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下旬，钱穆夫人胡美琦病逝，享年83岁。新闻还转刊了香港新亚书院的讣闻，说“胡美琦为照顾钱先生，遂辞教职，为钱先生于教育及著述上创下不朽的丰功伟业，厥功至伟”。

　　胡美琦之父胡家风，在抗战期间任职山东、江西等地。抗战胜利后，胡家风随熊式辉赴东北任行辕秘书长，去职后任江西省主席。1949年，他带着全家迁至香港，在这里意外成就了女儿胡美琦的乱世姻缘。

　　乱世别离

　　1949年春天，钱穆在老家苏州养病。他早先以《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文章著作引学人注目，又任教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多年，是中国望重一时的学者。但胃病一直是钱穆的宿疾。不论如何名满天下，钱穆始终是一介书生，私人生活全靠夫人张一贯打理。张一贯原在小学教书，和钱穆育有5个儿女。为了丈夫能专心学林，她一手操办起家里的大小琐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跟随学校逃难川、滇，准备让妻儿随后跟上。战火蔓延，千里路险。一个女人带着4个稚儿，从北平跋涉到四川实在艰难，她只好带着孩子们回到苏州娘家。待战事间歇，钱穆悄悄跑回来，将老母接来苏州藕园与儿媳同住。他最初的愿望本是在乡里教书，能换得衣食温饱便好。怎料家人团聚才1年，他又被情势逼迫必须离开。

　　临走，钱穆告别老母妻小。张一贯告诉孩子们，“他们”知道爸爸了，要他去做官，不走不行。虽然年幼，孩子们亦知道“他们”是指日本人和汉奸。

　　逃难在大西南的几年中，母亲死了，小女儿出生了，钱穆都无法随侍在侧。钱穆的状况也不好，潦倒度日，胃病缠身。抗战胜利后，为了养胃，51岁的钱穆在友人建议下，回到老家居住，在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长，终与妻儿团聚。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内战愈炽，学生频频上街游行。钱穆劝导无效，闹事已成风潮。连随他在江南大学念书的长子钱拙也因学潮被开除。他拾起戒了多年的烟，重新抽起了烟斗。

　　钱穆成长于清末民初，读的是旧书，后来遭遇五四运动，时人将传统文化诋为“国步不前”的根源。钱穆认为，传统文化维系千年并能创建广土众民的大国局面，自有其与土地、人民精神的深层联系。钱穆向来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但此时青年人受到苏联革命刺激，对传统中国文化更心存仇疾，他感到自己身在“俄化”的狂风暴雨之中。

　　内战局势急转直下，钱穆知道，不走又不行了。钱穆嘱托苏州城防司令随时照顾家小。

　　新亚相逢

　　钱穆南下，流亡至香港办学。此时香港已成为许多人的避风港。胡家风也携全家逃到这里。胡家风的五女儿胡美琦，原本在厦门大学读一年级，解放军渡江势如破竹，她接到父亲通知，赶往香港。胡家风是江西世家又是政要，一家人南逃到香港时，却已别无长物。

　　在香港，钱穆与友人创办了新亚书院。这是一所符合他心中理想的学校。他写信回家要求3个儿子赴港就读。不料兄弟3人看到报纸上一则社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儿子们受其影响，均认为父亲逃至香港肯定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革命青年岂能走这条路？于是回信拒绝了父亲，还附上那篇剪报。

　　新亚书院坐落在九龙深水埗桂林街。初期，学校经费是由上海商人支持，但时局动荡，维系困难。十个学生有八个都缴不出学费，教授拿不到薪水，校舍简陋，设备缺乏，学校经费濒临绝境，但钱穆只能硬撑。香港天气湿热，钱穆睡教室地板，犯起胃疾，蜷缩在地上呻吟。

　　胡家风一家10多口流落香港，个个要吃饭。为了糊口，胡家风让女儿去当纺织女工，夫妇俩也找了份糊火柴盒的手工差事。一次宴席中，胡家风认识了钱穆，两人相谈甚欢，得知钱穆办学，没多久便让胡美琦寄读。1950年，20岁的胡美琦入学新亚书院，就读教育心理学。但不知何故，这门课程并未如胡美琦预期可解答心中一直以来的疑问。她相当失望。然而，她选修的中国文化史，却在那个旧社会整个被打倒的迷惘时刻，使她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又燃起了信心，连带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乐观。

