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让中华文化更好地得到传承，一些著名学者将中华文化、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简练地归纳在几句话或者几个字上：

陈立夫先生把中国文化归结为公、诚、仁、中、行五个字。详见《四书道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张岱年教授将中国哲学归结在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四句话。详见《百年回声》（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几句话、几个字的概括，让人一目了然。没有“读书破万卷”的工夫，不可能做出这样精辟的概括。这样精辟的概括，可以让后人避免学与问历程中的艰难探索与无谓的重复。

但是，文字能不能全部而准确地概括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就是用几句话、几个字能不能把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元文化的精髓概括出来？

笔者认为，所有的文字与语言，都不能完整地把中华元文化的精髓清楚而完整地表达出来。

二、值得深思的三句话

《周易·系辞上》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说；《道德经·第1章》有“道可道，非常道”之论；《金刚经》上则有“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之言。三部重要经典，一个共同认识：文字与语言均有片面性与局限性。书中的道理源于书外。如果中华文化以八卦为源头的话，那么，八卦的道理源于天文地文，天文地文之外还有当时不可能知道的未知之文。元点——宇宙发生之处与人文源头之处留给后人的珍贵财富用语言和文字是难以表达的。所以，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哲学的概括，仅仅用文字与语言是远远不够的。书中的道理，可以用文字概括；书外的道理，只能靠人的领悟——后人的领悟，而且是不断的领悟。

为了避免文字与语言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中华贤哲在几千年前就告诫后人应该高度重视一个“变”字：“《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系辞下》）在这里，作者告诉后人千万不能为“典要”所局限，正确的态度是把观与察的注意力放始终放在生生不息的千变万化的天文地文之中，以及促进这些变化的原动力上并且要随着自然变化之道的变化而变化：“为变所适”。

三、悟出一种思维方式——“太极思维”

语言的局限性是众所周知的，本文不赘述。本文的讨论重点集中在文字的局限性上。讨论文字的局限性，理应从《周易》开始。《周易》博大深邃的意蕴是用卦体符号和文字两个系统来表达的。卦体符号在先而文字在后，所有文字都是对卦体的解释——单独解释，两两解释，系统解释……。文字源于卦体符号，那么，卦体符号从何而来？源于生气勃勃的大自然！《周易·系辞传》中这样两段话说明了卦体符号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研究自然，为什么不把研究成果付诸于文字？因为文字的表达能力有限。自然之中有两种基本道理文字无法清楚地表达：物理与人理。物理即天地万物演化的道理，人理即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道理。两种基本道理具有无限延伸性，文字无法表达。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简练的表达办法呢？有！答案是用“象”来表达。《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尽意之“象”，就是八卦，八卦之中尽了圣人之意。象中之意就是中华民族先贤对“宇宙与人生”的认识。

象中之意，意味无穷。没有如此之“意”，就没有如此之“象”。没有如此之“象”，就没有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中华元文化。这个“意”广矣大矣，精矣微矣。“立象”之后，圣人意犹未尽，又在八卦的基础上向前推导出一个“太极”：“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系辞上》）至此，中华民族的祖先完成了一项巨大工程：找到了形而上的生生之源，找到生生之源的生生方式，解释了从先天到后天的演化途径，在生生之源处找到了立人之道。

站在书外研究《周易》，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过程：生气勃勃的大自然——圣人立象尽意之意——-八卦、六十四卦——文字之经、文字之传——经中之经——中华民族骄傲的伟大成果。

所以，对中华元文化的研究，绝不能停留在文字上。因为文字之前还有“象”，“象”之前还有“意”，“意”之外还有生气勃勃的大自然。

笔者研究《周易》，非常重视圣人立象尽意的这个“意”。立象尽意之意，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正确认识生生之源。二、做人做事自觉与生生之源保持一致，这种“自觉”犹如江河之水永不告别源头那样。三、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领域内做不停顿的探索，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研究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实用性理论与实用性器具，而所有成果——理论与工具——都不能有害于生生之源。“立象尽意”的这种思维方式上限至于太极，下限无穷无尽，所以称之为太极思维。太极思维应该是中华元文化的精髓所在。

