937年。

后来张岱年告诉范学德，1949年前他读英文哲学原著比读中文的多。那时西方分析哲学的最新著作一出来，他的哥哥张申府就会向他推荐，他就一本一本地读。他说，一些哲学术语的中文翻译不准确。“唯物论”应译作“物本论”，“主观唯心主义”应译作“心本论”，“客观唯心主义”应译作“理本论”。50年代初，他知道不能再按自己的思路讲哲学理论了，从此不再接触英文哲学原著。

从张岱年的学养中，范学德明白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为什么会出现一次短暂的繁荣，因为那时的学人首先是读书人，读线装书，也读西洋原著。

很多人都曾回忆起张岱年终身不改的老派学者作风。身体还好时，哪怕年轻后辈去拜访他，他都会倒公交车去回拜；给他拜年，寄贺年卡，他一定会回拜、回寄。魏常海曾是张岱年领导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青年教员，他说，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境界在自己熟悉的人中如果说有庶几近之者，那就是张岱年了。

李中华说，张岱年晚年做得最多的事是帮人写序言。因为没有多少人敢找冯友兰，张岱年的门槛几乎被踏破，他也几乎来者不拒。

为了保护张岱年，北大哲学系制作了一张告示，要求经系里同意才能拜访张岱年。他们把告示送到张岱年家中，请他贴于门上，后来得知一直没有贴出去。

张岱年的儿媳刘黄曾在家门上贴了一张谢客告示，也几乎形同虚设。因为只要一听到门铃响，张岱年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去开门，甚至从不问一下来者是谁。

70岁的时候张岱年感叹：“80岁以后我就不给别人看稿子了，自己写书。”80岁的时候又说：“再过五年我就不给别人看稿子了，自己写书。”刘黄提醒他，再不动笔就来不及了。到90岁的时候，他终于说：“不行了，我已经没有那个能力了。”他想好的书名叫《中国哲学史纲》，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可算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的姊妹篇。

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毕业的蒙培元有一次去看张岱年时，与他聊起冯友兰晚年著书的情形。

冯友兰50年代以来一直在奋力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60年代已出两卷。80年代，他将已出的两卷改写了，并计划要写完七卷。那时他已双目失明，听力很弱，只能口授请人记录，就是这样完成了这部书。张岱年感慨：“冯先生晚年有一口气，这口气，力量很大。”

《张岱年文集》出版时，冯友兰为之作序。他写道：“张先生之木讷气质，至老不变。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直道而行则刚毅也。近仁之言，其意当哉！张先生可谓律己以严，高自要求也。”所有人都承认，“刚毅木讷近仁”是对张岱年最传神的形容。

张岱年对冯友兰的了解同样深入。他曾说：“人们对冯先生的评价颇多分歧，这表现了哲学的党派性，更表现了政治的党派性。”

他认为熊十力、金岳霖和冯友兰是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三位思想家，其学说都表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其中熊十力的体系“中”居十分之九，金岳霖的体系“西”居十分之九，唯有冯友兰的体系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而且熊十力的著作中包含很多佛学术语，金岳霖的著作是英语思维的，都比较难懂，只有冯友兰的著作明白晓畅，因而影响最大。但他不同意冯友兰所说的“哲学本来是空虚之学”，他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怎能是空虚的呢？

2004年，张岱年去世。身后殊荣巨大，遗体告别仪式空前隆重。李中华说，他在北大40年，从未见过这么隆重的告别仪式。

张岱年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不到一个小时，夫人冯让兰也离世了。冯让兰是冯友兰的堂妹，和张岱年同年生，两人相濡以沫70年，享年皆为95岁。

弟子们都记得，每次去张家，总是师母含笑开门，张先生站立于她身后，告别时师母再伴随着张先生在门口含笑道别，两位老人一前一后，身体挺得很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