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桥建成后，1937年11月底，罗英调任湘桂铁路桂柳段测量总队长。1938年，提升为湘桂铁路桂南段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负责桂林至柳州铁路的勘测设计和施工任务。桂柳线的关键工程柳州桥，原计划用钢筋混凝土墩台，并向国外订购了钢柿梁。由于广州、武汉沦陷，这批钢材末能运来。罗英匠心独运，提出利用从南海铁路拆下来的旧铁轨和基地拆下的单线铁路旧钢板梁拼建大桥。柳江落差大流速快，山洪暴发时一天可涨十余米，流速可达5"6米/秒。在这样的河道上用旧钢材建铁路桥，世无先例。以至大桥通车典礼时(1941年初)，火车司机竟听信危言不敢驾车过桥。罗英亲自登上机车，机车厂厂长亲自驾驶火车驶过了大桥。中央政府交通部长称柳江桥是“外国人所从末敢造的桥”。

　　柳江桥建成后，罗英应桂林市建设局研究会邀请，设计建造了漓江桥。该桥因陋就简，上部用木结构，下面石砌墩台，基础牢实。新中国成立后，利用原基础改建为双曲拱桥。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英为国家的桥梁建筑奔走四方。他先后担任北平第八区公路管理局局长，昆明第四区公路工程管理局局长，广州、重庆、成都等公路总局专门委员和副总局长。

　　罗英为人正直，廉洁奉公，任人唯贤，不徇私情，不阿识奉承，不趋炎附势，不肯加人日趋腐败的国民党。在昆明期间，国民党基层党部人员对罗英百般刁难排斥，甚至贴出“清算罗英”的标语。局内群众激于义愤，在标语“清”字前加“做官”二字，后加一逗号，把标语改成了“做官清，算罗英”!

　　新中国建立后，罗英任华东交通部支前公路修建委员会总工程师。不久调任重工业部顾问工程师兼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结构系教授。1953年应聘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当时大桥负责人中，不少是茅以升、罗英的学生。罗英任人为贤，大力支持新秀，在建桥工地，着力培训技术骨干，对建桥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

　　1956年，罗英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为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罗英虽病魔缠身，仍挥笔撰书，写成《中国桥梁史料》初稿。

　　1959年，罗英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会上，周总理号召老一辈科学家抓紧时间著书立说，把成果和经验留给后人。罗英不顾病魔缠身，挥笔不已，数年间先后写成《中国桥梁史料》(后正式编成《中国桥梁技术史》)、《中国石桥》等著作，并着手编写《中国百拱桥研究》。在写完第4章(计分9章)后不幸因癌症于1964年7月1日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

　　罗英逝世后，各界人士沉痛哀悼，上海市政协举行隆重公祭，周总理送来了花圈，赵祖康主祭，茅以升致悼词

　　罗英作为中国近代桥梁建设事业开创者之一的业绩，永远为后人纪念;罗英爱国献身不谋私利的品德，永远受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