四、太极的基本特征

讨论太极，应该认识太极。认识太极，应该寻找出文字根源，应该寻找出实际根源，然后是认识太极的基本特征。

1．文字根源

“太极”一词出于《周易·系辞上》。

“太极”有多重意义：一、为生生之源。二、生生之源的生产方式犹如细胞裂变：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八六十四。三、生生之源的生生是一个自然过程。

2．实际根源

阅读《系辞》中的三段话有助于找出“太极”的实际根源：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谓之象。”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第一段话揭示出了一个创造过程与一个创造结果：“见”与“拟” 是研究与创造过程；“象”是创造成果。研究的是“天下之赜”，研究的结果是“象”。“见”是人对大自然的研究，“象”为研究的重大成果。第二、第三段话在象与八卦之间画出了一个等号——卦中有象，卦即是象。

三段话讲述了这样一个连续的创造历程：象——八卦—— “天下之赜”，而“天下之赜”就是生气勃勃的自然景象。八卦的创造，就是把自然界繁杂的形象之象精炼归纳为简练的抽象之象。取得这样重大的成果之后，并不意味着创造活动的结束，先贤们又沿着抽象之象这一思路向前进行了追索，追索的成果就是产生出了一个形而上的太极。

分析祖先的研究思路，可以把这个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从观察“天下之赜”到画出八卦，这是一个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归纳阶段。由八卦推理出太极，这个阶段是从形而上到形而上的推理阶段。从观察“天下之赜”到画出八卦，是一个由前向后的总结；从八卦到推理出太极，是一个由后向前的推理。两个阶段实际上围绕着一个主题——天地的发生与演化。

如果以“有天地”为界，则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先哲们的研究已经有了后天与先天的认识： “天下之赜”属于后天之中的形象之象，八卦是对后天之象的归纳与抽象；太极则是对先天之象的推理与假设。太极是八卦基础之上的假设。归根结底，假设之太极根植于实际之“天下之赜”。玄而不玄，看不见的太极与生气勃勃的大自然紧密相连。

3．太极的基本特征

笔者认为太极的基本特征有六：一为无；二为阴阳两分而合和；三为生生之源；四为有序运动；五在时间表现为无时不在，在空间上表现为无处不在；六位于形而上却体现在形而下。

第一，太极无形无体。无，一不意味着绝对空虚，二不意味着有无相对相应。太极之无，充满着无限生机；太极之无，实际之有无法与之相对相应。无中生有，生出了天地万物与最初的一男一女。无之广大，成千上万个太阳系都可以轻松地容纳其中。

太极阴阳两分而合和。太极，外表现为阴阳合和之大一，内表现为阴阳两分。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两个元素之间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须臾不可分离。《黄帝内经》以阴阳论人体气血，气血合和须臾不可分离。合则生，散则死。太极中的阴阳，犹如人体之气血，须臾不能分离。

第二，生生之源。太极的出现，意味着中华民族找到了形而上的造物主——生生之源。在造物功能上，太极相似于《圣经》中的上帝。太极之生生，《系辞》表述为“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八六十四”；《道德经》则表述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第三，有序运动。绝对之动，相对之静，是太极的运动特征。太极之动，是有序的运动。运动的方式，《周易》界定为“反复”与“原始反终”，《道德经》界定为“反动”。总之，太极之动，不是“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一去不复还，而是像《黄帝内经》形容经络与气血运动那样如环无端、周而复始。太极之动，是有序运动，是整体运动。在有序运动之中，太极及其衍生物保持着整体性与系统性。八卦与六十四卦，独立之卦并不独立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八卦之中，一可以看到两两相互交合之动，二可以看到整体圆周循环之动。六十四卦之中，还可以看到一卦之中的穷上返下之动。八卦有序之动，一展现出了春夏秋冬，二展现出了东西南北。有序之动，不离时空。