　　此时钱穆已56岁，望之虽严，亲之即温，他的精神面貌给胡美琦留下深刻印象。可胡美琦只在新亚念了1年，便离开香港，随父迁往台湾。到了台湾，胡美琦进入台中师范图书馆工读。

　　台北重逢

　　1950年冬，钱穆到台北募款，得到3000港元，解了钱穆燃眉之急。当时新亚书院每月的固定开支为4600港元。1951年冬，钱穆又到台北，一直待到1952年。他以复兴传统中华文化为己任，积极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1952年春天，钱穆在一次讲演中，突遇礼堂塌方，当场被击昏，但大幸未死。

　　胡美琦得知钱穆受伤，从图书馆告假来探望他。出院后，钱穆跑到台中就近休养，白天仍修改讲稿，胡美琪每天下班就来探视，还带来南宋以来的文学小品供他消磨，待到一同晚餐才离去。星期日放假，他则约胡美琦去公园散步，就这样一起共度了4个月。

　　钱穆发现胡美琦跟她的同辈人不一样，对传统文化怀着一颗炽热的心。这几个月里，胡美琦的年轻、机灵、落落大方、教养，以及她的单纯天真和无微不至的照料，让患难中的钱穆精神振作。

　　钱穆此时不知道，老家的妻子也在经历苦难。在苏州，51岁的张一贯突然脑溢血中风，失去教职，陷入孤独封闭的状态。

　　胡美琦后来继续学业，她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两年后毕业。那时，胡美琦觉得自己的国学知识浅薄，于是怀着对学问的追求飞赴香江。

　　相守香江

　　1953年，新亚书院在困难中艰辛前进：经费仍然紧张，人事不稳定，学生流失，教授出走。创校4年，始终其事的教授，此时只剩3位。第一批招收的学生有80多人，此时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只有十分之一。

　　1954年，胡美琦飞到香港和钱穆相会。这一年胡美琦25岁，钱穆已到花甲之年。自从胡美琦来港之后，钱穆的处境发生了转变。1954年新亚书院获得美国亚礼学会经济上的支持，经费问题得到很大的解决，同时学校身份也获得了港府的肯定，校舍得到扩建，在体制上，也增设了研究所。

　　此时的内地，革命声浪一波高过一波，气氛愈来愈严峻。张一贯在屋内艰难练习走路，她要面对一切，必须自理生活，独自将儿女养大。而钱穆知道当时的形势，明白很难再回去了。

　　1956年，钱穆事业和健康上的困顿逐渐舒缓。他决定给胡美琦一个交代。这一年两人终成眷属。

　　老夫少妻的婚事，还是需要说明。钱穆写信给自己的高徒余英时说：穆之婚事，实非得已。以垂老之年，而饮食居处，迄少安顿，精力有限，甚何能久。最近居钻石山，僻在郊野，聊可瞩眺海光山色，并可散步逍遥，或于精力心情，稍有所以益。惟美琦以盛年作此牺牲，私心甚望其能继续治学，勿专为家庭琐务毁耳。

　　事实上，胡美琦是钱穆的知己。

　　婚后，他们蜗居九龙钻石山难民区，以客厅为书室，一房储物，摆上小桌就是饭厅。胡美琦不只料理家务，而且协助钱穆应酬各方关系，看着丈夫在新亚书院困局中苦撑，胡美琦就安慰钱穆，一直到港府以新亚书院为基础，合并其他几所私人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他们才稍得喘息。

