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人，当他生活、工作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对他的一些言行，人们常常不以为然；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再回首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时间越久，越令人崇敬和怀念。孙大光就是这样一个人。
　　孙大光作为领导者，他高瞻远瞩，处事果断，知人善任，无私无畏，平易近人，做出了无数为后人所称道的英明决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作为共产党人，孙大光刚正耿直，知识渊博，艰苦朴素，无私奉献，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秀传统。
　　五年前的今天，孙大光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然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成为我们事业、生活以及做人的巨大动力。
　　孙大光一生中做过无数次捐献。他捐助过失学儿童、受灾群众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受困人群，数也数不清。其中最不寻常、最令人难以忘却的有三次。

　　难忘的第一次捐献

　　1986年夏天，刚刚从工作一线退下来的孙大光携夫人张刚回到了阔别53年的故乡——安徽寿县。孙大光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受，更有一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微妙心情。
　　孙大光一回到堰口集就提出要去探望他的母校。那天还下着雨，陪同的地方领导和亲戚们带他去了他曾经读书的小学。当他看见那间小学的时候，竟然惊呆了。
　　53年前的小学还在。小学校周围的场地上一片泥泞，房屋几乎千疮百孔，黑洞洞的窗户上连块玻璃也没有。每间教室里黑压压拥挤着近百名学生听课。孙大光克制不住自己，老泪纵横，仰天长叹。他紧闭着嘴，再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看，只是听。离开学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们有责任把教育搞好！”
　　孙大光内心中的波澜想必是惊天动地般起起落落，他在53年前离开家乡的那个时刻不是曾经暗暗地想，出了门，挣了钱，将来要给家乡做点大事情的吗？他在52年前举起右手向党旗宣誓的时候，不是说要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吗？这一生的追求奋斗不都是为了让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父老乡亲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吗？
　　可现在呢……
　　回到北京以后，孙大光郑重地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家庭会议上，孙大光提出，他要捐一批自己的藏画和古董文物，帮助自己的家乡建设学校。闻听此话，夫人和孩子们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只有他们才最清楚这些画和这些古董文物在孙大光心目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那是孙大光大半生的心血。195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大光迷上了字画收藏，从此就把全部的积蓄和业余时间都用上了。当时，刚刚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孙大光和张刚两人工资加起来大约是普通人家收入的5~6倍，但仍然是入不敷出。他们家连一部半导体收音机都没有。更苦了两个孩子，儿子想买自行车不行，女儿渴望有一架自己的钢琴也不行。
　　文革开始时，造反派以玩物丧志和倒卖字画为罪名对他进行攻击。加之许多老干部的家都被抄了，大光同志决定把字画分别送到故宫和安徽省博物馆保管，故宫用三轮车拉走了一车，给安徽省博物馆选的20多幅珍品一直没来取，结果被造反派席卷一空。文革过后几经周折，两批字画才得以归还给孙大光，失而复得使他更加珍惜爱护。这是他的命。如今，他要把他的“命”捐啦？
　　张刚和孩子们都说，要捐画，他们没有意见，他们愿意支持他。
　　于是，孙大光与安徽省委联系。安徽省委领导非常感动，立即指示安徽省博物馆的专家到北京来看画。那些专家都是些见过大世面的人，但当他们看了孙大光准备捐出的画和其他古董、古玩的时候，都惊讶得只会你看我，我看你了。他们说，孙部长，您开个价吧，看我们能不能买得起……
　　孙大光笑了，答，我不想开价，只是建一所小学要花多少钱？能够建所学校就行了。
　　专家们松了口气，但更觉得不真实：难道他老人家在开玩笑？
　　在正式捐赠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孙大光的子女们看着父亲要把这些文物全部捐出，就想留下一幅做个纪念，但又不敢直接向父亲要，就指使大光同志最宠爱的小孙子毛毛来要。对毛毛的要求老人家向来是百依百顺，于是就让毛毛挑了一幅拿回自己的小家了。到了临捐之前，大光同志突然找来毛毛说要借那张画看一晚，结果第二天大光同志就把连同向孙子借的那张画在内的他所珍藏的全部193件(幅)古代艺术品捐了。
　　安徽省博物馆接受捐赠后奖励了孙大光45万元人民币，款项直接划拨给安徽省寿县作为建学校的专项资金。另外奖励的2万元也被张刚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做了基金，以奖励后来学子。孙大光一家分文未留。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孙大光个人的生活十分简朴，生活中每有一点结余，都被张刚同志捐赠给身边急需用钱的同志和资助亲友的孩子们工作、上学。我本人就受到过两次捐赠，一次是我女儿出生时，大光和张刚同志说你们小两口只身在京，没有外援，给补贴700元。在女儿上幼儿园时，张刚同志又说今年结余了3000元，原打算给小孙子留学用，结果他得到了奖学金，你家里困难，给你女儿上幼儿园用吧。我目睹他们资助别人更是不胜枚举。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是省吃俭用。大光同志身体不好，有便秘的毛病，医生让他多吃含粗纤维的蔬菜，可偏偏他的牙坏了，咬不动，医生建议他把蔬菜打成糊或榨成汁吃。一天他让我了解一下榨汁机的行情，我了解一下，当时最便宜的飞利浦榨汁机要400多元，大光一听，说太贵了，不买。我说，我给您买一个，他坚决不同意。张刚同志直到现在还穿着上个世纪60年代的补了很多补丁的毛衣。
　　这批共193件(幅)的古代艺术珍品从年代上看，上溯战国，下至明清，大部分属明清杰出画家的力作，价值连城。在运往安徽之前曾在中国地质博物馆举行过内部展览，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参观后题词：“高尚欣赏，无私奉献，向大光同志致敬”，黄镇同志称赞孙大光为安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著名画家李可染、吴作人、董寿平、黄苗子、刘力上、周怀民、俞致贞、田世光、白雪石等参观了展览并一致给予高度评价。
　　1987年6月10日，孙大光捐赠文物在安徽省博物馆展出。
　　1990年5月1日，由孙大光献宝捐资兴建的安徽寿县堰口小学教学楼、安徽寿县一中综合教学楼落成剪彩。孙大光借孟郊诗句“报得三春晖”之意，为寿县一中综合教学楼提名为“春晖楼”。孙大光与夫人出席了落成剪彩仪式。
　　中国书法协会主席、文学家、文物鉴赏家启功先生有感于孙大光捐资助学的功德之举，挥毫赋诗：
　　笔精墨妙推前修，法书名画垂千秋。
　　历经劫火稀传流，寿州伉俪勤搜求。
　　朝披暮卷欣忘忧，盈箱溢箧何胜收。
　　不甘自秘韫椟留，遥为桑梓琼瑶投。
　　树人之资贻远谋，与众同赏诚嘉猷。
　　昔人妙迹幸有托，贤无古今堪相俦。

