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阐述中国梦的时候，强调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根据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 “中国精神”，既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也包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既包括绵延几千年的古老中华优秀传统，也包括超过一个半世纪的现代中国先进文化。要弘扬这种意义上的中国精神，我们不仅要对中国精神作认真提炼，而且要对中国精神作不断提升。简言之，我们要从中国发展的时代高度出发，来理解和诠释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要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发扬和提升中国精神。

中国发展的精神资源

一方面，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习近平总书记用朴素语言表达的，是深谙中国智慧的治国理念。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国梦的提出和倡导，看作中国人面向世界、善于学习的一个重要证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这些成就背后，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传统和精神品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用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些传统和品质有的主要涉及行动的主体，有的主要涉及主体的行动，有的既显示了行动主体的特点，也显示了主体行动的特点。

从行动的主体来看，中国有一个 “尚贤的民本主义”传统，也有一个 “重情的团体主义”传统。前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纵向关系，后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两者都对中国发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中华民族有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古训，也有尊师重道、尊贤使能的美德，为我们今天把人民利益当作处理人民与其领袖、政府之间关系的依据，提供了重要启发。

目前，全党正在进行加强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活动。其实，正如 “党群关系”、 “干群关系”这些说法所提示的那样， “群众观念”的另一面恰恰是 “先锋意识”。这种 “先锋意识”要求党员和干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恰恰是要求党员和干部继先锋之传统、履先锋之使命、增先锋之荣誉。

中华民族也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观念。它以家庭亲情为起点，展开出一种以人伦真情为本的共同体意识，而不是把团体的巩固建立在宗教信仰或者法律条文的基础上。这种传统为我们在今天形成一种既克服传统信仰冲突、又避免现代社会异化的人际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源。一方面，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习近平总书记用朴素语言表达的，是深谙中国智慧的治国理念。

从主体的行动来看，中国有一个 “务实的理想主义”传统，也有一个 “辩证的理性主义”传统。它们对解决行动过程中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国家发展战略，还是个人成长规划，无论是工程论证，还是工作方案，都需要在目的与手段的结合当中对目的和手段进行选择：缺乏有效手段的目的，再崇高也可能是一纸空文；缺乏正当目的的手段，再先进也很可能南辕北辙。

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前的所谓 “轴心时代”与诸多其他古老文明并立于世但独树一帜。我们的先哲们很早就思考有限与无限的关系、相对与绝对的关系、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同时又对这些关系做了 “内在超越”而非 “外在超越”的理解。基于这样一个传统，中华民族不把人间与天堂对立起来，也不把抽象原则和具体规则割裂开来，而相信通过日常世界的世俗努力，就可以达到超凡入圣的不朽境界；同时也重视普遍的天理人情，通过特定的礼俗规矩，落实于具体场合和特殊角色当中。这些思想传统都有助于现代社会中对行动目的和行动手段的关系问题的合理解决。

中华民族还有一个可称为 “好学的世界主义”传统。它既涉及行动的主体，也涉及主体的行动，对于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理解中国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历来胸怀天下，悦近来远，同时求知若愚，求贤若渴。孔子把 “有志于学”作为自己人生故事的最重要起点 （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的学生们把 “学而时习之”作为儒家第一经典的首条教训 （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以这种学习精神而非传教心态为基础的 “天下”观念，为我们把民族自豪感与全球责任感统一起来，积极参与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集体学习过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民族心理依据。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中国梦的提出和倡导，看作中国人面向世界、善于学习的一个重要证据。按照汉语的传统用法， “梦”或 “梦想”常常具有负面含义，如 “南柯一梦”、 “庄生梦蝶”、 “醉生梦死”、 “白日做梦”等。但是，从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的著名讲演，到今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本年度100个世界上最有影响人物的简要介绍， “梦想”一词都经常被用来表达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大胆想象和奋力追求。用这样一个在当代世界语境中被广泛使用并有良好传播效果的词，来表达中国人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理想和追求，本身就是这里所说的 “好学的世界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中华精神的 “中道”传统

在 “以我观之”的立场上，每个民族都有理由把自己视作世界的中心，但这只是我们形成健全的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不是它的归宿点。要超越一己意见和无我知识，达到 “天下为公”的宏大智慧，必须 “以道观之”

中国梦是对中国之未来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也是我们对中国之为中国的理解（即“中国观”）的扩充和深化。

常有人把中国与“中央帝国”联系起来，但那是对中国之为“中”国所做的最简单的空间上的理解。李大钊在解释“中华”之为“中”的时候，不仅指出“中者，宅中位正之谓也”这层意思，而且提出要在时间上深切体会 “时中之旨”：“旷观世界之历史，古往今来，变迁何极！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也就是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时间向度中，要以居于中间的今天为起点，一方面超越过去，另一方面创造未来。这样一种充满理想又脚踏实地的“中国观”，应该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就我们在上文概括的中华民族精神五个特征而言，我们不仅应该对中国之为“中”国做时空上的全面理解，还应该对它做义理上的全面理解。上述五条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其中每一条都包括了两个因素：尚贤和尊民、重情和为公、务实和理想、辩证方法和理性精神、为我之学和天下主义。在每一条当中，两个因素看似对立、充满张力，但恰恰又彼此共存、互为补充。

