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杭州钱塘江大桥，公众首先想到的是设计者茅以升先生，而对发起者、决策者和组织者曾养甫先生却所知甚少，历史仅记住了茅以升，但却彻底遗忘了曾养甫，而曾养甫才是建造钱塘江大桥的第一功臣。

　　如果没有茅以升，钱塘江大桥必将委托外国人设计，而如果没有曾养甫，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必将会延迟很多年，因此历史不但要铭记茅以升，而且也应该铭记曾养甫，他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策划和组织了钱塘桥大桥的建设，那么，曾养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曾养甫（1898—1969）原名曾宪浩，字远甫，广东平远人，曾就读于家乡的东石义方小学，1912年考入平远县立中学，1917年考入国立北洋大学预科，这一年北京大学工科全部移交北洋大学，而北洋大学法科则移交北京大学，北洋大学由此进入专办工科时代。

　　曾养甫于1919升入北洋大学本科矿冶学系，经过四年的专业学习，于1923年夏毕业后，自费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他经常到矿场实习，由于在校期间比较活跃，其能言善辩及超强的组织能力逐渐显露出来，被推举为匹兹堡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其后又当选为国际学生会会长，并获得矿冶工程师学位。

　　1925年9月，曾养甫与同学陈立夫一起回到上海，不久南下革命中心的广州，先后出任广州石井中央兵工试验厂筹务处主任、厂长等职，石井兵工厂在中国兵器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岑春煊都对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该厂主要生产子弹、步枪及少量机关枪，曾养甫任职期间主要是监造迫击炮，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先后调任国民党广东省巡视员、青年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巡视员及北伐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等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养甫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28年2月被调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太湖流域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辅助委员长张静江主持工作，建设委员会是主管国家经济建设的职能部门，但主张发展经济的张静江与蒋介石在治国理念上产生隔阂，于1928年11月被调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张静江名义上还是委员长，但负实际责任的却是曾养甫，他根据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谋划国家的经济建设，在南京增设电厂，创办湘南煤矿，设置30座无线电台，编制黄河、淮河及太湖水利计划，筹备开辟港口等，由于政绩突出，曾养甫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由此进入国民党的中枢，并在1931年12月继续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初，为加快浙江的建设步伐，张静江与陈立夫举荐曾养甫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任内主持修筑了浙闽公路浙江段，此段公路山岭重叠，施工极为困难，曾养甫亲临工地监督施工，如期完成了筑路任务。

　　曾养甫在组织修筑浙赣铁路时，萌生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想法，钱塘江是浙江省的主要河流，宽阔的江面将该省分成两半，铁路和公路都不能贯通，而两岸的交通运输主要依靠于轮渡。

　　曾养甫把要建造钱塘江大桥的设想，告知了正在主持修筑浙赣铁路的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杜镇远，如果能建成钱塘江大桥，浙赣铁路将全线贯通，对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将大有补益，杜镇远向曾养甫推荐了自己的校友茅以升，并写信邀请茅以升前来杭州协商建造钱塘江大桥事宜。

　　曾养甫在与茅以升初次晤面时说道：“在钱塘江上建一座桥，是浙江百姓多年来的愿望，我一来杭州，就想促成此事。”茅以升无不担忧地说：“造桥是需要很大一笔资金的。”曾养甫最终与茅以升商定，你只管负责主持造桥，我来负责筹款，并聘请茅以升为钱塘江建桥工程处处长，全权负责钱塘江大桥的设计和施工。

　　建造钱塘江大桥的首要问题是要筹措资金，没有资金一切都无从谈起，但建桥的资金却是要由浙江省自行筹集，铁道部不但无钱拨付，甚至都不同意建造，因此浙江省与国民政府的协调，大桥承建方与银行财团的协调，大都由曾养甫斡旋解决。

　　为了获得浙江兴业银行等省内财团的投资，曾养甫又请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设计了一套建桥方案，以便择优竞标，同时争取财团的支持，因为此前尚无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大桥，而由外国人参与建造，银行家们就可放心地放款了，最终由叶景葵、蒋抑卮领导的浙江兴业银行在筹措资金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确保了钱塘江大桥建设所需资金的使用。

　　1934年8月8日，钱塘江大桥开始动工兴建，由茅以升主持设计和施工，大桥全长1453米，宽9.1米，高71米，为双层钢铁桥梁，下通火车，上驶汽车，横贯钱塘江南北，连接沪杭甬铁路和浙赣铁路，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现代化钢铁大桥，历时三年零一个月的建设，总投资540万银元，最终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

　　1935年初，曾养甫接替钱宗泽出任铁道部政务次长，由于铁道部部长顾孟余是学者出身的政客，曾养甫协助其主持工作，负责修建了西南五省（湘、川、黔、粤、桂）联络干道，并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12月又连续当选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

　　1936年7月，曾养甫调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州特别市市长，1938年3月又转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同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曾养甫在广宁县组织抗日游击总指挥部并任总指挥，不久又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运输处主任，主持粤湘赣各线军需物资的运输，以保障抗战后方供给。

　　1939年8月，曾养甫被紧急调任军委会滇缅国防公路督办，主持滇缅公路的修筑，此时的滇缅公路是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际援华物资均由滇缅公路运至中国，以支持全民族抗战，曾养甫亲率工程技术人员和大量民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修筑了中国抗战的生命线，但他自己却在勘测线路时被瘴气所伤，从此罹患痼疾，饱受病痛的折磨。

　　滇缅公路贯通之后，曾养甫又被调任军委会工程委员会主任，1942年12月接替张嘉璈（张幼仪的四哥）出任交通部长，负责筹备西南大后方的交通建设，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缅甸，切断了滇缅公路，曾养甫又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及民工抢修飞机场，先后修筑了72个飞机场，其中有几个机场工程量浩大，以适应大型轰炸机和运输机的起降。

　　1945年1月，曾养甫辞去交通部长之职赴美治病，此时的曾养甫左肢右腿开始僵硬，导致行走不便，并进而影响到脑部神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曾养甫回国被选为立法委员，这是一个闲职，仅领一份薪水而已，曾养甫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工作了，他开始热心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曾数次捐款进行资助办学。

　　1949年冬，长期养病的曾养甫到香港治疗腿疾并寓居香港，期间曾数次赴日本治疗痼疾，从1962年开始定居于台北，1969年5月再赴香港治疗顽疾时，于同年8月28日在香港病逝，走完了其实业巨子的一生。

　　曾养甫与陈立夫是北洋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同学，其友谊长达半个世纪，正是由于陈立夫的举荐和提携，曾养甫才游刃有余地驰骋于政界和实业界，但他不同于一般的政客，而是一个勤于实干的实业家，他以其卓越的领导力和组织力，为国家和民族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无论是历史还是岁月都不应该遗忘他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