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选贤任能

帝尧访纳贤能，选贤任能。《淮南子·齐俗训》将尧时天下大治归结于尧之得人：“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譬若播棋丸于地，员者走泽，方者处高，各从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帝尧善于选贤任能，是王道政治的典范。《说苑》卷一《君道》载：“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大理，益掌驱禽，尧体力便巧不能为一焉，尧为君而九子为臣，其何故也？尧知九职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乱旧法而天下治矣。”帝尧之功臣九人，可谓人才济济。因此，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

(四)谏鼓谤木

尧能够奉行氏族民主，置谏鼓，立谤木，鼓励人民批评议政。《淮南子·主术训》：“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东汉高诱注：“欲谏者击其鼓。”帝尧在宫门口设置“谏鼓”，谁有意见或建议，都可以击鼓升堂入室，当面提出来。《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震复上疏救之曰：‘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也有说尧立谤木的。晋崔豹《古今注·问答解义》：“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是说尧能够奉行氏族民主，立“谤木”于交通要道，供人书写谏言，针砭时弊，以表示王者能够纳谏。秦行专制而取消，汉代又开始修复使用。由此可以看出帝尧的民主风范。总之，通过“谏鼓”和“谤木”，尧舜鼓励人民提出批评和建议，便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了解天下百姓想什么、要什么，知道自己政事的不足，再加以改进。这样让百姓说话，听百姓批评，采纳百姓的意见、建议，为执政者开辟了一条下情上达的渠道。“谏鼓”就演变成后世官衙门外一侧设立的“堂鼓”，老百姓有冤情，有冤无处申，便到这里来击鼓鸣冤，官员闻鼓声即要立刻升堂办案，受理百姓的申诉。“谤木”便演变成了后世的华表，具有一定的象征、装饰意义。至今，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两侧，还耸立着华表，便是中华远古民主思想的象征和佐证。

(五)中道政治

帝尧为政的精髓是中道政治。“允执厥中”出于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伪孔传注曰：“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人们一般谨慎地引用此说，但宋儒非常重视这“十六字心传”，朱熹《中庸章句序》：“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即认为儒家的中道思想是道统的集中体现，来自尧舜禹。蔡沈《书经集传序》延续并发展了朱熹的观点：“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这就把中道与道统结合起来，从尧舜禹到商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明方孝孺《夷齐》甚至说：“圣人之道，中而已矣，尧、舜、禹三圣人为万世法，一‘中’也。”

“允执厥中”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允执其中”。《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是尧向舜禅让时讲的，其中的核心思想是“允执其中”。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言为政信执其中，则能穷极四海，天禄所以长终。”包咸的解释比较简单，是说为政者只要能够执中，就能够影响普天之下，天命也就能长久。皇侃《论语义疏》讲得就更细了：“言天信运次既在汝身，则汝宜信执持中正之道也。”“若内执中正之道，则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极尽也。”“若内正中国，外被四海，则天祚禄位长，卒竟汝身也。执其中则能穷极四海，天禄所以长终也。”可见，为政者如果能够信执中正之道，就可以内正中国，外被四海，天命久远。那么这么重要的“中”是怎么来的呢？是圣王对天地之中的掌握和运用，秘密就在前面的“天之历数”。《尚书·尧典》说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里的“历象”就是孔子的“历数”，是讲岁、月、日、星辰运行规律的天文历法。《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中论·历数篇》：“昔者圣王之造历数也，察纪律之行，观运机之动，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长短，于是营仪以准之，立表以测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后元首齐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顺序，四时不忒。夫历数者，先王以宪杀生之萌而诏作事之节也，使万国不失其业者也。”帝尧正是在对历数的观察研究中把握了中道，并运用在为政上，形成了中道政治的传统。陶寺遗址发现观象台、圭尺等，证明了《尚书·尧典》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真实性，也是对帝尧中道政治的最好注脚。考古学家通过对陶寺圭尺、玉琮游标的研究，认为“陶寺圭尺、玉琮游标构成完整的‘中’。‘中’是西周之前乃至史前时期对圭尺的称谓。圭尺以其测晷影制定历法以及天文大地测量功能，被作为象征王权的权杖，故而掌握权柄称为‘允执其中’”[15]。

(六)伐乱禁暴

一些文献资料除了赞扬帝尧的道德品质，又讲了帝尧征讨南蛮、兴利除害、伐乱禁暴的事迹。《大戴礼记·五帝德》：“黄黼黻衣，丹车白马。伯夷主礼，龙、夔教舞，举舜、彭祖而任之，四时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其言不贰，其行不回，四海之内，舟舆所至，莫不说夷。”《孔子家语·五帝德》也有大致相同的描述：“伯夷典礼，龙夔典乐，舜时而仕，趋视四时，务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内，舟舆所及，莫不夷说。”《韩非子·十过》引由余的话说：“臣闻昔者尧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吕氏春秋·召类篇》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曾讨伐过南方的苗蛮，并亲自出征作战，使他们宾服。

