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又字誉虎，笔名遐庵，是20世纪中国政坛、文坛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曾任清朝邮传部承政厅长兼代理铁路局长、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大元帅府大本营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代馆长与中国画院院长。他对我国交通事业有许多开拓性贡献，并曾创办交通大学、掌管交通银行，堪称中国现代交通的先驱。在文化学术领域，其成就亦卓荦不俗。他是博洽通达的学者；他是才学非凡的诗人，词学建树卓著；他是极有水准的收藏家，一生收藏遗珍无数；他还是名满天下的书画家，作品雄强朴厚，腕下功力直追古人。

这位卓越超群的人，就是我的二舅。我引以为荣，更以二舅作为我人生道路的励志榜样和学习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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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舅，我就从外祖家说起。我的外曾祖父——也就是叶恭绰的祖父——叶衍兰，字兰台，号南雪，祖籍浙江余姚，先世宦游流寓广东，改籍为广东番禹。他是清咸丰六年（1856）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后入户部，官云南司郎中、军机章京。外曾祖父叶衍兰有三个儿子：长子叶佩瑗，号伯蘧；次子叶佩玱，字云坡，号仲鸾，是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三子叶佩琮，字叔达，生有两子，长子叶恭紃，次子即为叶恭绰。叶佩琮因为二哥叶佩玱没有儿子，所以尊父命（于1891年）把自己的次子叶恭绰（虚岁11）过继给了二哥叶佩玱。我的外祖父叶佩琮后来又生了我母亲叶恭紘，因族内行三，二舅叶恭绰就称我母为“三妹”。

至于我母亲叶恭紘与我父亲严善坊成婚，即叶严两家是如何联姻的，在此应略述数言。我的曾祖父严辰，字缁生，号达叟，浙江桐乡县青镇（现乌镇）人。清咸丰九年（1859）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任刑部主事，严辰的孙儿就是我父严善坊。我父亲珍藏有一幅装裱好的中堂，是我外曾祖父书赠我曾祖父的行书作品，上款有“缁生同年”字样，下款有“年弟叶衍兰”字样，内容涉及松江鲈鱼，具体文字已淡忘。可见当年曾祖父严辰与外曾祖父叶衍兰之间关系之好。

我的母亲因幼年丧父母，随长兄（大舅舅叶恭紃，曾任江西九江府同知）在九江求学，已20多岁未嫁。大舅在上海遇见我父严善坊，我父时任农商部部长张謇的英文秘书，兼任全国水利局佥事。两人谈起各自的祖父都是有名的翰林且有交往，我父又无家室，于是一说即合。当时我二舅叶恭绰在北京交通部任总长，他亦极赞成这桩婚事。其时为1914年，想不到曾祖辈之间早年的一段情分，时隔数十年后又结硕果，真乃天助也。

二舅叶恭绰忙于政务、奔波在外，众多亲戚难于经常会面，但他与我母亲的兄妹之情甚厚，常寄赠一些自己满意的像片。如有一幅照片，是二舅身着制服的站姿全身像，雄姿英发，踌躇满志，俊朗之中透着儒雅，摄于民国初期任职北京时。照片的边款题云：“三妹惠存 恭绰寄存自北京 三年八月”，即1914年8月正值我母新婚之际期，这幅照片实乃贺喜之礼物，十分珍贵。后来二舅还把自己十八岁时的一张照片寄赠我母亲，照片后面写着“三妹存念：吾十九岁时曾见当时面貌的恐只有妹一人矣”。其时二舅年迈的长辈们想必均已不在人世了，回首往事，思绪万千，可与推心置腹者唯三妹而已。

作为造诣颇高的书画家，二舅还以自己所作的书画相赠三妹，其中有一幅立轴墨竹图尤为珍贵：画中之竹秀劲挺拔、枝叶潇逸，充满生机活力，落款则曰：“秀影猗猗 遐翁为脡睎三妹作”。这是二舅专为我母亲而作之画，竹是他最为钟情之物，画竹则是他绘画创作最具功力之举。以墨竹图相赠，充分体现了亲兄妹的深情厚意，同时又寄托了二舅自己的审美旨趣和抱负胸臆。

而我父母，虽为有二舅这样的“高亲”而自豪，却个性自律自重自爱，深知二舅于国家之地位和影响，尽可能不去打扰，更无非分之求，安于平常联系，二舅也十分理解和支持我父母的秉持。1924年至1925年，二舅任段祺瑞政府交通总长，我父亲曾任二舅的英文秘书一职，但属量才录用，工作恪尽职守，并无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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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我全家迁回上海，我则出生于1932年2月，故未有机会得二舅“亲炙”。不过，母亲经常和我讲起二舅，叙说少年时种种往事，尤其是二舅幼学勤勉、聪慧卓然之事。