第四，太极在时间上表现为无始无终，在空间上表现为无处不在。眼睛看不到它，但它确实存在。打个不确切的比喻，万有引力，人的眼睛无法看见，但如果从高楼往下跳，马上就会体会到它的存在。

第五，太极位于形而上，但在形下的万事万物之中处处可以看到太极。由太极衍生出来的天地万物以及一男一女，不但不能脱离母体，而且处处反映出了母体的特征——一阴一阳。关于太极位于形而上又体现在形而下，最形象、最精彩的论述莫过于庄子与东郭子的一段对话——道在蚂蚁里，道在野草里，道在砖头瓦砾里，最后的落脚点是道在屎尿中（《庄子·知北游》）。

了解太极的基本特征，落脚点应落在这样两个问题上：正确认识天地万物的自然演化；正确认识人类自身以及应该如何理性进步。

五、太极思维中的物理与人理

太极的出现，意味着认识上的自由。太极的诞生，首先解决了一个物理问题，然后解决了一个人理问题，物理即天地万物演化之理，人理即理性做人与智慧做事的道理。

1．太极思维中的物理。

太极首先解决了人类祖先共同关心的两个问题：天地万物的来源；一男一女的来源。

太极之无是一切有的母体。无中生有，首先是一生二，演化出天地。天地演化出春夏秋冬四季，然后是天地之间、四时之内演化出万物与最初的一男一女。用自然演化而不是用神灵来解释宇宙起源的，全世界的早期经典之中惟有《周易》。

天地为人之父母，在抽象符号的表述中，八卦的三爻与六十四卦六爻都把人的位置放在了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个相互联系、无法分割的整体，并由此产生了“人为天地之心”的论断，产生了“三才者，天地人”的格言，产生了“天人合一”的哲理。天地之间，唯人为大，八卦三爻解决了人与天地的关系以及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问题。

天地生产人，在文字表述中，《周易·序卦》的结论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黄帝内经》的结论是“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万物与人自然演化而来，自然演化而去。生者，寄也；死者，归也。不需要用神秘的理论解释，这是《易经》与《圣经》的基本区别。

太极思维中的物理，正确认识了天地万物的起源及其变化规律，正确认识了人在整体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个体与整体的相互关系。

2．太极思维中的人理。

“文明以止，人文也。”（《周易·贲·彖传》）文明之人与野兽畜生的区别，就在于有文化。文化是化人的！文化化人，化出文明之人。文明之人，一有做人的理性，二有做事的智慧。

首先是理性做人的道理。人不可以肆意妄为，做人必须有一定之规。“一定之规”从何而来，来自于生生之源这一母体。无形之太极，形象之天地。人理源于太极之理，源于天地之理。

《周易》以天地为坐标，首先界定出了男女平等之理；然后以天地为坐标解决了夫妇同功之理、家庭成员相互负责之理；最后以天地为坐标解决了天下进步之理。

卦体中男女平等。《周易》首先在抽象符号中以男女对应天地，易经上部以《乾》《坤》开篇，下部以《咸》《恒》开篇；《乾》《坤》象征天地，《咸》《恒》象征夫妇；自然演化从天地开始，人间的演化从一男一女开始。男女与天地的对应，首先是符号对应。男应该尊重女，《周易·咸·彖传》的文字中有“男下女”之说。荀子由此联系到了君臣父子关系，荀子曰：“《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大略篇》）从易传到荀子，认识是一致的。“男下女”，才是人间正道。

易传在文字中以男女对应天地，在生生万物的过程中，天地具有同等的功劳；在繁衍子孙的过程中，男女具有同等的作用。所以，易传以同等的口气对天地、男女的贡献做出了同等的评价——“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鄙视妇女的“男尊女卑”，首见之于《列子·天瑞篇》。长期以来，把“男尊女卑”强加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头上是没有根据的。

