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撷取智慧，从现实中探索道路。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乡贤文化积淀了我国千百年来乡村基层治理智慧。目前，已有不少农村地区自发开展乡贤文化行动。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乡贤文化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近日，本报记者围绕上述问题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乡贤文化根植于中国“乡土社会”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在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包含着传统乡村治理的智慧与经验。乡贤文化则根植于其中，在古代国家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乡贤文化的传承思想源远流长。在《孟子》、《周礼》中，均载有具体的乡村组织与管理构想，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实行。秦汉以后即推行以“乡三老”为乡村最高领袖的乡治制度。另外，不同历史时期还有“乡先生”、“乡达”、“乡绅”等称呼。“总的来看，‘乡贤’一词系指在民间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泉根介绍说，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是构成传统“乡贤”的三个基本要素。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乡贤在维持乡土社会有效运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中央政令在地方上的有效实施，还是民间社会愿望的上达，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乡贤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乡贤的存在使得上通下达的“双轨制”得以有效运行。
 
　　历史上的乡贤热心公共事务，造福一方百姓。在胡彬彬看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政府往往因人力、财政等困难，难以有效地组织地方上的公共工程、福利机构和教育设施等。此时，乡贤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便显现出来。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支持公共事务，而且在发起、经营、管理中，都发挥了作用。
 
　　在我国传统社会，乡贤在维系地方社会的文化、风俗、教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礼法合治是我国古代优秀治理经验，古代乡贤们为县以下广大乡村的治理贡献了智慧。北宋时期，蓝田的吕大忠、吕大钧兄弟等地方乡贤自发制定、实施的《吕氏乡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规定乡党邻里之间的基本准则，对乡民修身、立业、齐家、交友等行为，做出了规范性的要求，引导着当时人们的伦理生活。
 
　　优秀乡贤文化是可资利用的资源
 
　　当下的乡村治理和乡村社会重建应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资源。在受访学者看来，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掘与实践表明，优秀的传统乡贤文化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独特的乡贤地域文化通过本地区历代乡贤名流的德行贡献，凝聚成民众的共同精神。”王泉根认为，乡贤精神对于提升本地区民众的文化自信心、自尊心，敦厚民心、民风，激励社会向上，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作用。
 
　　“乡村自治的深厚乡贤文化基础或许是值得充分发掘与利用的宝藏。”曲阜师范大学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琼认为，乡贤文化中所蕴涵的高度智慧与人文价值，潜藏着与现代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相契合的因素，如果能够把传统乡贤文化智慧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相结合，加以发展创新，对于恢复乡村生机、激发乡村发展潜力将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胡彬彬看来，新时代应重视新乡贤文化的示范引领作用，新乡贤的嘉言懿行能够像古代乡贤一样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并进一步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优秀的传统乡贤文化是培育中国“精神家园”、“精神支撑”的应有之义，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与复兴将是一股正能量。
 
　　“今日乡贤”反哺桑梓
 
　　在城镇化浪潮下，农村大量优秀人才向城市流动，有人不禁叩问“今日乡贤何在”？胡彬彬告诉记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了，从现实情况看，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此外也应该包括文人学者、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华人华侨等，他们当年从乡村走出，如今返回故乡，用其所长反哺桑梓，完全能在建设美丽乡村方面出份力。
 
　　在张晓琼看来，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乡贤，他们所体现的勇于创新、引导潮流的时代精神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可以说是传统乡贤文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创新与发展。多数乡村精英回村后大多能够将自己的社会与经济资源注入乡村，有效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
 
　　新一代乡贤由于大多具有“能人”与村官的双重身份，这使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社会与经济资源，也拥有了对村级经济政治资源的配置权力。对此，张晓琼认为，需要警惕由于过分注重依靠“能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而忽视对村官的监督与制约，防止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官自治，乡贤变质为村霸的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