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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续千年的中国人情社会           
延续千年的中国人情社会
[ 作者:许倬云    转贴自:网络    点击数:28    更新时间:2019-05-06    文章录入:admin ]

 

 

一个宗族,通常拥有一些祖产,也许是田地,也许是店房。这些产业出租的收入,就是族内的共同财产。老弱贫寒的族人,平时依靠这些祖产的收入,津贴他们生活。孤儿、寡妇,当然更是名正言顺,用祖产维持其日常需求。族内会有一个学堂,由祖产聘请老师,也许就是族内的老书生,教育族内儿童。有出息的孩子,在过去是赶考,在现代是上学,自己本房无法支持时,其不足之数,也由祖产供应。男婚女嫁,本房本支无法独立办理时,一样也是用祖产津贴。发达的房份,会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购置更多的产业,捐献给宗族——这种亲族圈内的“小共产”,在将近一千年左右,使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口,免于饥寒,而且还有开展发达的机会。

以我自己所见为例。无锡一县,据我所闻,有五六十个宗族,每一族都有或大或小的祖产,提供族人生活基本保障。我们家的祖宅,在无锡东城,有一个五六亩的大院,还包括一个桑园。城外还有数十亩良田,出租给佃户。城内也还有一些佃房,其租金也是祖产的收入。上一节所说的津贴老弱贫寒,以及维持学堂等等的费用,就由这些祖产的收入支付。我印象中,比较特别的一份,则是桑园内,有数百株桑树。我的祖母,是主要一房的女家长;春天的时候,由她老人家,率领全族女眷,采桑养蚕,结成茧实,由茧行收去。这一份收入,就是全族女眷的零用钱,寡妇的额外津贴、女孩上学的置装费用、女儿出嫁时的添妆等等费用。有些坏掉的蚕茧,那些乱丝,就是我们学生们墨盒里面的丝绒。

在乾嘉时,我家人口不少,单在大院内居住者,包括族人和仆役,大概就有两百人左右。太平天国之乱,东南受害极大,“家家涕痕”,我们许家,损失男妇三十八口;四支之内,有两支绝后。族人四散逃亡,有些从此没有再回来。老宅被太平天国的守将,占为王府。有一部分院内,是太平军的火药库。太平军乱后,要收拾这三十八口死亡者,自己族内只有四个男丁,全赖出嫁的几个女儿,她们也蒙受大难,但是,这几家姑奶奶们,回馈娘家,安排丧葬。这就是亲戚关系,从亲族延伸到姻亲,互相提携,渡过难关。从太平军后,直到抗战前,先父从他的祖父,到他自己,三代的努力,修缮祖宅,恢复祖产,使故居大院,仍是全族“歌于斯,哭于斯,聚族于斯”的地方。在我的印象中,无锡城内,以及一部分城外的大家族,不下二三十家,彼此之间,都与我们家有千丝万缕的“老亲”关系。如果没有这种以亲族为基础的共同体,许多大族,不能够撑过难关。

模仿亲缘组织,则是各种社团本身的内部关系,例如,宗教团体:佛教、道教的寺观和宗派,或者民间组织:漕帮和其他地下或半地下的团体。这些组织,也用父子、叔侄、兄弟的名称,界定他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可以称为“类亲缘组织”。寺院、宫观,本身就是一个家庭一样的结构,因此,他们的成员,也是在团体之中,有一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功能。漕帮,是中国水路交通的员工,组织类似工会的大团体。他们成员之间,界定为一个庞大的弟兄团体,生、老、病、死,以及其他需要的事务,都由漕帮于必要时,加以协助。最显著的,在各个重要的码头,都设有罗祖庵;年老退休或者生病的弟兄们,都可以住在庵中。又例如,造船工人、铁工、木工,都有自己的同业公会:南水仙、火德星君、鲁班庙,这些祭祀地,对于同仁,一样有种种的照顾和互助。

将许多不同的亲缘关系网,混合类亲缘关系网,以“乡土”的观念,编织为更庞大的地方组织,也是传统中国,权力结构中,很重要的一环。虽然中国号称是大一统的帝国体制,自古以来,中央的权力其实不大,真正的治理实体,各个时代并不一样。远的不必去说,以近古而论,从宋代到清代,大致都是以县级作为真正的治理单位。县级的社会,乃是自主性的共同体。清代县令,单车上任,身边只有三五个秘书,再加上属僚和助手,整个县政府工作人员,也就不过二三十个人。一县人口,通常在十余万到五六十万之间。真正的日常事务,其实不在县衙门,而是在民间。