中华元文化的创造者们有一个共同认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正而后才有天下正。所以，在《周易》、《尚书》这样的元典之中，家庭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家庭之理的参照坐标，同样是自然之天地——“天地之大义”。家庭之中，一是男女的合理分工，二是一家之长的确定，三是强调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相互负责。家庭之理的完整表述是这样的：“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彖传》）

在造物过程中，有天生地养的分工，由此产生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天地之大义”就大在了此处。一家之长，确定的是父母两个人：“父母共为严君。”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是相互负责的关系，“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重叠，第一个字表示的是名分，第二个字表示的是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相互关系里面只有相互的责任而没有绝对权威与绝对服从。

小家组成了大天下，所以，家庭之理确定之后是天下之理的确定。古之天下，今日之国家也。天下之理的参照坐标，同样是自然之天地。天下之理，一是确定君王如何诞生，二是确定君王的参照坐标，三是确定君王的的有序进退，四是君臣上下之间的礼仪关系。

君王如何诞生？《周易》所揭示的哲理是“选贤与能”。《系辞下》所记载的五位领袖——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都是贤者与能者，每个领袖都有重大的发明创造——文化的创建，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自卫武器的发明。每一项发明都会为天下人民带来实际好处，每一项创造都会促进整个民族的进步。他们的业绩之下所后缀的四个字的往往是“以利天下”、“万民以济”而不是“威加海内”、“横扫天下”以及什么“伏尸百万”、“血流成河”。领袖之间的更替，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有没有“利于天下”的巨大贡献。

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和谐的礼仪关系。和谐的礼仪关系是相互负责的关系，而不是纲目关系，从《周易》、《尚书》、《诗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君有功臣可以歌颂，君有过臣可以批评，君有罪而不改臣可以革命。臣的水平高于君，则君可以拜臣为师。有问题，君臣上下之间是可以理性讨论的：例如选谁为接班人，例如派谁治水，例如如何教化人民与造福人民……

天中有君子自强之理，地中有君子宽厚之理。《乾·象传》中留下了千古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传》中留下了千古名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人理源于天地之理，天地之理乃太极之理。太极由一阴一阳所组成，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两分而合和，阴阳平等又平衡；男女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天下成员之间，均应以合和为原则，以平等平衡为原则。老子主张“人法道”，孔夫子说“礼本于一”，道者太极也，一者亦太极也。

人理源于天理，圣人、大人、君子都应该效法天地，没有特殊的例外。人只能以天地为纲，上帝也不能为人纲，君王更不能为人纲，这就是太极所揭示的人理。

合和和谐而又相互负责的哲理，不但适用用人际关系，同时也适用于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

人生于天地之间，天地为人之父母。人不能上伤天下害地。伤害了天地，人就会面临这样的局面：上无覆盖之天，下无立锥之地。

万物与人同源而生，万物与人是兄弟姐妹关系，《序卦》说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应该是礼仪关系，《尚书》说“人为万物之灵秀”，《史记》中黄帝的治理天下的大政已经有了“节用水火之物”的方针。人可以利用万物，但也应该善待万物。

太极之中做人的理性，其根本就在于人与自然——宇宙本体——的直接融通，“天人合一”的天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隔档的障碍，在终极价值上是“天人之合”而不是“神人之合”、“君人之合”。做事的理性只能参照太极演化出来的天地、日月、四时，而不能不受人为的误导，这应该是早期中华民族文明而先进的奥秘所在。

如果揭开宗教的面纱，可以清楚地发现，《圣经》与《金刚经》、《坛经》，实际上都在讲“如何做人”的道理，而且做人的标准只能是以造物主——宇宙本体为标准，这和《周易》所讲的人理源于天理没有多大差别。