《吕氏春秋·审分览·勿躬》载：“夷羿，相传羿为尧时善射者。尧时十日并出，猛兽为害，羿受尧命，上射十日，下射封豨长蛇，为民除害。”《淮南子·本经训》载：“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尧命后羿除去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这些危害群众的怪魔，民心大快，所以拥戴他为天子。当然，这些都是神话，不过是称颂尧“兴利除害，伐乱禁暴”的意思，其实是推崇帝尧安邦治国有道，不但文治昌明，而且武功赫奕。因此，帝尧可以说是文治和武功俱臻美备的一代圣王。

四、帝尧对儒家思想的影响

孔子对尧的赞美，其意义便是以帝尧作为圣王的起点，作为儒家思想的渊源。《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朱熹《中庸章句注》就说“祖述者，远宗其道”，即远宗尧舜之道。祖述尧舜，昭示了儒家对尧舜时期优秀文化传统的尊重和传承。《艺文类聚·人部》四载孔融《圣人优劣篇》曰：“愔情等以为圣人俱受乾坤之醇灵，禀造化之和气，该百行之高善，备九德之淑懿，极鸿源之深闾，穷品物之情类，旷荡出于无外，沉微沦于无内，器不是周，不充圣极。荀以为孔子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为覆盖众圣，最优之明文也。孔以尧作天子九十馀年，政化洽于民心，雅颂流于众听，是以声德发闻，遂为称首。则《易》所谓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必世而后仁者也，故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尧之为圣也，明其圣与诸圣同，但以人见称为君尔。”

尧舜禹禅让是儒家为政以德，为国以礼思想的渊源。为政以德要求为政者自身要德行高尚，以自己的德行团结凝聚臣僚和大众，形成权力核心，而不是凭借武力强迫和阴谋诡计；为国以礼以礼让为基本精神，而不是争夺。孔子又大赞泰伯“三以天下让”，“其可谓至德”(《论语·泰伯》)，明确地表现出孔子赞成以“让”来改朝换代，反对战争争夺、反对以“革命”手段改朝换代的态度。

禅让制所体现的尚德授贤，有德者居位观念，直接启发了儒家“大德必得其位”(《中庸》)的思想，《郭店楚墓竹简》中《六德》中提出君、臣、父、子、夫、妇“六位”，而以圣、智、仁、义、忠、信“六德”配“六位”，是德政合一，德位相配的细化。

禅让制所体现的天下为公观念也是儒家大同思想的渊源。儒家大同思想的核心是天下为公。尧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开始有所犹豫——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还是禅位给舜？最终“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史记·五帝本纪》)。说明尧以公心战胜了私情，将帝位禅让给德行、能力出众的舜，完美地体现了儒家“天下为公”的最高政治理想。所以康有为《论语注》说：“孔子志在大同，天下为公之世，故最尊尧舜。”郭沫若也曾说：“原始公社制的存在，材料不多，但如唐、虞禅让传说，正不失为典型的证据。这在儒家经典里是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而被称为‘大同’之世的。”[16]10

帝尧的中道思想也是儒家中庸思想最早、最直接的渊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对“中庸之道”推崇备至，所以刘宝楠《论语正义》对《论语》“尧曰”章注说：“中庸之义，自尧发之，其后贤圣论政治学术，咸本此矣。”现代史学家柳诒徵说：“尧舜以来，以中为立国之道，孔子祖述其说，而又加以‘时’义。”[17]238所谓“时”义即孔子把“时”与“中”结合而成“时中”思想，《中庸》载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是说只有君子才能遵循中庸之道，能够与时俱进、切合时宜，在时间维度上把握中庸之道。《中庸》还把中庸之道发展为中和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赋予“中和”这个哲学命题以最普遍的意义，把中和之道提高到了宇宙本体论的高度。

中唐以降韩愈批判道佛，在《原道》中明确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而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韩愈提出“道统说”，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在他看来，儒家的道统虽然是由古代圣王开创的，却是由孔、孟、荀、扬、韩等师儒所传授和继承的。宋明理学更是大倡“道统”之说，帝尧遂成为宋明儒家的精神始祖，价值本源。他们强调“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近思录》卷三《致知》)。朱熹在《答陈同甫》中就曾经这样说道：“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是以帝尧以来圣王之道对秦汉以降历史的严格评判。

今天我们研究儒家思想，要讲清楚其思想的起源与内涵，认识到儒家思想具有深厚久远的历史传统。要走出疑古时代，上溯到尧舜禹等古代圣王那里，重温二帝三王的辉煌，重构古圣先贤的历史，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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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宏伟等.“尧都平阳”的一个关键性证据：探访神秘的陶寺观象台[N].山西日报，2015-06-15(A1).

[11]李宏伟等.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陶寺遗址力证中华文明五千年[N].山西日报，2015-06-17(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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