以我自己家乡江苏无锡作为例子。大概乾嘉以后,江南大定,满清政府不再担心江南会有叛变。同时,江南的士绅集团,自从明代以来,已经逐渐成形。这些士绅,真正地执行了地方的管理工作。每一代,大概总有二三十位士绅,代表三五十家大族,共同参与地方管理。这些管事的士绅,并不是以财富或是官位,参与地方的管理工作,虽然没有明确的选举制度,大致上还是以人品和性格,作为大家拥护的条件。每一个参与管理的士绅,又代表了至少两三个大族,大族与大族之间,千丝万缕的婚嫁与友谊,都是彼此知道根底,可以信任的。

无锡县内,除了士绅以外,当然还有许多商家和作坊,近代以来,又以小上海著称,有不少江南的企业家,在当地设厂,也在其他地方设厂,生产日常用品,当地人的资源,确实相当丰厚。管事的士绅,过去并没有特别的名号,但在近代,则以“商会会长”的名义,有一个领袖,领导群伦。北伐以后,无锡的士绅领袖,先是杨翰西,后是钱孙卿,两人都不经营企业,只是因为他们人望和学问,得到大家尊重,才拥护他们,出头管事。在军阀斗争时代,为了防止过境的军队,进城骚扰,地方的领袖们,就出头与军队谈判,付出一笔开拔费,使他们不再进城。无锡地方上的福利,暂时性的例如,修桥补路,又例如,每年准备一定的救济金,接济从江北南下,逃春荒的难民。经常的福利:无锡有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和乞丐的安置。这三个项目,大概都是从乾嘉之际开始的,到1949年,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这些费用,都有士绅们按例向企业界和工商业,取得一定的捐助,委派可靠的人员,监督和管理。

士绅家族的女眷们,也并不闲着。我的祖母,就是当地念佛会的副会长;会长和两位副会长,都是当地人物的老太太。她们以念佛会为网络,募捐款项,冬天送寒衣,青黄不接时,给粮食,以救济当地的贫户。她们督办的“斋堂”,也就是守寡无靠的妇女,可以养老的地方。这些妇女,却也是在养老院与育婴堂里工作的人手。

每天早晨,管事的士绅们,在“新公园”的一个茶室聚会,讨论公众事务;外面的大间,则是一些想提出请求的百姓,等候提出请求。也有各行各业的主要人物,随时听取士绅们向他们交代的工作和承诺捐助的款项。一县之长,在将近中午时,才会到达茶室,听取这些士绅们的决定。整个一县事务,基本上是老百姓自己在管,政府奉行他们的意旨而已。

这种形态的组织,不是无锡独有;当时整个的江南,几乎处处都有同样的社会结构,以当地民间力量管理当地事务的体制。江南以外,我相信,中国各处,比较富裕的地区,大概都会有类似的社会。

稍微和这种方式不同的,则是北方战乱较多,比较不安定的地区,地方人士也会有以自卫的目的,而组织地方自治。在抗战时期,我家有一段时候,住在湖北西北部,也就是先父工作的地区。与老河口相距不远处,河南的西南部,宛西(南阳)地区,内乡、淅川、镇平等五县,曾经有一位别廷芳组织了自卫队,保卫豫西五县,土匪不敢进入。他只是一个当地中等地主出身,读过私塾,也读过师范。眼看家乡不断遭受匪害,残破不堪,他出头纠集乡里亲朋友好,组织民团,保卫乡里,同时发动民间力量,进行建设。他们开发小型水利系统,提升当地的农业收入,也兴办各种小型的现代企业,例如,水力发电站、农具厂、纺织厂、面粉厂等等。他推行保甲制度,家家联防,使奸宄无所藏身。严刑峻法之下,当地居然可以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河南省政府委派的县长,只是在任垂拱而治,没有实权。

别廷芳组织的地方自治,其运用的网络关系,也就是亲戚故旧,和地方原有的宗族组织与信仰团体。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编织了绵密的差序格局网,才可以不经过法律,纯粹依靠人际关系,强调人人尽力,为己为人,以保持乡里的安全和繁荣,从私扩展到公,实现传统中国理想社会。

