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宗族，通常拥有一些祖产，也许是田地，也许是店房。这些产业出租的收入，就是族内的共同财产。老弱贫寒的族人，平时依靠这些祖产的收入，津贴他们生活。孤儿、寡妇，当然更是名正言顺，用祖产维持其日常需求。族内会有一个学堂，由祖产聘请老师，也许就是族内的老书生，教育族内儿童。有出息的孩子，在过去是赶考，在现代是上学，自己本房无法支持时，其不足之数，也由祖产供应。男婚女嫁，本房本支无法独立办理时，一样也是用祖产津贴。发达的房份，会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购置更多的产业，捐献给宗族——这种亲族圈内的“小共产”，在将近一千年左右，使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口，免于饥寒，而且还有开展发达的机会。

以我自己所见为例。无锡一县，据我所闻，有五六十个宗族，每一族都有或大或小的祖产，提供族人生活基本保障。我们家的祖宅，在无锡东城，有一个五六亩的大院，还包括一个桑园。城外还有数十亩良田，出租给佃户。城内也还有一些佃房，其租金也是祖产的收入。上一节所说的津贴老弱贫寒，以及维持学堂等等的费用，就由这些祖产的收入支付。我印象中，比较特别的一份，则是桑园内，有数百株桑树。我的祖母，是主要一房的女家长；春天的时候，由她老人家，率领全族女眷，采桑养蚕，结成茧实，由茧行收去。这一份收入，就是全族女眷的零用钱，寡妇的额外津贴、女孩上学的置装费用、女儿出嫁时的添妆等等费用。有些坏掉的蚕茧，那些乱丝，就是我们学生们墨盒里面的丝绒。

在乾嘉时，我家人口不少，单在大院内居住者，包括族人和仆役，大概就有两百人左右。太平天国之乱，东南受害极大，“家家涕痕”，我们许家，损失男妇三十八口；四支之内，有两支绝后。族人四散逃亡，有些从此没有再回来。老宅被太平天国的守将，占为王府。有一部分院内，是太平军的火药库。太平军乱后，要收拾这三十八口死亡者，自己族内只有四个男丁，全赖出嫁的几个女儿，她们也蒙受大难，但是，这几家姑奶奶们，回馈娘家，安排丧葬。这就是亲戚关系，从亲族延伸到姻亲，互相提携，渡过难关。从太平军后，直到抗战前，先父从他的祖父，到他自己，三代的努力，修缮祖宅，恢复祖产，使故居大院，仍是全族“歌于斯，哭于斯，聚族于斯”的地方。在我的印象中，无锡城内，以及一部分城外的大家族，不下二三十家，彼此之间，都与我们家有千丝万缕的“老亲”关系。如果没有这种以亲族为基础的共同体，许多大族，不能够撑过难关。

模仿亲缘组织，则是各种社团本身的内部关系，例如，宗教团体：佛教、道教的寺观和宗派，或者民间组织：漕帮和其他地下或半地下的团体。这些组织，也用父子、叔侄、兄弟的名称，界定他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可以称为“类亲缘组织”。寺院、宫观，本身就是一个家庭一样的结构，因此，他们的成员，也是在团体之中，有一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功能。漕帮，是中国水路交通的员工，组织类似工会的大团体。他们成员之间，界定为一个庞大的弟兄团体，生、老、病、死，以及其他需要的事务，都由漕帮于必要时，加以协助。最显著的，在各个重要的码头，都设有罗祖庵；年老退休或者生病的弟兄们，都可以住在庵中。又例如，造船工人、铁工、木工，都有自己的同业公会：南水仙、火德星君、鲁班庙，这些祭祀地，对于同仁，一样有种种的照顾和互助。

将许多不同的亲缘关系网，混合类亲缘关系网，以“乡土”的观念，编织为更庞大的地方组织，也是传统中国，权力结构中，很重要的一环。虽然中国号称是大一统的帝国体制，自古以来，中央的权力其实不大，真正的治理实体，各个时代并不一样。远的不必去说，以近古而论，从宋代到清代，大致都是以县级作为真正的治理单位。县级的社会，乃是自主性的共同体。清代县令，单车上任，身边只有三五个秘书，再加上属僚和助手，整个县政府工作人员，也就不过二三十个人。一县人口，通常在十余万到五六十万之间。真正的日常事务，其实不在县衙门，而是在民间。