人中有小人，有盗贼，还有入侵的敌人；对待小人，《周易》主张“小惩大戒”；对待盗贼，《周易》一是主张严谨门户，二是主张施之于刑罚；对待虎视眈眈的敌人，《周易》主张发明先进武器一威慑敌人：“弓矢之利，以威天下”。不同的人，不同的对待方法，这与宗教中一律平等之说有所区别。

太极之中既有做人的理性，也有做事的智慧。做事的智慧体现在三个方面：智慧地发展生产；智慧地发明创造；智慧地研究自然。

早期中华大地上出现的、至今还光彩夺目的科学成果均与太极有关。换言之，早期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的灵感均源于生生之源——太极。

由太极（阴阳之道）演化出了中医学。离开了阴阳，便无法解释中医经典《黄帝内经》。

由太极演化出了天文学。离开了阴阳，则无法解释昼夜、寒暑的变化。

由太极演化出了军事学。

由太极演化出了建筑学。

由太极阴阳哲理演化出了极其简单而极其复杂的围棋。

由六十四卦演化出了网罟、耒耜、舟楫、车马、弓矢、臼杵等一系列新型的生产工具与生活器具。

六十四卦隐藏有二进制，莱布尼茨发现并认同了这一点。

太极图中隐藏有量子互补原理，玻尔发现并认同了这一点。

…… ……

太极如根本，不同领域的的成果犹如枝叶。一个根本，可以生长出千枝万叶，可以结出千万个果实。下面仅引用《黄帝内经》与围棋两个例子，说明一下太极与发明创造之间的关系。

《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篇》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个论断告诉后人这样一个事实：没有阴阳之道，就没有《黄帝内经》这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已经发现，形而上的经络分布于形而下的人体之中。经络能够感觉到，但用现代解剖学就是无法验证。形而上的太极为何会演化出奥妙的具有广泛实用性的中医理论，这个问题今天似乎仍然有深思之必要。

《棋经十三篇》开篇就把围棋与太极联系在了一起：“夫万物之数，从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二者，生数之主据其极而运四方也。三百六十二以象周天之数，分而为四，以象四时。……黑白相半以法阴阳。……局方而静，棋圆而动。自古及今？弈者无同局。曰日日新。”（《棋经·棋局篇第一》）“夫万物之数，从一而起。”一者，太极也。形而上的太极为何会演化出了老少皆宜的游戏器具。围棋背后的哲理，今天似乎仍然有深思的必要。

元大都、天坛、地坛，这些以八卦哲理为基础的建筑，既有观赏价值又有实用价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观赏价值只能是无减有加。按照天圆地方的哲理设计出的外方内圆的抽象标志，其观赏价值是带有永久性的。中国银行至今还在采用方圆标志，其设计者是否研究过中华元文化，这并不重要，关键是方圆标志为什么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其深层次的东西在当代似乎仍然有深思的必要。

《周易·系辞传》反复说说“易理广大”。广大到什么程度？第一，易理之中包涵有“三才”之理，即天的道理、地的道理、人的道理：“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第二、易理之中包涵有上下远近的道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更重要的，“三才”之理与上下远近之道并不是独立具体之理，而是相互联系、触类旁通的道理。把与易理有关的词句稍微统计一下，易理之广大就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时空概念：“易与天地准”；“生生之谓易”；“夫易开物成务”；“易穷则变”…… 易理的精髓在于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又触类旁通——物理与人理相互融通。“易有太极”，易理亦即太极之理。人理法于太极，一应该在“生生之处”效法出“自强不息”的精神，二应该在“生生之处”效法出创新不已的“尚象制器”的具体行动。“尚象制器”就是发明创造新器具的哲理。“制器”的参照坐标是“象”。“尚象”之象，一是天地之间的形象之象，二是卦体之中的抽象之象。大自然之中生动活泼的形象之象以及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的意味无穷的抽象之象，均可以启迪人进行发明创造。在中华民族祖先这里，火用不着到天上去偷，自己动脑动手可以从木头里“钻”出来；伊甸园不需要上帝的恩赐，自己可以造出来。“女娲补天”、“钻木取火”、“构木为巢”的神话传说也好，《周易》中的圣人业绩也好，都为后人树立了利用自然进行发明创造的典范。

