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1935年9月17日，天津南开大学开学典礼。59岁的校长张伯苓用带着天津乡音的“大白话”，向台下的学子们提出了这三个问题。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危难深重，华北上空战云密布。这三个问题，像三记重锤，敲在每一个在场学生的心上。

可很少有人知道，提出这“爱国三问”的人，自己就是用一生在回答这三个问题。

“国帜三易”：一个海军士兵的觉醒

1898年7月，威海卫。

22岁的张伯苓站在通济轮的甲板上，看着清朝的黄龙旗被缓缓降下，升起了英国的米字旗。就在前一天，这面黄龙旗才代替日本的太阳旗被升起。

根据《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需按约撤出，威海卫由清政府接收后，再转让给英国。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再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

“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多年后张伯苓回忆道。

这个22岁的年轻人，刚刚经历了什么？

四年前，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进入北洋水师舰队。1894年，18岁的他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他亲眼目睹了清政府的惨败。

四年后，威海卫的“国帜三易”，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他慨叹道，“自强之道，端在教育。”

那一刻，张伯苓决心——弃戎从教。

一个参加过甲午海战的海军军官，就这样脱下军装，拿起了教鞭。这一拿，就是半个世纪。

从6个学生的家馆，到闻名天下的“南开”

1898年11月，赋闲在家的张伯苓迎来了一位重要客人——天津名绅严修。严修想在严氏家馆里推行新式教育，听说张伯苓曾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便想聘请他为家馆老师，教授英文、数学等“洋书”。

两人一见如故。

未来闻名于世的南开学校，便滥觞于这个仅有6个学生的家馆。

在严氏家馆，学生除了要读半日经书和半日“洋书”，还接触了当时罕见的近代体育。当士大夫、读书人还是宽袍博带、迈着方步时，张伯苓已经带着学生跳远、踢球、赛跑。他曾把两把木头椅子搬到院子中，又在椅子中间放上一根长木棍，让学生练习跳高。

新式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开一时风气之先，很快让他声名鹊起。

不久，富商王奎章也请张伯苓去其家馆任教。他上午教严馆，下午教王馆。随着声誉日隆，想求教于他的学生逐年增加。

其时，日本教育正蓬勃发展，严修和他两次东渡日本考察。他们发现两馆办得再好，也毕竟是家塾。1904年从日本回来后，他们以两馆为基础，成立了“私立中学堂”，面向社会招生。

1907年，学校迁至天津城南的“南开洼”，改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

“南开”二字，由此诞生。

“南开，难开，越难越开”

1919年，严修和张伯苓共同创办了南开大学。

有人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有两个“奇迹”：一个是西南联大在战火中弦歌不辍，另一个就是私立南开大学的迅速崛起。

怎么个“奇迹”法？

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没有政府拨款，全靠社会捐赠。当时北平许多国立学校都欠薪欠得一塌糊涂，有人嘲笑：“这位张伯苓先生有什么本事，却要在这时候来办个私立大学，这不是自己对自己开玩笑吗？”

可张伯苓硬是办成了。

他到处募捐，常称自己是一个“化缘的和尚”。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张作霖、张学良、傅作义等政界军界要人都曾向南开捐款。江苏督军李纯留下遗嘱，将其财产的四分之一（50万银元）捐给南开大学。

张伯苓常说：“一个教育机构应当总在欠账。”办学者如在年终银行里还有经费存款，那就失去了拿钱做事的机会。

他把所有建校资金全部登记在册，账目完全公开。

有一次，少帅张学良前来探望张伯苓，乘坐汽车转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的住处。最后被人指路，张学良才在一条小巷子里找到了张伯苓的住处——一间羊皮市场的简陋平房。

南开教授的工资能拿到300元，张伯苓的工资却仅有100元，是教授们的三分之一。教授们劝他领高工资，他只是笑笑：“你们教授教书育人，我就是个‘打杂的’，拿这些工资不少了。”

其实，他只是为了把省下的钱用作学校建设和提高教师待遇。

“11号车”与“土货”校长

张伯苓的简朴，是出了名的。

有一次他去参加学术研讨会，其他校长、教授们不是开小汽车，就是坐黄包车。散会后，服务员扶着他，问：“张校长，您的汽车是几号呀？”

张伯苓拍了拍自己的双腿，说：“人人都有的11号嘛。”

服务员没听懂，跑到汽车堆里找“11号”，硬是没找到。张伯苓这才说：“别找了，我是步行过来的。”

南开大学一进校门就有一面一人高的穿衣镜，镜额上刻有严修题写的40字《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用张伯苓的话说，人越是倒霉的时候，越要注意穿戴，让别人不能轻视你。

南开的学生因此被称为“土货”——穿戴整洁，却朴实无华。张伯苓自己，更是“土货”中的“土货”。

“不懂体育者，不可当校长”

张伯苓还有一个身份——“中国奥运第一人”。

他说：“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又说：“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

他是最早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的人，是第一个到现场观摩奥运会的中国人，是第一个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教学大纲的人。他大力促成了刘长春第一次参加奥运会。1945年，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

“不懂体育者，不可当校长。”这句话，至今仍振聋发聩。

“有中国就有南开”

1937年7月29日至30日，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校园被毁，物资被掠。

噩耗传来，张伯苓坚定地说：“我深信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南开学校是为了救中国而产生，因为救中国而遭到强敌所嫉，因此被炸、被烧、被毁，这都是意料中的事。只要中华民族存在一日，南开也必存在一日。”

1938年，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是其中之一。三人之中，张伯苓居长，德高望重。他与蒋梦麟一退一让，放手让公道仁厚的梅贻琦主持校政，自己则常驻重庆，托钵化缘，争取各方支持。

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张伯苓的胸襟与让步，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个“化缘和尚”的最后时刻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留守大陆。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逝，享年75岁。人们发现他的遗物——七元四角钱和两张戏票。

一个创办了从小学到大学完整教育体系的人，一个为南开筹集了无数资金的人，去世时口袋里只有七块钱。

但他给中国留下的遗产——无法计算。

2月24日，周恩来总理正好来天津参加会议，一到天津便以个人名义来到张伯苓家中吊唁。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学号62号。师生情谊近40年。

纵观张伯苓的一生，活了75年——19岁以第一名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22岁亲历“国帜三易”后弃武从文；从6个学生的家馆起步，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形成了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他培养的学生中，走出了周恩来、温家宝两位共和国总理，走出了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等世界级科学大师；他是“中国奥运第一人”，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他是西南联大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胡适称他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老舍和曹禺在他七十大寿时合写献词：“天下人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张伯苓临终前曾说：“死后一定要埋在南开，要看着南开。”

1986年，南开人将他和夫人的骨灰合葬于南开大学中心花园张伯苓半身铜像后。

他提出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未来之问。今天，一代又一代南开人仍在回答着这三个问题。

而张伯苓自己，用75年的人生，给出了最响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