　　难忘的第二次捐献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考取大学却无钱上学的学生；加之第一次捐献过后，引起家乡部分没有得到资助学校的攀比，这些情况，汇集到孙大光脑中，使他常寝食难安。建了学校，学生没钱念还是不行。
　　1997年底，80岁高龄的孙大光在病中与张刚商议，决定把自己最后的收藏再捐出。这是孙大光倾心收藏的50幅近当代著名画家的作品，这些画，是孙大光与画家朋友们友好往来的见证，大家是在边交流、边观摩过程中画的，都有大光同志为上款，包含了大光同志与这些画家朋友的深情厚谊。斟酌再三，孙大光和张刚决定把这批画委托太平洋拍卖公司拍卖，所得款项用来资助安徽籍的贫困学生。
　　经过紧张筹措，1998年3月31日，孙大光、张刚夫妇捐赠书画专场拍卖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长富宫饭店举行。会上展出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刘海粟、蒋兆和、潘天寿、吴作人、李可染等人的作品，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珍贵的是，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有孙大光的上款，而且每幅作品都有一段意蕴深长的感人故事。
　　新闻发布会后，这50件作品在合肥、上海、香港等地举行了拍卖预展，所到之处，无不轰动，人们更为孙大光、张刚两位革命老人的挚诚义举赞叹不已。
　　1998年5月9日，捐赠书画专场拍卖会在北京长富宫饭店响起槌声，最终以百分之百的成交率独占当年春季拍卖鳌头。
　　这次拍卖，除去佣金，孙大光夫妇共得450万元。其中100万元以定金的形式，早在拍卖会之前，就直接转交给了寿县的同志。给寿县一中盖了一座实验楼，正阳中学建了一座教学主楼，并在堰口乡设立了助学金，帮助那些上不起中小学的孩子。其余350万元，交给安徽省，用来成立孙大光、张刚奖助学金。由于这项义举的巨大感召力，基金第一年获得20%的高利息收益，从350万元增至420万元，从第二年起，利息改为9%，即一年约有37.8万元的基金收益用于支付学生的奖助学金。开始确定的发放标准为每名学生4000元/年，持续资助到毕业，后来为了与安徽省内其他助学金统一标准，省教委建议改为2000元/年。
　　自1999年“孙大光张刚奖助学金”设立以来，已资助了数百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资助对象是品学兼优、考取大学又读不起的安徽籍学生。由受资助学生所在的学校负责每年考核一次，对品行、成绩不好的学生予以取消后续的资助。基金运行至今，只有1名学生被取消资助。绝大多数受到资助的学生都十分优秀，他们中大部分同学担任学生干部，有的还被学校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基金运行以来，很多受到资助的同学来信表达对孙大光、张刚的感激之情。
　　来自安徽大学的闵宣俊同学在信中写到：2002年夏天，我怀着一颗既兴奋又惆怅的心从金寨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走进了安徽大学。高兴，是因为我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惆怅，是因为我的学费没有带足。然而，上学不久，我很幸运地成为你们设立的助学金的助学对象。从此，我那惆怅的心情消失了。我在财政专业学习，学习上从未放松，平均成绩均在80分以上，班级、学校活动我也积极参与，能力也有了提高。这学期我正在辅修工商管理第二专业，争取在毕业时能拿到第二学位。我取得以上的成绩是与爷爷奶奶你们的资助分不开的。因为有了你们的助学金，我每年几乎不用向家里要生活费，能在学校更安心地读书；因为有了你们的助学金，众多像我一样的学生心里有了一层保障，从而更好地投入学习。每次拿到你们那沉甸甸的助学金时，学习上更充满了动力与信心。真的谢谢爷爷奶奶对我的资助。其实，你们对我的影响，不仅是经济上的帮助，还有精神上的鞭策与激励。我虽然没有你们那样渊博的知识和横溢的才华，没有你们那样高尚的品格，没有您们那崇高的思想境界，也谈不上为国家作多大贡献，但我会在学校努力学习，走上社会后我会认真工作，以你们为榜样，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来自皖西学院的吕珍同学在信中写到：感谢你们，是你们的资助缓解了我家的“经济危机”，并为我凑齐了学费，使父母的经济重担减轻了许多，让他们日益苍老的脸上绽放出欣慰的笑容。你们的资助，为我解除了后顾之忧，使我能全心全意的投入学习之中。日常生活中，我勤俭节约，从不乱花一分钱，不和别人比吃比穿；在学习过程中，我更加严以律己，踏实认真地学好每一门课程，积极稳妥地做好每一件事情；在思想上，我端正了态度，不再有思想负担，更加积极地要求进步，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2003年秋季学期和2004年春季学期我分别取得了班级第一名、第二名的好成绩，评上了“一等奖学金”；在暑期的社会实践中，实践论文获院三等奖，同时锻炼了我的社会实践能力；我还参加党校的学习和培训，成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并正在努力成为党的发展对象。无论是现在学习中还是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要牢记你们的恩情，脚踏实地的搞好学习，做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来自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的孔锦同学在信中写到：我是一名来自泗县的学生，家住农村，在亲戚们的资助下读了高中。接到通知书，家人一方面为我考取大学而高兴，可另一方面却也为大学四年的学费、生活费而发愁。望着录取通知单上那个对我们家来说像是天文数字的学费，就像是块大石头沉重地压在父母的心头。到底要不要继续求学，圆自己的大学梦，我很矛盾，一方面我确实希望自己能走进大学的校园，学习知识，聆听老师的教诲，可另一方面，我也看到父母那愁苦的眼神。大一第二学期，我得到了你们的资助。刹那间，我有说不出的激动与感激，我只是在心中一遍遍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让你们失望，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你们的资助减轻了我父母的负担，因为每年两千块钱的补助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知道那些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就是一季庄稼的全部收入。我可以不必为学费问题而继续操心不安了，学习上能安心了，学习的劲头也更足了，学习上的进步，让我变得更加有自信，性格也开朗活泼了。你们的帮助，让我走出了困境，使我从一个孤僻、忧郁的学生变成一个自信、开朗、活泼、积极主动去热爱生活的人，我很是感激你们。现在我仍是在校的学生，依然不富裕，但我也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人，关心他人，虽然我付出的只是几元钱，几件衣服，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太渺小了，简直是杯水车薪，但是那种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精神让我及那些被帮助的人的心都是暖暖的。我感谢你们在物质上对我的极大帮助，你们的钱能让我四年受用，你们的精神会让我终生受用。