王树人先生在《传统智慧再发现》中，把人类的思维方式归结为非理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两种。非理性思维极富想象力具有“发现和创造性地提出新问题的功能”；而理性思维善于规定“长于分析、论证、推理”而不具备提出新问题的功能。基于“象”的非理性思维是东方中华民族本来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早期中华民族特别善于发明创造的根本原因。读了《传统智慧再发现》，笔者心中的一个疑团豁然开朗：中华民族由特别善于发明创造到只会欣赏西方的发明创造，尽管因素诸多，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丢掉了富有想象力的东方的思维方式。

八卦、六十四卦是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结晶，八卦、六十四卦本身充分体现了两种思维方式：一方面是严格的规定性，一方面是是无限的象征性。八卦、六十四卦的基本成分只有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推理、分类、概念、定义、判断出来了；八卦、六十四卦具有无限的象征性，大到天、地、人三才之道，小到一花一木一小草，直至最肮脏的屎与尿，——想象力出来了，人的想象力可以在“大到无外，小到无内”的两个世界中自由翱翔。董仲舒的“三纲”，一改变了规定性，变“一阴一阳之谓道”为“阳为阴纲之谓道”，二约束了人的想象力，一切以“纲”的意志为基准，由“三纲”演化出“纲目”式思维一步步窒息了整个民族的想象能力与创造能力。

太极之中做人的智慧，其根本就在于人与自然——宇宙本体——的直接融通，做事的智只受“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或“一生二，二生三”的启示，这应该是早期中华民族文明发达的奥秘所在。

《周易》讲人与天地的直接沟通，中间不需要经过“三纲”之“纲”，这是《周易》与董仲舒之间的重大差别。

《周易》一讲理性做人，二讲智慧做事；《圣经》、《金刚经》、《坛经》等宗教经典只讲理性做人，不讲智慧做事，这应该是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认识：地球上有了人之后，人类的祖先犹如今天的娃娃一样都提出了“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同一问题，其它民族用上帝或神灵为答案，惟有我中华民族用自然存在的一阴一阳——太极为答案。太极的诞生是在八卦基础上的追索，八卦的诞生则是人对天地发生与演化的归纳，所以太极属于自然与人融合的产物而非迷信的产物。太极源流之处，包涵有物理和人理两方面的大道理。物理之中包括天地形成之理、万物形成之理以及最初的一男一女形成之理。人理之中一有做人的道理，二有做事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包括男女之理、夫妇之理、父子之理、家人之理、君臣上下之理以及圣人、大人、君子之理，还有小惩小人、刑罚盗贼、威慑敌人的道理；做事的智慧包括认识先天与后天，认识天地万物与人的相互和谐的关系，认识四时运行规律，用发明创造来发展生产、用发明创造来改善生活等。太极思维是人的思维，是文明之人的思维。

五、枝叶与根本

根能够生出枝叶，但具体的枝与叶，都具有生而俱来的片面性。这里所说的片面性，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片面性，其真实含义是“偏重于某一方面”。根生枝叶，但枝叶不等于根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公式：枝叶≠根本。举例说明如下：以太极（阴阳之道）为根的《黄帝内经》是中医经典，但这部经典只是偏重于医学一面。由太极（阴阳之道）演化出的天文学，只是偏重于天文一面。由太极（阴阳之道）演化出的军事学，只是偏重于军事一面。由太极（阴阳之道）演化出的建筑学，只是偏重于建筑一面。

数学家莱布尼茨所偏重的是二进制；物理学家玻尔偏重的只是太极互补原理，所有的古今中外的在太极源与流之处的发现，都不能说是最终最后的、全部的发现，只能说是一时一事的、某一方面的发现。