由于出身官宦书香之家，二舅叶恭绰自幼即受良好教育。他5岁即由祖父叶衍兰发蒙，并在生父叶佩琮辅导下读“四书”。6岁开始学习造句及属对，7岁即赋《春雨》诗，中有“几晚无明月，轻阴正酿春”之句。过继给他二叔叶佩玱之后，又经嗣父亲自教导并延请名师栽培，二舅学业日益长进。15岁时，他作了一首《咏蚕诗》：“衣被满天下，谁能识其恩？一朝功成去，飘然遗蜕存。作茧忘躯命，辛劳冀少功。丝丝虽自缚，未是可怜虫。”抒发他的济世之志，气度之大，志向之远，竟非一般书生可比。

大约在1942年末，其时二舅居上海建国西路506弄14号。有一次母亲带我去二舅住所，那年我10岁，当时细节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们兄妹两人用广东话交谈，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留我一人在另一间好似佛堂的房间等待玩耍。我发现桌上有一扁长木盒，便悄悄地打开一看，只见是密密麻麻、爬来爬去的“洋虫”（九龙虫）。那是广东人喜欢饲养的一种昆虫，用红枣、核桃仁、莲子、枸杞等物喂食，既可入药，又可食用。我看了很好奇也很好玩。

抗战结束后约在1946年，二舅已60多岁，一次他走访大舅母，同时也来到复兴中路1196弄2号我家并在我家午餐。此时我父严善坊已于1943年故世，我已是初中生，虽是第二次见到二舅，却是唯一的一次正面接触。二舅神情慈祥、举止随和。长辈们叙谈家常，其间也语涉我们晚辈，二舅并无高谈阔论，仅以平易之语加以勉励。我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唯有敬佩和感奋之心，暗自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做一个有用的人。母亲知二舅信佛吃素，就以生姜榨汁炒鸡蛋做菜招待二舅，这菜我从未见过吃过，至今印象深刻。此次见面后不久，二舅就从上海移居广州。

1953年秋，我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结构系桥隧专业。我与夫君是同学，婚后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投身新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赴铁道部第一工程局从事西北新建铁路事业，那时陇海铁路通车至宝鸡，正在向兰州挺进。我们的第一站住地是兰州河口。原来这正符合二舅“设法缩短欧亚交通途径，延长陇海铁路布局”的思路。我很荣幸地传承了二舅的“铁路情怀”，参加兰新线、宝成线、兰银线及进矿山进机场等专用线的施工技术管理工作，贡献了青春和毕生精力于铁路建设事业。

1963年，我的夫君冯鄂棣因公到北京出差，利用这个机会前往二舅家拜访。夫君向二舅汇报了我们的近况，表达了我们对他的敬意和问候，并请二舅赐一件墨宝以留作纪念。二舅欣然允诺，当即找出一幅旧作《墨竹图》相赠。此画已有原题之款：“昔人喜云兰竹须通书法又云画竹以枝为难余习之十余年近始略明枝之画法此幅用笔聊示机锋不知见者许其晤谔否 遐翁”。随即，二舅提笔在原款之后补题曰：“囊作以赠 鄂棣行聪伉俪 近殆不能为此矣 恭绰 时年八十有三”。其题款表达了对竹枝画法的艺术体验和感悟，也印证了凡事需下苦功方能成功的道理，寓意十分深刻，让人受益一生。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幅二舅亲笔题赠的珍品《墨竹图》，成了传家宝。

1979年9月10日，我在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机关（位于西安雁塔路北段1号）收到来自北京画院的一封公函。内容是转达北京市文化局《关于叶恭绰先生右派改正问题的通知》，同时告知我“如您因叶恭绰先生的右派问题而受到株连，请交组织归档。”因我在“入路”时自述家庭及社会关系时并未涉及母亲族人的情况，故未受到株连，所以我未将此件交组织归档。更重要的是，我视此函件为珍贵档案，这是二舅坎坷经历的一个见证，也是我与二舅亲属关系的证明，更是我怀念二舅的载体之一。如今我已耄耋之年，还能凭着仅有的几件家藏“文物”来怀念二舅他老人家，实属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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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二舅直面相处的机会虽然很少，却能经常聆听我父母亲关于二舅的真切叙说，加之知情者的描述、传记文章的介绍评价可供查阅，让我对二舅的了解和敬仰与日俱增——

二舅自幼即受良好的家教，先辈的品德和学识熏陶着他，从小育德立志。他常将父祖辈关于立德的家训格言书之笔墨，激励自己践行终身。二舅曾将嗣父佩玱公之遗训书赠友人：“人最不可讳穷怕吃苦，所谓素贫贱行乎贫贱。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名之不立、业之不成乃真可耻耳。人应于古今人中择一最敬佩者为模范，然后考求其学问事功之所以成就而仿习之。人要能变化气质方是学问。”既是以言赠友，更是以此自勉。

二舅胸怀匡世济时之志。他于1906年（25岁）晋身官场进入邮传部，后在民国政坛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凭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尊心，凭着出色的行政才干和专业的交通管理能力，为国家交通事业的发展而矢志奋斗。任职邮传部期间，在邮政领域废除旧规，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并在电信、水力发电、广播等方面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做了很多工作，报效国家。

1912年6月，孙中山到北京参加中国国民党成立大会，遇见时任铁路总局局长的二舅，非常高兴地称“吾之北也，喜得一新同志焉”，因对交通事业与建国的关系颇有共识而相互十分投缘。

