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复晚年回观传统文化的问题

(一)严复晚年“尊孔读经”问题经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深刻反思，严复认为西方文化以自然科学最见发达，而中国文化却以道德之教较为深邃，儒家的学说尤其如此。在孔教会成立前后，严复通过《思古谈》、《读经当积极提倡》、《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等等系统地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指出："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而且德育对国民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因此他主张在中国必须研读经书：“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加无损，乃因吾人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显然，他提倡读经的主要着眼点在道德教化，旨在保持能够熔铸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儒家德性之学。正因为严复着力于道德复古，因而重视经学，甚至提倡读经成为他晚年经常谈论的话题。但是也不能由此就断言严复晚年主张的“复古”，就是“社会制度的复古”或“完全回归到封建主义”。因为严复提倡“尊孔读经”是为了树立国民人格，养成国民道德，所以用“尊孔读经”来笼统概括严复晚年的思想特征，并不能界定其尊孔的内在涵义和思想特质。如果用"道德复古论"来概括严复后期的思想，则是比较允当的。对于袁世凯鼓动的“尊孔读经”，严复始终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他既不愿将思想鼓吹与政治运作混为一谈，也割舍不了以儒家伦理拯救世道人心的选择。经历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秩序仍然非常混乱，如何形成统一的观念和价值体系，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严复坦言：“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所以，中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基于此，严复提出著名的《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呼吁尽快调整国家的宣传教育方针，不要一味鼓励已经变质了的所谓民主自由的观念，而应依靠传统文化的道德教化来解决社会危机。这是因为，“夫言自由而日趋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在他看来，“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至于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诚为平国要素，而见于出占投票之时。然须知国有疑问，以多数定其从违，要亦出于法之不得已。福利与否，必视公民之程度为何如。往往一众之专横，其危害压制，更甚于独夫，而亦未必遂为专者之利”。因此，他郑重提出以“忠孝节义”为中华民族的特性和中国自古以来的立国精神，建议将如下诸条付诸公议和表决，以期重建一种既有新意又有传统精神的道德标准。一、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纪忠孝节义之事，择译外国名人言行，是以感发兴起合群爱国观念者，编入师范生及小学堂课本中，以为讲诵传习之具。二、历史忠孝节义事实，择其中正逼真者，制为通俗歌曲，或编成戏剧，制为图画，俾合人民演唱观览。三、各地方之忠孝节义祠堂坊表，一律修理整齐，以为公众游观之所。每年由地方公议，定一二日醵资在祠举行祭典，及开庙会。四、人民男妇，不论贵贱贫富，已卒生存，其有奇节卓行，为地方机关所公认，代为呈请表章者，查明属实，由大总统酌予荣典褒章。五、治制有殊，而砥节首公之义，终古不废。比者政体肇变，主持治柄之地，业已化家为官。大总统者，抽象国家之代表，非具体个人之专称，一经民意所属，即为全国致身之点。斯乃纯粹国民之天职，不系私昵之感情，是故言效忠于元首，即无异效忠于国家。至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国家”之言相乱也。此义关于吾国之治乱存亡甚巨，亟宜广举中外古今学说，剖释精义，勒成专书，布在学校，传诸民间，以法天下之感。六、旧有传记说部，或今人新编，西籍撰箸，其有关于忠孝节义事实者，宜加编译刊布，以广流传。这个建议在严复看来，未尝不是解决当时社会混乱状况的一剂良药。因为即使我们承认进化是一个不可违背的历史事实，但也不能得出进化过程在道德方面就是最可赞扬的，如赫胥黎所指出，“适于生存与道德上完美并不必然是一回事”。从人类历史长河的流淌脉络来看，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变局的影响，但决不会随着政治变动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大冲击，最令人深思和担忧的就是在道德观念方面，由此可能会削弱中国传统的精神支柱，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所以，严复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有针对性的提出这个既承袭传统文明，又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精华的建议，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此外，严复晚年坚持在中国对传统文化应当积极提倡，并且重新挖掘和诠释。他在给熊纯如的信中承认：“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表明他对传统文化给予较高的评价，目的在以“新式机器发掘淘炼”之，可见他对传统文化并非无条件的继承，而是持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因此，对于严复晚年回望反观传统文化，提出读经、导扬民族传统精神，我们应该有一个尽量客观和理性的认识，而不应全盘斥之为复古倒退。