　　一生知己

　　1966年，“文革”开始，大陆逃港者涌至，香港社会日乱。1967年，胡美琦和钱穆移居台北。也就在这一年，钱穆彻底与老家妻儿断了音讯。这时，钱穆73岁。

　　1977年，钱穆83岁，胃病复发，卧病40天，到了1978年农历新年才下楼走动，此时他双目因青光眼日益严重，几近失明。

　　在大陆，和钱穆失去联系的张一贯多年来独自支撑起这个家。1978年，张一贯撒手人寰。故去前，她甚至不知钱穆是否仍然在世。

　　1980年，86岁的钱穆终于和儿女们重新取得联系。他们通了几封信，即匆匆约在香港见面。

　　1990年，钱穆去世，他生前曾说希望晚年能在家乡安度余生。于是，胡美琦几经周折将钱穆安葬在太湖西山湖滨的山坡上，因为这里的景色很像他们当年在香港沙田家中楼廊远眺的景象。(据《看历史》谭端)解说：一园花树，满屋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钱穆晚年治学已臻化境，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儒家的知仁明德，在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中渐溶于一体，然而他始终不能忘情于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阐发与传教。素书楼里的讲学一直到他90岁高龄时，依旧没有停止。

辛意云：他穿中国衣服，中国的褂子是师母帮他做的，中国的那种唐装。有的时候偶尔加一个背心，夏天（就加）就是那个白棉布或白棉纱的这种衣服。非常有精神，身体很健康，脸色微黑，头花也黑，带点花白，眼睛虽然不好，他是个大近视眼，可是那个眼神炯炯有神。他每次我们都坐定了，他从楼梯上下来，然后进来就说，大家好，然后就开始上课。

解说：钱穆授学，最看中读书与做人。他告诉弟子，儒家思想重“礼物”，教育的最高理想在于培养“士君子”。“士”是指知识而言，“君子”则指人的品格修养，“知识”与“修养”两者配合才能成就儒家理想中的“士”。

辛意云：他要我们入乎其中，入乎时代之中，一定要出乎时代之上。他说真正的读书人必须如此，你不能不了解这个时代，你不能不认知这个社会，然后你不能不同情，正确地同情一个时代的人性趋向，可是你必须超乎它之上，然后能够续恒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他说读书人得有这样的一种训练和能力，然后才能够看到一个历史的真相。

解说：在钱穆看来，一个真正的士，应该超越国家和朝代的界囿，具备以天下兴亡为已任的大观念。

钱逊：那是顾炎武提出来的，亡国和亡天下是分开的。亡国指的是易姓改号，皇帝改姓的年号变了，那是国家兴亡。在国家兴亡是肉食者谋之，天下兴旺，这是讲的社会风气败坏，仁义充塞，这个事情皮肤之贱与有责焉。他对这件事多次提到，我觉得这也反映出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就是他所要担当的是在文化方面这样一个责任，这样一个使命。

钱穆与儿女久别重逢 房舍风波打破幸福时光

解说：1980年，在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的帮助下，钱穆与分别了32年的四个姊妹在香港见面。此后数年里，钱穆分别与自己的侄儿钱伟长以及儿孙们有过三次会面，女儿钱易1988年去到台北，在父亲的家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钱易：我继母跟我通信，就说他也不能下楼了，也不能吃饭了，什么的等等，所以急着一定要把这个探亲安排好。结果我去了以后，当天晚上吃晚饭。我父亲就坚持说，要下楼跟我一块吃晚饭，照我继母跟我描写呢，一天比一天好，吃的东西也一天比一天多，然后每一顿饭都要跟我一起下楼吃。

他跟我接触了几天以后，突然地就说。他说，哎呀，我已经好久不写东西了，我今天想写点东西。他说你在旁边看书看报，我想写点东西，这个让我大吃一惊，结果他就果真坐在那个书桌那，就拿起笔就写东西。我也不打搅他，我就看看他看看书，就这样，这个我是很感动。我就说从那个，我就体会到他一辈子这个56本这个全集这个书是怎么出来的。

解说：与至亲的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让已过耄耋之年的钱穆得到了最大的幸福和安慰，也弥补了他心中多年的遗憾。我晚上就睡在我父亲的旁边的床上，那么我父亲那个特别高兴。

比如晚上他洗澡，我就去给他洗澡。他就会说，哎呀，这是第一次我的女儿给我洗澡，给我擦背，家庭生活的平静很快就被打破。由于钱易是最早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她的行程被曝光。有人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对钱穆的攻击，那段日子，在钱穆居住的素书楼每天都会聚集着大批的媒体记者。