从上面所说,差序格局的延伸,是由亲缘延伸到地缘,每一个人在这大网络之内,有所归属,依靠网络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凭借网络,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网络的起点,则是最基本的亲缘关系:亲子之间的亲密互依。人类的生物性,也是为了个体自己的生存,与经过繁殖,延绵的后代。亲子之间,其亲密性是自然的。生我、育我、顾我、腹我:父母为了子女,可以牺牲一切;子女为了父母,也可以无所不至。孟子认为,“仁”的起点是恻隐之心,而他形容恻隐之心,却是从孩子看见死去的父母,尸首暴露,心有不忍,回去取了锄头,埋葬父母。孟子这番形容,确实是道尽了亲子之间,必然存在的一番顾念和依恋。亲族只是亲子关系的延伸,兄弟骨肉,当然也是亲子附属的同胞关系。这些就是从最自然的生物性,开展为人间伦理的基础。男婚女嫁,既是生物性的需求,也是社会性的结合。夫妇情爱,是人际关系根本之要项;由婚姻建构的亲戚关系,则是配偶双方家族之间,交叉的联系,乃是亲属关系的延伸。因此,中国文化的差序格局,乃是从生物性中,最基本、最自然的部分,由近及远,从最亲近的骨肉,延伸到宗族、乡里和类亲缘的团体。

儒家理想,以“仁”为本,“仁”的定义,是忠和恕,“忠”是内心之中,“恕”是我心如他心,“仁”则是二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儒家的基本观念,正是儒家伦理的基础。战国道家的文献,有“惠”字出现,其意义是与“爱”相通的。佛家进入中国,颇为着重其普世、仁爱的一面。这三家的观念合而为一,正是上述“推己及人”的基本。

由推己及人的原则,儒家才发展为“己欲立而立人”。所以,论语“宪问”:“修己”,应是个人对于人伦的充分理解与实践。“修己”之后,行有余力,下一步是“安人”“安百姓”。“安人”之“人”,还是人自己附近的其他人群,这些人群,就可以界定为乡里之间的互相照顾。“安百姓”,却是“安”全人类,边界极大,因此,孔子都说,古代“圣王”都很难做到“安百姓”。他不是说,不能做,而是因为世界太大,“圣王”只不过是中国一地的王者,未必能够照顾到全人类。然而,孔子仍旧以此悬为目标,盼望有一天,每一个人的“安人”,可以互相交叉、重叠,发展为大网,使得全人类,都在互相关心、互相帮忙的过程中,得到适当的照顾。第一章中,曾经讨论冯友兰“新原人”和“新道学”。他提出,人类的伦理观念,应当是逐步提升。在本章中,我们讨论的方向,也是指出,中国的人伦关系,可以从生物性,提升到社会性,又从社会性,提升到超越的普世价值,其提升到形态,其实与冯氏所说,可以互通。

这种构想,乃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重叠。个人的部分,是从“修己”,领会到自然的人性,个人既不能孤立,也不应当孤立。集体的部分,则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量力为之,能先照顾到四周围,才互相照顾,逐渐将整个大的差序格局的网络,笼罩在更大的人群。差序格局之中,个人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人不能孤立,然而人也不是屈服于集体的安排。这一种个人到集体的延长线,是开展的,不是断裂的。在这差序格局之内,个人要自我约束,时时刻刻理解,个人是集体中的一部分。然而,个人也知道,个人不是由集体支配的,个人对集体的尽力,与他可以从集体出去的保障,互为因果,互相依附。中国文化中,差序格局的特色,与今日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的极度高涨相对比,可以救济个人主义的孤独,也可以防止因为个人主义过度发展,社会必然面临的碎裂与瓦解。而且,这种共同体,并不是出于利益的合约,而是基于人性的感情。利尽则交疏,人性之间天然的感情,却不会因为利益之有无,而就此断绝。这是中国文化中超越性的价值,也可以扩充成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以补现代文明的不足。

当然,今天的中国,已经不见如此形式的人际关系。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将此形态的社会,看作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群人,一群为数众多的人群,凭借一家理想,实践过如此这般的人际关系,彼此兼容合作互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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