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人善经商，世界闻名。这不仅是因为现代有了李嘉诚等商业巨子，而且是由于自古形成的商道传统。这一传统并不是由人为意志决定的，而是有着根深蒂固的缘由。

最根本的原因，是由其海洋文化生产方式决定的。海洋生产以渔业和贸易为主。渔业产品本身只能是商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其它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这与大陆文化体系自给自足经济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第二，潮汕地区矿产资源匮乏。近代以后，人们生活必需品已经超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范畴，煤、铁、石油以及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只有通过市场交换才能获得。

第三，潮汕人多地少，客观上成为形成并发展自发的市场经济的动力。因为只有通过劳动力的转移，才能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维持社会的平衡。

因此，潮汕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这种由生产方式和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市场经济传统，是不可能人为抑制的。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即使在“农业学大寨”最严格的时候，潮汕地区也没有完全杜绝市场经济痕迹。尤其是在偏僻的农村，老百姓照样开荒种菜、种蕃薯，照样有集市。惟其如此，在全国陷入普遍饥荒时，人口密度很大的潮汕反而并没有饿死人，可以说，就是这种市场经济的惯性救了潮汕。当改革开放政策一出台，潮人从心底里接受。这说明潮人历久以来，一直受市场经济的薰陶和训练，是商海中敢于特立潮头的弄潮儿，不愧为叫“潮人”。

然而，历史、地理与生产方式的条件，只是给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舞台，并不等于在这里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能成功。成功还需要有多方面的主观的保障条件。

概括而言，就是两个方面：“儒”的仁厚与“商”的灵活。上升到文化角度看，就是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结合。“儒”是大陆文化之魂，“商”是海洋文化之魂。二者结合得好，就成功，一般称之为“儒商”。然而，成功的“儒商”，并不是简单的“儒+商”，而是“儒×商”。“儒+商”，仅仅是物理的结合，如同茉莉花茶，二者是不同的东西糅合在一起的；而“儒×商”，是要化学地融合，如同我们潮汕的凤凰单丛茶，味道是在炒制中自然产生的。一般人理解“儒商”，要麽是是书生下海做生意，要麽是让生意人读书。这样并不能保障成功。一个人必须在市场经济的大熔炉中，经过“锻炼”，融合了这两方面的品格，方可无往而不胜。

“儒”，并不是指读书多，而是指具备“儒者”的品格，即：有仁爱之心，宽厚之德，与人为善，团结互助，慎独诚信，为天下积财，取之有道。

“商”，包括：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善抓机遇，以小搏大，不拘一格，敢于创新。

成功的潮商就具备这两方面的优势。

第一，拼搏精神。敢想、敢做、敢为天下先，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爱拼才会赢。”

第二，有互助精神。这也是海上生产方式养成的。潮人靠团队精神，逐渐在各地生根，从点到面，铺展开来，相互携助，共渡难关，营造了对整个潮人经商有力的大环境。

第三，讲诚信。潮水守信。诚信是潮人办实业成功的法宝。前辈潮人创造了“潮人守信”的金字招牌，绝不能让个别利欲熏心的人肆意破坏。只有捍卫好祖宗这块基业，潮汕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第四，讲人缘。人际关系是发展商品经济必不可少的人文环境。潮人特别重视和谐的社会环境，讲究和气生财。在外重联谊，在内重团结。每年春节期间的祭祖和游神，就是社区和谐的保障手段，也是传承文化道德的重要课堂，它给潮人经商提供了道德底线。

中国人常爱讲“凭良心做事”。在没有别人发现或监督的情况下，自觉不做坏事，就叫“慎独”。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仁义礼智信”，就是潮人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道德标准。仁指对人要宽和，更不能害人。义是互助精神；礼是礼貌待客，讲究社交艺术；智是发挥商业智慧，灵活机动；信就是信用。在潮汕，凡是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事业家，无一不是坚守着这五条道德标准，我们现在大张旗鼓想恢复、重建的，仍不外是这五条基本道德标准。做到这些，就是一个“儒商”。

愿潮商个个都成为真正的儒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