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2年2月23日，南方日报、南方周末与南方杂志在深圳举办了一场《观念影响中国——南方谈话二十周年与深圳十大观念专题论坛》，回顾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推动，探讨了当前改革的困境、方向与动力。我们选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发言，以飨读者。
　　
　　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不应当问是“马”还是“非马”，“姓社”还是“姓资”，“属中”还是“属西”，而应当看它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可用一句话概括：没有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转变，就不可能有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改革开放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
　　引起我思考的是：为什么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一些地方和一些时候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会比另一些地方和另一些时候要大得多？
　　我今天特别想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对整个改革开放所产生巨大影响，以及观念革新对深圳的巨变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来谈一点对“解放思想”的看法。我认为，无论从中国的迅速崛起来看，还是从深圳特区的沧桑巨变来看，我们不仅要解放思想，而且解放思想要彻底。只有彻底的解放思想，才能极大地推动社会进步。思想解放越彻底，社会进步就越深刻。
　　什么样的思想解放才是彻底的呢？
　　
　　老人比青年人思想更解放不正常
　　
　　新思想、新观念的倡导者需要有一种超越个人利益，推进社会进步的强烈责任。新思想新观念的提出，往往会触动既定的利益格局和传统的保守力量，引起抵制和反对，如果没有超越个人或集团利益的胸襟，没有推动社会进步和为人民谋福利的境界，对于新的思想观念就会患得患失，畏缩不前。
　　这种境界其实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对于官员而言就是一种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现在十分强调执政能力建设，也同样应当十分强调执政道德建设。为政之德，最重要的是“执政为民”，即为公众谋利益。之所以现在许多官员不敢讲真话，不敢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就是怕得罪上级，怕犯“错误”，怕自己的仕途受到影响。以至于出现老年人比青年人思想更解放的不正常现象。
　　邓小平以及深圳的改革者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其中有不少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当然会有极大阻力。之所以“敢为天下先”，首先是因为胸中装有“天下先”。如果没有一种为“天下”谋事，为百姓谋利，为党和国家尽职的境界和胸怀，仅仅为自己的安身立命或升官发财，是断不可能的。
　　
　　首先不应当问“属中”还是“属西”
　　
　　大家都要认真而严肃地问一问：为什么要解放思想？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答案只有一个，即“为了人民的利益”。具体地说，是为了国家更加富强和民主，人民更加幸福和自由，社会更加公平和正义。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西方引进到中国，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制度，最有利于广大中国人民的解放，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最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换言之，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为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而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
　　任何思想、制度、政策，只要能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社会更公平正义，国家更民主富强，就值得追求和实践。
　　马克思从来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但今天我们认识到了市场经济也只不过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手段，大胆引入市场经济，使国家富裕和强大。这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价值的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非背离。
　　因此，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不应当问是“马”还是“非马”，“姓社”还是“姓资”，“属中”还是“属西”，而应当看它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
　　
　　倡导新观念不要怕遭受压制
　　
　　解放思想的要害，在于提出并确立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新观念。解放思想既不是凭空乱想，也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根据现实需要，提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进步要求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思想。
　　这些新观念通常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框架，有些是传统意识形态所不能接受的，甚至是旧的思想观念的对立面。因此，有些新的思想观念一经提出就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反映了民众的迫切要求。但有些则常常会遭到守旧势力的竭力抵制和反对，新观念的倡导者甚至会因此而遭受政治上的批判或压制。然而，由于这些新观念新思想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需要，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因此它们或早或迟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得以传播，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引领作用。一旦获得官方认可，这些新观念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就会大大增强。
　　无论政界还是学界，只有那些既具备勇气，又具有远见的人，才能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新观念新思想。
　　
　　找准问题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解放思想不是无的放矢，要有针对性，旨在解决眼前最紧迫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否则只会流于空谈；不切实际的观念理论甚至还会误国误民，也就是深圳所说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无论是当年邓小平竭力倡导的“改革开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三个有利于”等新思想，还是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敢为天下先”、“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等深圳的“十大观念”，都是为了打破旧观念旧制度的束缚，解决制约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因而不仅具有极大的生命力，而且也产生了巨大的实际效果。没有现实的针对性，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新观念新理论，那至多是学者的学术探索，而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解放。
　　
　　必须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
　　
　　解放思想是为了行动，是为了改变现状，推动进步。解放思想决不是简单地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理论，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新观点。解放思想是针对新的挑战，提高新的思路和办法，解决一个又一个的新问题，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进步。
　　改革的行动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如果现存的制度不是鼓励而是束缚改革，不是推动而是阻止进步，那么解放思想最终也不会有实际效果。
　　此外，一些大胆的改革和探索，既需要有规范和引导，更需要上升到制度的层面。只有将改革行为上升为正式制度，它们才能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推广，也只有制度化的改革才能持续下去。
　　因此，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制度的改革创新。在事关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和重点环节，必须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创新举措。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最终要看它能否增加民众的实际利益，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否则，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话。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思想解放的标准。
　　
　　需要全民族的观念变革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掌握着社会权力，其思想和观念决定性地影响着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他们应当带头转变观念，成为解放思想的表率。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模范榜样，深圳特区的先行者们也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模范榜样。
　　不过，解放思想决不仅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事，更是全民族的事。处在社会大转型时代的全体中国人，都需要解放思想。各级领导干部有责任推动全民族的思想解放。执政党和政府要提供更加宽容的制度环境，鼓励广大民众革新旧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思想解放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是中华文明的进步过程。　