其实，中华精神的最美妙之处，就在于这种两极相通、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这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健全心理。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却依旧生机盎然，虽经历无数坎坷却依然充满自信，与这种辩证思维和健全心理有着极重要的关联。我们今天思考如何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发扬中国精神，应该把这种辩证思维和健全心理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中国梦，说到底是“中道之国”的梦。

古人曾有言，“中者，天下之正道也”。这里所说的“道”，在当代哲学家冯契看来，是区别于“意见”和“知识”的“智慧”的核心，“意见是‘以我观之’，知识是‘以物观之’，智慧是‘以道观之’。”为了树立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中国观”，把这种“中国观”作为中国梦的核心，我们必须克服“以我观之”的“中央帝国”心理，而形成“以道观之”的“中道之国”意识。在“以我观之”的立场上，每个民族都有理由把自己视作世界的中心，但这只是我们形成健全的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不是它的归宿点。要超越一己意见和无我知识，达到“天下为公”的宏大智慧，必须“以道观之”。

但必须指出，“以道观之”并非对“以我观之”和“以物观之”的简单否定。在这里尤其要防止把“以道观之”和“以我观之”截然对立起来。每个民族要追求“以道观之”，其出发点都只能是“以我观之”，而任何民族要真正达到“以道观之”的境界，都不能忽视其他民族的“以我观之”。在这个利益多元、文化多样而又冷暖一体、生死与共的世界上，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是唯一可行的共处之道，也是唯一可行的自存之道。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克服直接从“以我观之”出发的自我中心主义，而且要克服把某个特定的“以我观之”误解为“以道观之”的自我中心主义。为实现真正超越“以我观之”境界的“以道观之”，这里所说的“以道观之”之“道”就不能是自以为是、自说自话的“天道”，而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人道”，确切些说，是中国各族同胞和世界各国人民在平等对话基础上形成的理解和共识。

如何发扬和提升中国精神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向西方学习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从而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更加 “有办法”；用古人智慧精心培育人文精神，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更加 “讲道理”。这既是对中华民族的理性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整个中华民族传统的提升

在强调中国梦与对立统一的 “中道”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维持中道、避免极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回顾中国历史，包括中国近现代历史，思想片面、行动偏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的情况可以说并不少见。意识到这一点，是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真正发扬中国精神的必要前提。

比方说，珍惜 “尚贤的民本主义”的文化，但我们不能忘了，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曾经被 “造反派”用作打砸抢行为的借口；发挥“重情的团体主义”的积极作用，我们也要重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曾经使封建王朝显得天经地义，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依然可以解释当代社会许多腐败现象的心理渊源；坚持 “务实的理想主义”，我们既要避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荒唐，也要拒绝 “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这样的庸俗；守护“辩证的理性主义”，我们既要记取“以理杀人”的残酷教训，也要克服“见庙就拜”的糊涂思维；继承“好学的世界主义”的传统，我们既要克服“怀柔远人”的帝国姿态，也要批判“全盘西化”的殖民心理，更要警惕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古人话语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的现代说法背后，可能隐藏着的极端等级主义基础上的极端平均主义。

今天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仍要继续解决 “发展不足”的问题、努力克服 “发展不当”的问题、有效应对 “发展不稳”的问题。在这样的时刻，防止极端等级主义和极端平均主义，尤其是防止这两个极端的混合，不仅对国内语境中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且对国际范围内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梦，都极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大力发扬中国精神，同时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努力提升中国精神。

1935年，毛泽东写道：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 “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许中国人民不进步。”毛泽东一方面承认， “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但另一方面也坚信， “……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承认自己有不足，甚至身上有 “污浊”，既不因为这种不足和污浊，而怀疑我们有自力更生、振兴中华的能力，也不因为民族尊严感和自豪感，而放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众思想的批判和改造，这是中国革命的前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对中国进行物质和精神的两面改造、致力于建设 “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李大钊语），使中国人民彻底走出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鲁迅语）的麻木状态，彻底结束 “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鲁迅语）的不幸历史，真正实现 “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的伟大目标” （毛泽东语）——革命前辈们的这种追求和境界，本身也应该被看作是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应当大力发扬的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

从这个角度来看，党的十八大以前几个重要文件中提出、十八大报告重申的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主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畅通职工表达合理诉求渠道”和 “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等具体要求，尤其是 “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部署，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人很早就强调摆事实、讲道理，很早就主张 “理义悦心”、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以力服人”。有鉴于此，说 “理性精神”是 “中国精神”的核心内容，当不为过。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1950年，担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曾把 “蛮不讲理”作为 “西南党内不良倾向”之一； 1983年，邓小平在阐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时，明确反对 “以势压人，强词夺理”的作风，要求 “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时至今日，邓小平在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前期指出的问题仍有针对性。中华民族的理性传统，是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真正使之得到发扬和提升的。

理性和梦想，是中华腾飞过程中缺一不可的精神两翼。这里所说的 “理性”，不仅是指“工具理性”意义上的 “有办法”，而且是指具有价值理性内涵的 “讲道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从而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更加“有办法”，另一方面，用古人智慧精心培育人文精神，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更加“讲道理”，这既是对中华民族的理性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整个中华民族传统的提升。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也展现了光明的未来前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而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民族传统进行提炼和提升。中国人民的寻梦之旅，也是中华民族的进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