以我自己家乡江苏无锡作为例子。大概乾嘉以后，江南大定，满清政府不再担心江南会有叛变。同时，江南的士绅集团，自从明代以来，已经逐渐成形。这些士绅，真正地执行了地方的管理工作。每一代，大概总有二三十位士绅，代表三五十家大族，共同参与地方管理。这些管事的士绅，并不是以财富或是官位，参与地方的管理工作，虽然没有明确的选举制度，大致上还是以人品和性格，作为大家拥护的条件。每一个参与管理的士绅，又代表了至少两三个大族，大族与大族之间，千丝万缕的婚嫁与友谊，都是彼此知道根底，可以信任的。

无锡县内，除了士绅以外，当然还有许多商家和作坊，近代以来，又以小上海著称，有不少江南的企业家，在当地设厂，也在其他地方设厂，生产日常用品，当地人的资源，确实相当丰厚。管事的士绅，过去并没有特别的名号，但在近代，则以“商会会长”的名义，有一个领袖，领导群伦。北伐以后，无锡的士绅领袖，先是杨翰西，后是钱孙卿，两人都不经营企业，只是因为他们人望和学问，得到大家尊重，才拥护他们，出头管事。在军阀斗争时代，为了防止过境的军队，进城骚扰，地方的领袖们，就出头与军队谈判，付出一笔开拔费，使他们不再进城。无锡地方上的福利，暂时性的例如，修桥补路，又例如，每年准备一定的救济金，接济从江北南下，逃春荒的难民。经常的福利：无锡有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和乞丐的安置。这三个项目，大概都是从乾嘉之际开始的，到1949年，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这些费用，都有士绅们按例向企业界和工商业，取得一定的捐助，委派可靠的人员，监督和管理。

士绅家族的女眷们，也并不闲着。我的祖母，就是当地念佛会的副会长；会长和两位副会长，都是当地人物的老太太。她们以念佛会为网络，募捐款项，冬天送寒衣，青黄不接时，给粮食，以救济当地的贫户。她们督办的“斋堂”，也就是守寡无靠的妇女，可以养老的地方。这些妇女，却也是在养老院与育婴堂里工作的人手。

每天早晨，管事的士绅们，在“新公园”的一个茶室聚会，讨论公众事务；外面的大间，则是一些想提出请求的百姓，等候提出请求。也有各行各业的主要人物，随时听取士绅们向他们交代的工作和承诺捐助的款项。一县之长，在将近中午时，才会到达茶室，听取这些士绅们的决定。整个一县事务，基本上是老百姓自己在管，政府奉行他们的意旨而已。

这种形态的组织，不是无锡独有；当时整个的江南，几乎处处都有同样的社会结构，以当地民间力量管理当地事务的体制。江南以外，我相信，中国各处，比较富裕的地区，大概都会有类似的社会。

稍微和这种方式不同的，则是北方战乱较多，比较不安定的地区，地方人士也会有以自卫的目的，而组织地方自治。在抗战时期，我家有一段时候，住在湖北西北部，也就是先父工作的地区。与老河口相距不远处，河南的西南部，宛西(南阳)地区，内乡、淅川、镇平等五县，曾经有一位别廷芳组织了自卫队，保卫豫西五县，土匪不敢进入。他只是一个当地中等地主出身，读过私塾，也读过师范。眼看家乡不断遭受匪害，残破不堪，他出头纠集乡里亲朋友好，组织民团，保卫乡里，同时发动民间力量，进行建设。他们开发小型水利系统，提升当地的农业收入，也兴办各种小型的现代企业，例如，水力发电站、农具厂、纺织厂、面粉厂等等。他推行保甲制度，家家联防，使奸宄无所藏身。严刑峻法之下，当地居然可以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河南省政府委派的县长，只是在任垂拱而治，没有实权。

别廷芳组织的地方自治，其运用的网络关系，也就是亲戚故旧，和地方原有的宗族组织与信仰团体。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编织了绵密的差序格局网，才可以不经过法律，纯粹依靠人际关系，强调人人尽力，为己为人，以保持乡里的安全和繁荣，从私扩展到公，实现传统中国理想社会。