　　编者按：2012年2月23日，南方日报、南方周末与南方杂志在深圳举办了一场《观念影响中国——南方谈话二十周年与深圳十大观念专题论坛》，回顾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推动，探讨了当前改革的困境、方向与动力。我们选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发言，以飨读者。
　　
　　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不应当问是“马”还是“非马”，“姓社”还是“姓资”，“属中”还是“属西”，而应当看它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可用一句话概括：没有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转变，就不可能有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改革开放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
　　引起我思考的是：为什么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一些地方和一些时候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会比另一些地方和另一些时候要大得多？
　　我今天特别想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对整个改革开放所产生巨大影响，以及观念革新对深圳的巨变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来谈一点对“解放思想”的看法。我认为，无论从中国的迅速崛起来看，还是从深圳特区的沧桑巨变来看，我们不仅要解放思想，而且解放思想要彻底。只有彻底的解放思想，才能极大地推动社会进步。思想解放越彻底，社会进步就越深刻。
　　什么样的思想解放才是彻底的呢？
　　
　　老人比青年人思想更解放不正常
　　
　　新思想、新观念的倡导者需要有一种超越个人利益，推进社会进步的强烈责任。新思想新观念的提出，往往会触动既定的利益格局和传统的保守力量，引起抵制和反对，如果没有超越个人或集团利益的胸襟，没有推动社会进步和为人民谋福利的境界，对于新的思想观念就会患得患失，畏缩不前。
　　这种境界其实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对于官员而言就是一种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现在十分强调执政能力建设，也同样应当十分强调执政道德建设。为政之德，最重要的是“执政为民”，即为公众谋利益。之所以现在许多官员不敢讲真话，不敢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就是怕得罪上级，怕犯“错误”，怕自己的仕途受到影响。以至于出现老年人比青年人思想更解放的不正常现象。
　　邓小平以及深圳的改革者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其中有不少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当然会有极大阻力。之所以“敢为天下先”，首先是因为胸中装有“天下先”。如果没有一种为“天下”谋事，为百姓谋利，为党和国家尽职的境界和胸怀，仅仅为自己的安身立命或升官发财，是断不可能的。
　　
　　首先不应当问“属中”还是“属西”
　　
　　大家都要认真而严肃地问一问：为什么要解放思想？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答案只有一个，即“为了人民的利益”。具体地说，是为了国家更加富强和民主，人民更加幸福和自由，社会更加公平和正义。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西方引进到中国，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制度，最有利于广大中国人民的解放，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最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换言之，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为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而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
　　任何思想、制度、政策，只要能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社会更公平正义，国家更民主富强，就值得追求和实践。
　　马克思从来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但今天我们认识到了市场经济也只不过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手段，大胆引入市场经济，使国家富裕和强大。这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价值的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非背离。
　　因此，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不应当问是“马”还是“非马”，“姓社”还是“姓资”，“属中”还是“属西”，而应当看它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
　　
　　倡导新观念不要怕遭受压制
　　
　　解放思想的要害，在于提出并确立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新观念。解放思想既不是凭空乱想，也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根据现实需要，提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进步要求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思想。
　　这些新观念通常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框架，有些是传统意识形态所不能接受的，甚至是旧的思想观念的对立面。因此，有些新的思想观念一经提出就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反映了民众的迫切要求。但有些则常常会遭到守旧势力的竭力抵制和反对，新观念的倡导者甚至会因此而遭受政治上的批判或压制。然而，由于这些新观念新思想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需要，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因此它们或早或迟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得以传播，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引领作用。一旦获得官方认可，这些新观念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就会大大增强。
　　无论政界还是学界，只有那些既具备勇气，又具有远见的人，才能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新观念新思想。
　　
　　找准问题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解放思想不是无的放矢，要有针对性，旨在解决眼前最紧迫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否则只会流于空谈；不切实际的观念理论甚至还会误国误民，也就是深圳所说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无论是当年邓小平竭力倡导的“改革开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三个有利于”等新思想，还是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敢为天下先”、“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等深圳的“十大观念”，都是为了打破旧观念旧制度的束缚，解决制约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因而不仅具有极大的生命力，而且也产生了巨大的实际效果。没有现实的针对性，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新观念新理论，那至多是学者的学术探索，而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解放。
　　
　　必须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
　　
　　解放思想是为了行动，是为了改变现状，推动进步。解放思想决不是简单地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理论，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新观点。解放思想是针对新的挑战，提高新的思路和办法，解决一个又一个的新问题，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进步。
　　改革的行动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如果现存的制度不是鼓励而是束缚改革，不是推动而是阻止进步，那么解放思想最终也不会有实际效果。
　　此外，一些大胆的改革和探索，既需要有规范和引导，更需要上升到制度的层面。只有将改革行为上升为正式制度，它们才能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推广，也只有制度化的改革才能持续下去。
　　因此，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制度的改革创新。在事关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和重点环节，必须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创新举措。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最终要看它能否增加民众的实际利益，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否则，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话。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思想解放的标准。
　　
　　需要全民族的观念变革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掌握着社会权力，其思想和观念决定性地影响着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他们应当带头转变观念，成为解放思想的表率。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模范榜样，深圳特区的先行者们也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模范榜样。
　　不过，解放思想决不仅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事，更是全民族的事。处在社会大转型时代的全体中国人，都需要解放思想。各级领导干部有责任推动全民族的思想解放。执政党和政府要提供更加宽容的制度环境，鼓励广大民众革新旧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思想解放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是中华文明的进步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