1923年4月，二舅成为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的财政部长，为筹措军饷，他调动自己一切社会关系筹集银两，解了东征军事行动的燃眉之急。为联络奉、皖系军阀，在孙中山示意下，1924年11月二舅又在段琪瑞执政府中担任交通总长。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二舅也于1925年11月辞去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一职，转而从事文化慈善事业。1929年孙中山归葬于南京中山陵。二舅以个人名义在中山陵左方捐建一座“仰止亭”，表示对孙中山的敬仰。

二舅十分重视学校建设和人才培养。1920年，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将当时几所部属学校合并创建交通大学，二舅被董事会推举为首任交通大学校长。他明确指出大学除了传授知识、培养人才，更须是学术研究的场所。

1954年我是铁一局一处三段的实习生，当时在宝成线略阳段工地实习。我的辅导员杜崇朴工程师曾对我说，他的叔父杜镇远就是二舅选拔出来的人才，推送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归国后追随二舅多年，主持修建多条铁路，成为詹天佑之后的铁路巨擘。从杜老师的介绍中，我进一步了解到二舅在我国交通事业方面的巨大贡献，如实现铁路的国有化，实现铁路行业标准化与规范化。当时西方列强分别在中国修建多条铁路，标准不一，装备杂乱。要收归国有，统一标准和规范是相当困难的，经过二舅殚精竭虑日夕筹议，才得以最终实现。

二舅对保护古迹，筹办博物馆、图书馆，搜集文化典籍等方面均有建树。他在收藏方面有独特的理念，带有浓重爱国色彩，常不惜以一己私藏，阻止文物流失国外，其收藏目的已革除玩赏心理而注重于学术研究。二舅从不把自己收藏文物视为私产，为避免文物流散、损毁，多次将个人藏品无偿捐献给国家。抗战期间，日伪政府多次欲请其出山均被拒绝。二舅做好了牺牲准备，宁死不当汉奸，并将所藏珍贵文物的处置以及身后事宜都做了安排。二舅冷对日伪骚扰，经受了严峻考验，显示出他的爱国凛然正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居于香港的二舅已年近70。当他收到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后，决定北上参政议政，于1950年3月顺利抵达首都北京。二舅受到党与政府的关心与重视，他本人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文化活动，在多个政治与文化机抅任职。晚年生活有了确实的保障。他于1951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2年起参加简化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项重要工作。他还被推举为中国佛教学会理事，1954年在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常委。1957年5月14日中国画院成立，二舅担任院长。

由于毛主席与二舅对中国传统文化均有深切的理解和共同的爱好，双方遂结翰墨之缘。毛主席曾将《沁园春》一首词书赠二舅，并谦虚地征求指正。毛主席致函写道：“誉虎先生，一月十五日惠书拜读。为文艺学术界写字极难着笔，以不具为宜。遵嘱写吾拙作沁园春一首，籍博一粲。尚祈指正。顺颂春安 毛泽东，二月七日。”

我在西安中铁一局机关工作时，一位朋友送我一本1985年的挂历，挂历包括十二幅中南海毛主席故居藏画。其中12月份的那一页，是二舅所绘《竹石图》祝贺毛主席70寿诞，题：“岡陵共祝，毛主席荣寿 叶恭绰致敬”；挂历中的4、7、10、11月份画面，均有二舅的题字。可见毛主席对我二舅的翰墨是比较欣赏的。

二舅于1957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由无党派人士变成民主党派人士。1957年下半年，中国画院成立没多久就遇上了反右运动。9月，二舅被公开批判。1958年，二舅与元老徐燕荪、助手启功等一同被划为右派分子。但二舅仍一如既往地为国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1958年周总理要我二舅写信给台湾的侄子叶公超（即我的表兄），劝他弃暗投明返回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二舅写的这封信通过瑞士红十字会辗转传递到台湾，并经蒋介石之手转交叶公超。后来二舅在加拿大定居的独生女叶崇范到台湾，叶公超把这封信交给了她。直到1994年6月23日，这封信发表在《人民政协报》的文史副刊上，世人才知道二舅身为右派的处境下仍有劝侄子回大陆之举。

1959年，二舅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4月作为特邀人士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此时他已年近80。1961年，二舅将自己收藏的所有古代典籍、书画、器具等都捐献给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地的博物馆、美术馆。1962年，二舅又把《清代学者像传》第一、二集的原册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1968年8月6日二舅于北京逝世，享年88岁。二舅生前曾托人转告宋庆龄，希望死后葬在仰止亭，能在九泉之下陪伴孙中山先生。经周总理批准，1970年4月由二舅学生茅以升派员将二舅的骨灰安葬于仰止亭，二舅的亲属无一人在场。横式的墓碑铭曰：仰止亭捐建者叶恭绰先生之墓。

1980年2月29日，文化部在全国政协礼堂为二舅举行了追悼会，悼词评价：他是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在国画书法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等。我作为二舅的外甥女，要继承他的家训家风，为人处世重义重德的原则，谨以此文怀念他老人家，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