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是历史名词，也是时下热词。

　　历史上的“乡贤”，原先是东汉时期封建王朝对文武官员中的“廉臣能吏”，或是对“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在其过世之后赐予的一种“精神嘉奖”。

　　获得这种荣誉称号，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极高评价。这不仅是对享有者，对享有者的家族，而且对享有者的家乡，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自古以来，国人尚德敬贤，敬重有德有才的社会贤良。《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下诏“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武帝复诏举“贤良”，也称“贤良文学”。历汉而晋，历朝历代，诏举贤良，称为善政。

　　晋代李密，曾仕蜀汉。晋移蜀祚，晋武帝以其博览五经，孝亲敬祖，征召入宫。李密以祖母年老多病，无人供养，上表陈情，辞不赴任。相传，晋武帝阅后很受感动，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钦命郡县官吏供养李氏祖母，华夏历史因此留下“贤良”故事。

　　古代中国原是一个以乡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传统农村的组织架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的关系而长期存在。作为乡土中国的社会贤良，李密就是他们的偶像。他的奏疏《陈情表》以理动人，以情感人，成了乡贤文化中孝行天下的代表作。

　　蜀汉贤相诸葛亮，勤政爱民，宵衣旰食，日理万机。为兴复汉室，两次率师北伐，前后两篇《出师表》，情意真切，言辞委婉。他规劝后主，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同时表达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诸葛亮是两朝老臣，忠贞不渝，以身许国，魂断疆场。李密则“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祖母有幸尽其天年。解读乡贤文化，后人留下了“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感慨。

　　李密孝亲，感动晋武帝；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范仲淹出将入相，功满天下。仁人志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高尚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难怪朱熹称范仲淹是“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范仲淹幼年家贫，求学“划粥割齑”，当官后俸禄虽厚，但仍克勤克俭，毕生“未曾享有一日七大夫之奉者”，省下余资“置义田，兴义学”，解族人之困，促学子读书。一代名相，清贫如洗，无资葬埋。韩琦含泪祭祀，称誉他“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直言朝政，痛斥时弊，陈“十事疏”，主张推行法制，整顿吏治，加强武备，巩固边关，减轻傜役，扶助农桑，史称“庆历新政”。虽然，范公有功社稷，有益民生，但却因此触犯权贵而遭贬谪，梅尧臣作《灵乌赋》劝他缄默，范仲淹答以《灵乌赋》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现了旷古名贤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南宋陆游，自幼立志报国，始终坚持抗金，屡遭排斥打击。在抚州任上，春旱秋涝，灾情严重，百姓饥困，陆游因“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而遭贬。晚年退居乡里，仍然念念不忘“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仍然念念不忘收复中原，最后留下“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悲叹。

　　不管是李密、诸葛亮，还是范仲淹、陆游，他们所言所行，所代表的是古代贤大夫的精神风骨和道德情操。他们是国家栋梁，他们是乡村贤达，宋代张横渠为此做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度概括，是他们的共同理想。这就是历史文化，传统乡贤文化，是几千年来根植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极可贵的道德文化。

　　乡贤感人，但乡愁难熬。唐代诗人崔颢，登楼眺望，乡愁袭来，忧思顿生，不禁长叹“日暮乡关何处是”？家乡遥远，烟波迷茫，不由使人想起刘皂“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是啊，十年羁宦，日夜想家，“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乡贤是乡人，是古代的乡村人。虽然乡贤文化难免乡愁笼罩。但它曾为乡土社会稳定、中华文明传承起过重大作用，产生积极影响。历史并没有忘记他们，即便是没有显达的乡贤，他们也以其特有的文化良心，维持乡土社会礼仪秩序，教化邻里，造福一方。

　　传统乡村不是僵化村落，而是有故事的心灵家园。可是，现代都市像强力磁铁吸走了乡村精英。乡贤走远了，好在“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发出了召唤。为此，解读乡贤文化，弘扬乡贤精神，书写乡贤传奇，抒发乡土情愫，其影响不可忽略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