(二)严复晚年并未尽弃西学众所周知，严复早年对西学的译介，以自由和科学为最力。严复晚年到底有没有放弃他早期译介的西学理论？我们还是从严复自己的文字中找答案。对于自由主义，严复在晚年确实很少提及，但也从未表示反对。1914年发表的《民约平议》一文，驳斥了洛克、卢梭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并不意味着他是拒斥西学。平心而论，严复从未倾心于卢梭，也从未赞同过卢梭的自由与平等的观点。严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批判，也不能等同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至多是对"天赋自由"观念的批判，是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实证派与天赋论派之间的论争。严复和卢梭之间的思想分歧，乃是对自由、平等意义的理解不同所致。后来严复指斥俄国“十月革命”为“欧东过激党”，“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就表明他对平等自由依然情有所钟，说晚年严复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为过。对于科学，严复晚年也并不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一方面批评欧美人误用科学而导致灭绝人性的战争：“如今之欧美，以数百年科学之所得，生民固多所利赖，而以之制作凶器，日精一日，而杀人无穷……科学昌明，汽电大兴，而济恶之具亦进”。另一方面，他依然强调科学对中国社会的振弱疗贫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可知物理科学一事，不独于吾国为变化士民心习所不可无，抑且为富强本计所必需……以中国前此智育之事，未得其方，是以民智不蒸，而国亦因之贫弱。欲救此弊，必假物理科学为之”。由此来看，严复晚年并没有放弃和否定自己早期着力宣传的西学。他自己坦言，翻译《群学肄言》乃是要纠正政治激进主义，继续以早期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劝告人们把民主作为长远目标。因此，他不惜以年迈之躯译介《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书，也是为了了却其介绍科学方法的夙愿，声称若能使《穆勒名学》等“数书得转汉文，仆死不朽矣”。到1919年严复著文批判白话文运动，还在说：“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显然，进化论仍然是他的基本的理论依据，如果用“复古”或者“弃西学”来概括此期严复思想的变化，就很难说是客观之论。虽然严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否定西方、赞颂孔孟教泽的言论，但他同时主张必须改用西方文化的"新式机器"去"发掘淘炼"中国传统文化，使“四书五经”这座“最富矿藏”发出新的生机。如在《读经当提倡》一文中既提倡尊孔读经，又强调“今之科学，自是以诚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荒”。在著名的《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一文中，严复又根据时代精神用西学对孔教的“忠孝节义”进行了改造，使“忠”是从忠于一家转向“事国之天职为尤重”；“孝”由“重其亲”转向能爱其祖国；“节”则是“主于不挠，主于有制，而后不滥用自由，而可与结合团体”；“义”是“轻性命财产而赴正义”。可见，严复晚年仍然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认为西方文化确有值得中国人借鉴之处。综上所述，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并不是主张用孔孟儒学经书来代替西学，而是强调二者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可以相互参照、取长补短。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伦理道德精华及其教化作用，并未与其早期对中学的批判相违背；他晚年所批判的西学也仅限于西方的伦理与社会道德层面，也未与其早期所引进的西学精华相冲突。

(三)严复晚年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合理内核可以为中国的现代转化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不过，“儒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和西方文化成分互相融合和协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严复晚年所思考与实践的也正是"如何使孔孟之道具有现代意义"的问题，所以才会有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那么，在严复晚年的思想中，中西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二者的关系又如何处理？严复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全面比较，认为中西文化"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文化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各有其体用。同时也看到中西文化是可以合流的：比如儒家薭矩之道与自由观念相通；杨朱哲学与西方个人主义的一致；斯宾塞的社会学与《大学》修齐治平之道可相互阐释；“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所以他曾向吴汝纶明确表示：“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基于这样的对比和思考，严复对中西文化的结合抱十分乐观的态度，提出应该"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也就是，打破中西之隔阂，融和中西文化为一体，重建中国新文化体系。很显然，严复晚年回望反观传统文化，是试图将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结合起来，为传统文化构筑一种新体系，不是回归到中国传统不再创新，而是要使孔孟之道具有现代意义。如何构建这种新文化体系呢？严复早年在《救亡决论》中曾指出：“公等(学西学者———引者注)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此所谓“归求反观”，就是“以自他之耀，回照故林”。这种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价值的方法，也是严复晚年力倡的用西方文化作为"新式机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富矿藏”进行“发掘淘炼”。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而全面的回望反观，既是严复指出的构建中国新文化体系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严复晚年思想的关键所在。所以，对于严复晚年思想中的“回望反观”事实，我们必须做科学剖析与理解，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价值批判层面。