钱易：所以我父亲说过好几次，说这些人都忘记了中国人的这个道德、情谊，他们不知道家庭的亲情是多么重要，他们不能想像这个女儿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我，他们不能够理解这个家庭的亲情，他很生气。

解说：此时的钱穆已经94岁，而随之而来的素书楼风波，让这位国学大师经历了人生里最后的磨难。

谢小韫（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钱穆先生这件（事），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房舍风波，其实是当时的市议员周伯伦先生在市议会质询的时候提出来，认为钱穆先生是霸占公产，要求钱穆先生要迁出，当时的立法委员陈水扁先生也用书面质询的方式要求钱穆先生搬出素书楼。

解说：两年的时间里，素书楼风波在台湾政党斗争的漩涡中愈演愈烈，1990年6月钱穆夫妇搬离了这里。

辛意云：“总统府”向市政府租素书楼给钱先生，“总统府”是有契约的，可是在那个时候的政治情况下都不拿出来，那先生也不以为意，只说读书人当之进退，时代也了一个变局，立刻要退出，同时还说你师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真好，真好。

谢小韫：那钱穆先生在整个风波之中，后来就投书媒体，表示他一生治学，还有他所为人是士大夫出处进退是有节，所以他就愿意搬出素书楼，但是政府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做一个任何的一个公开的澄清。

解说：钱穆90岁生日那天，他的学生们在素书楼为老师祝寿，老人点燃一根烟后，晃了一晃手中的火柴，火柴渐渐熄灭。他说人生真的就像这根火柴一样，摇一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熄了，活到我这个时候有了体会，其实人生真的是很辛苦的，你要努力活过这一天，所以你们要珍惜你们的现在。

钱穆：到我们今天时代变了，我们已经继续不断的注重历史、走下去，我想我们中国人还在一块，比较看重复合，我希望你知道真正的中国人是这样的。

曾子墨：2010年8月30日，在出席东吴大学举办的钱穆逝世20周年追思会上，现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引用《论语·卫灵公篇》中“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焉”来描述一代儒学大师钱穆先生所遭遇的不公不义对待。

1967年，钱穆先生在蒋介石邀请下，离开香港赴台湾定居，却在晚年因政治因素，被迫迁离居住了20余年的“素书楼”，3月后病殁于台北。马英九代表台北市政府再此向钱穆遗孀胡美琦致歉，他说素书楼风波让我耿耿于怀，这是对文化的暴力，希望台湾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内地，近2000万字的钱穆全集即将在金秋正式出版发行，全部采用“繁体直排”的形式，可谓是前所未有之举，无论海峡两岸都在这同一时刻，以不同的方式向一位朴素的学者表达出敬意，实为民族的幸事，文化的幸事。在国学大师中，钱穆堪称自学成才的典型，他一生从未上过大学，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更未出国留过学。通过十年乡教苦读，他探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他平生最敬佩三人：诸葛亮、王阳明和曾国藩。

天生异禀，毅力苦学

钱穆(1895—1990)，出生在江苏省无锡鸿声(后改名鸿山)七房桥。他是吴越王钱镠的后裔。父母对钱穆的严格教育，是钱穆后来成为国学宗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钱穆天生异禀，记忆力过人，9岁时便能背诵《三国演义》。有一次，叔伯客友问钱穆：“听说你能背诵《三国演义》?”钱穆点点头。一客说：“我来命题，来段《诸葛亮舌战群儒》。”钱穆当即背诵，还加表演，全段背得滴水不漏，无一差错，众客友拍手叫好。钱穆也很自得。

第二天晚上，父子路经一桥，父亲问他：“识桥字否?”钱穆回答：“识。”“桥字何旁?”“木字旁。”“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识，是骄字。”父亲又问：“骄字何义，知否?”“知。”父亲这时对儿子说：“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钱穆听闻大惊，低头不再吭声。从此铭记父亲的这次谈话。