青翠欲滴的枝叶，由于新颖与新鲜，会强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埋藏在地下的根本，则很少有人给以应有的注意。实际上，真正应该注意的应该是枝叶之下的根本。有根本才有枝叶。

后人在欣赏先人的发明创造成果的同时，更应该注意成果之后的哲理。太极、八卦、六十四卦——中华文化之根——的功能是无限的。象中有无穷无尽的新意，用文字与语言难以表达。写出来则有“道可道，非常道”的片面；说出来则有“不可说，一说就有错”的局限。对于象，只能观察与体悟；只要认真观察与体悟，就会发现象里面有取之不尽的新思。“取之不尽”的意义是启迪，而不是直接给予。

在太极之源，值得开发的宝藏是无有穷尽的。只要你能够与之沟通，她都能给你以崭新的启迪，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无论你处于什么时间。古人有所发现，外人有所发现；今天的人、自己的人应不应该有所发现呢？

六、记与悟

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需要一个“记”字：记住祖先讲过的理，记住祖先说过的话，记住祖先曾经创造出的辉煌。

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还需要一个“悟”字：悟出祖先的“话外之音”、“言外之意”。经典之外的“话外之音”、“言外之意”是只能意会的。

意——象——言，这是《系辞》所叙述的元文化创造过程。意位于象之前，言位于象之后。象，即是祖先留给子孙的八卦、六十四卦；言，即祖先留给子孙的文字经典。那么，文字之外的祖先之意呢？如何理解“立象尽意”的那个意？在“天下之赜”的基础上产生出八卦之后，先贤们为什么又追索出一个形而上的太极。意在象中，道在书外。书中有可以言传的道理，书外还有用语言难以表达的道理。自然之中、生生之源之处根本性的道理，只能用 “象”来表达。要延续祖先的辉煌，学习“子曰”、“诗云”是必须的、必要的，但更重要的还应该领悟伏羲氏们的思维方式——崇尚自然的“象”思维，即太极思维。

在伏羲氏们那里，人理之外还有物理；理性做人之后还有智慧做事；形而上的道融通于形而下的器——玄而不玄，形上形下之间是可以变通变化的；人生之价值至境只能与生生之源——宇宙本体相融通，“天人合一”的天人之间不能有第三者相隔，例如上帝与君王；做人要循规蹈矩，做文明之人；做事要想入非非，做前人没有作过的事；想入非非并不等于无法无天，所有的发明创造不能危害生生之源，所有的发明创造必须使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交流更加畅通。

从伏羲氏到老子，形而下的器不见了，只剩下了形而上的道。到了孔夫子这里，人理之外的物理不见了，而且孔夫子只强调理性做人，闭口不谈智慧做事，例如发展生产与发明创造。到了董仲舒这里，“天人合一”的天人之间多出三个障碍——“三纲”，至此，富有想象力的生动活泼的太极思维已经从中华民族中间远远离去，继之而来的却是僵化的死板的概念思维：“纲目”思维。落后挨打的因子从此开始发酵、开始生根开花直至结出挨打的恶果。

元文化造就出了中华民族早期的辉煌，中华民族的落后不是落后在文化本身上，而是落后在文化失传与变质上。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应该以否定中华文化为代价，更不能靠西方文化的全盘引进，应在元文化的复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取长补短。否定民族文化，不可能达到民族复兴的目的。没有“这一个”的文化，就没有“这一个”民族！文化复兴，“记忆”与“悟性”两者缺一不可。“记”要记住书中的道理，“悟”要悟出书外的道理。 “天人合一”前提下的“变”与“化”，化出做人的理性，变出做事的智慧。与生生之源始终自觉保持一致的、与时具进（日日新）的“变”与“化”即太极思维，是中华民族祖先在书内书外留给子孙的根本道理！

本文以《周易·系辞传》中的三句话做为结尾：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易穷则变，变者通，通者久。”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游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