从上面所说，差序格局的延伸，是由亲缘延伸到地缘，每一个人在这大网络之内，有所归属，依靠网络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凭借网络，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网络的起点，则是最基本的亲缘关系：亲子之间的亲密互依。人类的生物性，也是为了个体自己的生存，与经过繁殖，延绵的后代。亲子之间，其亲密性是自然的。生我、育我、顾我、腹我：父母为了子女，可以牺牲一切；子女为了父母，也可以无所不至。孟子认为，“仁”的起点是恻隐之心，而他形容恻隐之心，却是从孩子看见死去的父母，尸首暴露，心有不忍，回去取了锄头，埋葬父母。孟子这番形容，确实是道尽了亲子之间，必然存在的一番顾念和依恋。亲族只是亲子关系的延伸，兄弟骨肉，当然也是亲子附属的同胞关系。这些就是从最自然的生物性，开展为人间伦理的基础。男婚女嫁，既是生物性的需求，也是社会性的结合。夫妇情爱，是人际关系根本之要项；由婚姻建构的亲戚关系，则是配偶双方家族之间，交叉的联系，乃是亲属关系的延伸。因此，中国文化的差序格局，乃是从生物性中，最基本、最自然的部分，由近及远，从最亲近的骨肉，延伸到宗族、乡里和类亲缘的团体。

儒家理想，以“仁”为本，“仁”的定义，是忠和恕，“忠”是内心之中，“恕”是我心如他心，“仁”则是二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儒家的基本观念，正是儒家伦理的基础。战国道家的文献，有“惠”字出现，其意义是与“爱”相通的。佛家进入中国，颇为着重其普世、仁爱的一面。这三家的观念合而为一，正是上述“推己及人”的基本。

由推己及人的原则，儒家才发展为“己欲立而立人”。所以，论语“宪问”：“修己”，应是个人对于人伦的充分理解与实践。“修己”之后，行有余力，下一步是“安人”“安百姓”。“安人”之“人”，还是人自己附近的其他人群，这些人群，就可以界定为乡里之间的互相照顾。“安百姓”，却是“安”全人类，边界极大，因此，孔子都说，古代“圣王”都很难做到“安百姓”。他不是说，不能做，而是因为世界太大，“圣王”只不过是中国一地的王者，未必能够照顾到全人类。然而，孔子仍旧以此悬为目标，盼望有一天，每一个人的“安人”，可以互相交叉、重叠，发展为大网，使得全人类，都在互相关心、互相帮忙的过程中，得到适当的照顾。第一章中，曾经讨论冯友兰“新原人”和“新道学”。他提出，人类的伦理观念，应当是逐步提升。在本章中，我们讨论的方向，也是指出，中国的人伦关系，可以从生物性，提升到社会性，又从社会性，提升到超越的普世价值，其提升到形态，其实与冯氏所说，可以互通。

这种构想，乃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重叠。个人的部分，是从“修己”，领会到自然的人性，个人既不能孤立，也不应当孤立。集体的部分，则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量力为之，能先照顾到四周围，才互相照顾，逐渐将整个大的差序格局的网络，笼罩在更大的人群。差序格局之中，个人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人不能孤立，然而人也不是屈服于集体的安排。这一种个人到集体的延长线，是开展的，不是断裂的。在这差序格局之内，个人要自我约束，时时刻刻理解，个人是集体中的一部分。然而，个人也知道，个人不是由集体支配的，个人对集体的尽力，与他可以从集体出去的保障，互为因果，互相依附。中国文化中，差序格局的特色，与今日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的极度高涨相对比，可以救济个人主义的孤独，也可以防止因为个人主义过度发展，社会必然面临的碎裂与瓦解。而且，这种共同体，并不是出于利益的合约，而是基于人性的感情。利尽则交疏，人性之间天然的感情，却不会因为利益之有无，而就此断绝。这是中国文化中超越性的价值，也可以扩充成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以补现代文明的不足。

当然，今天的中国，已经不见如此形式的人际关系。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将此形态的社会，看作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群人，一群为数众多的人群，凭借一家理想，实践过如此这般的人际关系，彼此兼容合作互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