步入中小学，钱穆又幸遇明师，他们对钱穆的厚爱、提携，也是钱穆后来成为国学宗师的一个潜因。

钱穆作文成绩优秀，国文老师华山先生奖赏他《修学篇》一书，书中网罗了西欧各国数十人，未经学校正规学习，全靠苦学而成为突出成就的学者。钱穆自中学肄业后再没有进过学堂，自己有信心和毅力苦学，全受此书影响。

钱穆在果育学校读书时，顾子重老师对钱穆作文评价很高，说他已学得几分欧阳修的神韵，他日有长进，定能学得韩愈。钱穆听闻后眼睛一亮，从此就把“韩愈”装在心中，立志学韩愈。

钱穆13岁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后，监督屠元博对钱家兄弟俩(指钱挚、钱穆兄弟俩)视同己出，关爱有加。另一位老师吕思勉，口才绝佳，后来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白话文通史《白话本国史》。教国文的童斐(字伯章)老师，多才多艺，不仅会表演，还精通许多曲艺乐器。钱穆从伯章师学习昆曲，伯章师均能一一传授。钱穆唱《长生殿》剧中的郭子仪，形态神貌惟妙惟肖。

可以说，钱穆就读小学、中学时的老师都是名师、能师、贤师，他们不只为钱穆打下了坚实的学习基础，而且更以自身的德行和言行身教，潜移默化地教育钱穆学问该怎么做，人该怎么立。

“北胡南钱”为故国招魂

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钱穆在中学毕业后当起了小学教师，后来又担任了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

还在小学执教时，他就开始了国学研究。他的学术处女作《论语文解》，1918年由上海印书馆出版。1919年冬，他撰写《爱与欲》和《古希腊哲学大家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两文，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以“大一号字”刊出。

钱穆在乡间当了18年小学、中学老师，然后走向大学讲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作为中国学术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过他的作品后，对其史学功底大加赞赏：“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1930年，因为顾颉刚的鼎力相荐，钱穆进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他把“M”楼改为“穆楼”。之后，顾颉刚又把钱穆推荐给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后来，钱穆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

钱穆所处的年代，西学东渐，势不可挡，儒学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渐渐失宠。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在大变局的时代中，钱穆也有过疑惑。上学时，一位体育老师得知钱穆读过《三国演义》，对他说：“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这种书一开始就写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使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这番话对钱穆影响深远，自此，“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困扰了他一生，也引发了他毕生的治学宗旨：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

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他选择在古籍世界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为此，他写了《国史大纲》，他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这部成书于战火纷飞年代的历史著作，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风行全国。几十年后，历史学家许倬云这样告诉学生：“这一部书中埋藏了数百篇博士论文题目。”

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望，其中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钱穆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位。他的学生余英时说，钱穆的一生，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他曾经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

钱穆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

钱穆是“君子儒”，始终把国家、大局放在第一位，绝不计较个人的一时被误解、曲解。新中国成立前夕，新华社发表评论，点名批判胡适、傅斯年、钱穆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

当时，钱穆感到茫然不解。胡适当过驻美国大使，说过“当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的话;傅斯年当过参政员，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北京大学校长。而他只是一介书生、一名教授，既不参政，又未议政。

钱穆被点名，可能和他美国人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教过一年书，与司徒雷登交往过有关。既然被点了名，他就远去香港，创办亚洲文学院(后改名新亚学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租来的4间教室里，钱穆想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新亚”之名由钱穆所起，他希望借此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

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办学的16年，是钱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后，钱穆到台湾“谋建一家，以求终老”，得到了蒋氏父子的礼遇，蒋介石为他建造了素书楼，蒋经国则聘请他为“总统府”资政，在钱穆之前，没有学者出任过此职。

晚年的钱穆依然坚持在素书楼传道授业。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但是，在“现代”的冲击下，“传统”早已无招架之力，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这让钱穆的学术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无法获得商业市场的认同。

新时期到来，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蒸蒸日上。1986年，钱穆发表对国运和世局的识见，谓和平统一是中国的大前途、大希望、大理想、大原则，表达了他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明确态度。《人民日报》随即予以摘转刊登。

钱穆不计前事，爱国之心昭然，体现了“君子儒”的可敬可亲的形象。1990年8月30日，钱穆于台北寓所逝世，享年96岁。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