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是现代社会每个公民必尽的义务。税收，不仅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保证，也是社会贫富差距调节的手段。公民依法纳税，换来的是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也是一个人社会价值的体现。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有公民纳税的规定，所以连文成说：“不管什么体制，只要有纳税，就是贡献。”他这样说，也这样实践着。公司自从创建以来，一直保持着县里纳税第一的记录。这也是他从内心里感到骄傲的事，甚至为此在公司里开了庆祝会，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光荣。

现在社会上曾经刮起一股歪风：不以逃税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冠冕堂皇地写书，介绍所谓“合理逃税”的经验。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丧尽了天良。“天良”是什么？就是对祖宗、祖国的良心。人们常说，每个人都是“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不管乞儿与富翁，结局一律平等。但是，每个人所“赢得生前身后名”却截然不同。这种不同不与财产的多少成正比，而与对待财产的态度成正比。贪官之可恨，不仅因为他非法占有了巨额财产和金钱，还在于他们的逃税。也就是说，他们只享受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各种权利，而不尽纳税义务，等于是社会上的蠹虫，结果只能是遗臭万年。反之，许多富翁虽然积累了大量财富，却不断地回报社会，远远地超出纳税的限制。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早已表示，他会在去世之前将90％的财产捐献出去。另一富翁巴菲特则已捐出370多亿美元。为此，他回答《财富》记者时说：“如果给子女留下巨额财产，对他们而言并非是件好事。人们完全可以用其它方式处理财富，以避免剥夺孩子们享受成就感的机会。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几十万美元的遗产就足够了。”在中国也不乏这样的人。2006年“感动中国”第一人霍英东，一生艰苦奋斗，却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改革开放后的祖国建设，他在香港并不是资金最雄厚的，但却是为慈善事业捐款最多的人。他经常对家人说：“人一生总要做些有意义的事，从小我的父母就不在了，小时候很穷。过去我们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做到，就要为国家尽量多做些贡献。”其他如李嘉诚、包玉刚、陈伟南等一大批。他们或捐资办学，或捐资扶贫，或以个人资金设立慈善基金会。对于这样高境界的人，怎么可能去逃税呢？

纳税是对国家表示爱心的举动，本来应该是自觉自愿的事。但是，社会上确有一些宵小之徒，千方百计亵渎这项神圣的义务。于是，任何社会都对纳税有所规定。社会为了体现公平，纳税都是按能力大小做了最低的规定。能力大小的衡量标准就是收入的多少。国家按收入的多少，要求公民主动地交纳或被动地缴纳。然而在当前仍然存在许多国家监管不力的地方，比如人们的隐性收入，意外收入，非法收入等，都还无法纳入制度规定的缴纳范围，这些就要靠人们的自觉，自报自交，否则，你会留下永远的心理愧疚。

中国的确出现过世界税务史上的一些典型案例。例如，很长时期许多国有企业不但不能依法交税，反而需要国家大量补贴，或减免的银行贷款远远超过了所交纳的税款。实际上成为国家养活的企业。企业不盈利，国家靠什么生存？很长时间就靠消耗资源在维持。结果我国很快就由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变成资源短缺的国家，这才使得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再如，国家经济状况好转以后，农民成为了弱势群体，为了调节社会矛盾，国家破天荒地免除了实行两千多年的农业税，也是世界的奇迹。但据此认为农民就是非纳税人也是错误的，因为除了农业税之外，农民还有其它税务，比如到集市上卖菜，也得交税等等。

总之，每个公民都要认识到，依法纳税不仅是自己的义务，而且应该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做为民营企业家应该做个典范，乘时代的东风致富，同样应该回报社会。这不仅是一种光荣，也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是最值得骄傲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