　　难忘的第三次捐献

　　1987年8月，我受地矿部的委派，参加中央机关赴湖南讲师团。在湘期间，对当地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非常反感，再穷的人家，要是子女考上了大学，也总会在房前屋后、甚至山坡上摆上百八十桌进行庆贺。办丧事，更是声势浩大，送葬队伍一眼看不到头，清一色公家的车辆，排队壮行，队伍走过留下的纸钱和鞭炮屑厚厚一层，几天都清不掉，有时一个小镇上一天竟能有几支送葬队伍来回穿行，真可谓狼烟四起，爆竹隆隆。
　　1988年8月，我带着对这种陋习的反感，结束了支教任务，回到北京后，原所在的单位部政治部撤销，组织上安排我到部长办公室工作，任孙大光同志秘书。我到任后，大光同志交给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起草给党中央的关于取消向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书。大光同志对在领导干部中，死后搞遗体告别仪式互相攀比、劳民伤财，民间丧事大操大办风气愈演愈烈，封建迷信流行泛滥的社会不正风气深恶痛绝。倡议移风易俗，丧事从简，取消向遗体告别仪式，并提出把自己的遗体作最后一次奉献，捐给医学研究之用。我对大光同志这种体察民情，带头与社会坏风气作斗争的行为十分敬佩。
　　文稿经大光同志改定后，恰好赶上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大光同志把这个文稿带到会上，联系了萧克、陈锡联等26名中顾委的同志联合签名，并递交中共中央书记处。
　　该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先是刊登在1990年第30期《中办通报》上，后又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对扭转当时的社会不良风气起到一定作用。
　　2005年1月13日，大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医院逝世，我听到这一噩耗悲痛万分，当天中午我见到张刚同志时，她拉着我的手告诉我，大光同志临终前嘱咐要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向遗体告别仪式，遗体捐献给医院做研究，骨灰送回安徽寿县老家的八公山上埋在树下。他兑现了自己16年前的倡议和诺言，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高尚的、无私奉献的风范。
　　孙大光同志是一位彻底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