二、严复晚年回观传统文化的原因

就严复晚年的思想取向，有学者曾经指出："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理智上想与中国思想疏远，但感情上又要认同中国思想"，即理智上选择西方，情感上却依恋传统。那么，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是情感上不自觉的依恋传统呢，还是深思熟虑后的认真抉择？笔者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但这种回望反观传统文化的不自觉依恋，还有更深刻的意义需要我们去理解和挖掘。以往学术界多认定这种回望反观传统文化的现象，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先进”人物晚年思想“倒退”的“规律性怪圈”，严复如此，康有为如此，辜鸿铭亦如此。其实，所谓思想中的“历史性怪圈”，一点也不怪，只是因为人们自身的认识难免陷入这样的误区：“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来区分中西文化”，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参照标准，认同西方资本主义就是先进的代表，恪守中国传统就是落后的表现。与此相联系，在评论历史人物的思想时，往往就要求其与所谓的时代及其思想潮流同步，否则就是落伍于时代甚至目为反动，成为不能与时俱进的典型，严复就是这样“被倒退”的。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变化完全遵守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生命力的释放规律，也完全符合个人思想内在发展的逻辑理路。

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代中国人创造的理论化的和非理论化的、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人间普世的事，从思想至衣食住行这样的生存方式，无一不是传统文化的赐予。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它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所以，传统的作用大到"人只能活在传统中"的地步。人与生俱来对传统文化有着一种深厚的情结，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久远的历史、宏大的体系和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而使国人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积淀。这种心理积淀，正是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产生回望反观现象的深层基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群体精神升华延续的洪流，它是流在历史的纵向上的，它在历史上这样或那样地流，主要是由"时代的地形"造成的。传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怎样流下去，自然主要取决于“时代的地形”，但它也与人们“心灵的地形”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人们在研究传统文化时，能够通过反思自身的精神思维态势———完善“心灵的地形”，来为传统的洪流开辟更好的“地形”，甚至新的源泉。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其实正是顺着思想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必然性，做"反思自身思维态势"的努力，改造适合传统洪流流淌的更好的“心灵地形”。

严复身处旧者未尽去、新者未尽立的“过渡时代”，他在思考民族前途的时候，触及到了文化的"传统—现代"问题。他有留学欧洲的经历，系统地了解资本主义时代的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反省，所以没有停留在随意评论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的地步，而是将其提到根本哲理的高度，观察历史的演化，觅求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他觉悟到继承固有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在继承传统时必须对固有的文化做科学的分析，挖掘其中具有继承价值和时代意义的部分并予以采纳，才能走向民族文化的创新。所以，他回望反观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既超越传统文化又超越西方文化，根据现实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这种新的价值体系，既有择善而从、兼容并包的特点，更有自己新的开拓与创造。为此，他在晚年探幽索微，抉剔爬梳，或讲述儒学，或整理国故，或研究语言，或探讨制度，或品评人物，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全面的解剖和了解，从而去发现传统、认识传统进而改造传统文化，以图进行有益的转换性的创造。但是，这种必要而艰巨的文化反省，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解为“回归传统的复古”。综上所述，严复晚年回观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传统文化释放规律和个人思想发展逻辑理路的双重作用下，试图用科学精神和方法来解读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为传统文化构筑一种新体系，使孔孟之道具有现代意义，而不是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再出来和创新。

三、结语

如同这个世界时刻都在变化一样，严复的思想转变是时代变革和自身思想发展共同留下的烙印。严复晚年文化观的递变，实有其内在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必然性。晚年的严复，对中西文化认识更深，体会更切，有关传统文化优劣取舍的见解也更趋成熟。严复坚持认为，中西文化尽管性质不同，但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前景；我们在对西方文化的长处有正确认识的同时，也要看到西方文化的不足；对传统文化的积弊有清醒认识的同时，也要努力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宝藏。严复晚年质疑西方文化的某些局限与弊病，亦致力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点与长处，这正是对其早年中西文化观的补充与完善。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前后的断裂或背离，抑或是倒退与反动，而应慎重地理解其思想与精神信念轨迹上发展和递变的脉络。严复的时代已逝，但严复穷其一生思考的文化的“传统———现代”问题，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重新思考和面对，而且将来应该用同样的热情与执著来继续思考他留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