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是中国字典上最堪赏玩的一个字。结构简单，两画了事。

　　不管你对书法有素无素，只须大清早起来，在朝日浴光之中，铺一大张纸在大书案上，拈出一枝大笔（越大越妙）饱满墨汁，奋起天然腕势，一拐一撇，便俨然一幅生龙活虎的好画图！别的不谈，但就纯形式上之审验，力之为字乃充满了古朴气象，原始天机的。有线之美，有空之美，实而虚，虚而实，苍颉得意之作也。

　　我每次看到“力”字，总要联想到古代希腊雕刻品。莫谓我想入非非。此乃有一番大道理的。说文云：力，筋也，像人筋之形。徐注云：像人筋竦其身，作力劲健之形。原来中国“力”字，就是从人体得灵感，就是由人体的劲健肌筋蜕化出来的，与希腊雕刻，恰恰同一渊源。如果希腊的人体雕刻品是美而力，中国的“力”字是力而美。晓不得为什么苍颉这个意匠独到的作品，悠悠数千载，居然赏识无人。踏遍神州全土，不管是达邸还是穷户，只见得门楣墙面，红红黑黑，都是那结构复杂，含味俗臭的“福、禄、寿、喜”的涂鸦；竟没有一个有心人，能够看出来这个简简单单的“力”字之美妙，把它大笔一挥，高挂明堂。真是个民族憾事！

　　不但无人赏识。数千年来不肖的子孙，凭着他们如豆的眼光，庸庸乡愿式的逻辑，对老祖宗这个神机制出的绝妙好字，一味地藐视，曲解，诬蔑，唾骂。到了今天，胆敢提出“力”字者，前后左右，登时就要拥出一群大人先生，君子义士，蜂起而哮之。鸦片可抽，“花瓶”可搂，公款可侵，国难财可发，而“力”的一个字，期期不可提！

　　无疑地，我们这个古老古怪民族已是人类历史上对“力”的一个字，最缺乏理解，也最不愿理解的民族了。这是充满了希腊美之火之花，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中，竟已成为一个残暴贪婪的总称。“力”字与“暴”字，无端地打成一片。

　　于是有力必暴，凡暴皆力。一个天机纯净的神品，硬贬为人间万恶的别名。蠢煞！冤煞！

　　让我们在这里肯定地说一句话：一个民族不了解，甚至于曲解误解“力”字的意义，终必要走入堕萎自戕的路程；一 个文化把“力”字顽固地看做仇物，看做罪恶，必定要凌迟丧亡！

　　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天地间没有“无力”之生；无力便是死。诅力咒力的思想，危险就在这里。诅力咒力即是诅咒生命，诅咒人生。口头上诅咒人生乃是生理上厌倦人生的征候。诅咒愈烈愈久，其反响到生理上的健康，也愈大愈深。到了最后的阶段，不是不能再生，便是虽生若死。此所以人类历史上诅力的文化，命运若出一辙：不被人家格杀，自己也要僵化若尸。漫夸数千年的存在，是无意义的。关键在：是不是能够维持活泼泼的生命，热腾腾的自主自动的生活？诅力的文化，偶尔“幸存”则有矣，“生活”则无也。

　　原来一切初期的文化民族，对“力”的意义，本来都有个直截了当，清清楚楚的了解，不会在那里枝枝节节 ，是是非非。他们生活简朴，接近大自然。所以心机不杂，目光净锐，对宇宙间的生机天道，倒反能够做一种忠实的认识，敏捷的领受。“力即是生”的真理，他们都能够凭着清洁的天赋本能，直接地深深体验，把它认为当然的事实，初不加理智的衡量于其间。既就中国而言，由说文所称“力，筋也，像人筋之形”一语，便可以推想在中国，力字的原始意义，不过作“人筋”解，是一个纯生理的普通名词，并不含任何道德观念，人为价值。后来人们的观察力逐渐地深入，由筋之“体”而看到筋之“用”；于是力的意义也就逐渐地抽象化。即如韵会云：“凡精神所及皆曰力。”这种解释，与英文之Energy或Vitality之意相等，依然认力为宇宙间一个客观现象，不含有任何主观的伦理价值。精神所及，即力所及，也就是说力者是一种生命的“劲儿”，就像生命一般，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只是一种存在，一种必须的存在I tsimplyisandmustbe有之便是生，无之则为死。

　　中国“动”字从力，是大有意义的。一切的“生”都要“动”，一切的“动”，都由于“力”。在原始的生活状态里，自然的环境正在初步的克服之中，最不可缺的条件就是“动”字。

　　初期的文化民族是不断地在“动”中，也就是不断地在“力的运用”“力的表现”中。动是力的运用，就好像力是生的本体一样。生，力，动三字可说是三位一体的宇宙神秘连环。开始创造文化而未被文化所束缚梏桎的脑力，都能够领略并体验个中滋味的。

　　所以，如果我们太古先民对“力”字而抱有任何主观的审断见解的话，只有赞叹，欣赏，绝不会歧视或诅咒的。是一种静肃无声的赞叹，深沉的欣赏，知之而不知所言，言之乃反觉“破味”者。于是乎辗转反侧而发泄之于画，而发泄之于书。中国书画（象形）式的文字所以充满了宇宙秘藏意义者，就是这缘故。这不是提倡象形字必优于拼音字，乃是说在我们的“六书”里，时常可以找出许多极有意义的史料与哲学。

　　我们回想先民筚路蓝褛，启发山林的当年，每一个“动”都是一个“战”，一个“斗”——与天时斗，与地利斗，与猛兽斗，与四邻的民族斗。在这种不断地战斗生活中，我们可以想象到，最重大最可乐可歌的事情就是胜利，成功；最必须最可贵的本领就是勇敢。而我们的功字，胜字，勇字都是从力，我们便大可以看出先民对“力”的态度如何了。反而观之，劣字从少从力。“少力为劣”——是一个直截了当不枝不节的“训词”，十足地流露出我们先民在当年“如日初升”的时代所抱有的一种天然的涣发襟怀。

　　此外，意义更深的，也许就是男字。男字从力，不啻昭示千秋万世，男子之所以为男子，全靠其有力。也就是说，男子无力，不成其为男子。男性是力的象征，乃一种原始人类的共同感觉。恰巧碰着中国民族，因为采用了象形文字，居然刻意中为了这个原始人们的基本感觉，留下来一个永古不灭的表征——男字从力。这确是一桩快事。回念到太古之上，标准男性必定都是希腊的赫巨力士（ Hercules）的奕奕威风——身长九尺，猿臂狼腰，与后世多愁多病的张生，绝对两种人类。

　　二

　　为什么后来我们对“力”字会发生如许的歧视，轻视，仇视呢？

　　我以为儒教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据说孔夫子本身，就忌讳不语怪，力，乱，神——就好像力之一物，根本上就和那般怪，乱，神各现象一样荒诞，一 样不堪挂齿。但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孟轲的几句话。这位“母教有方”的邹国先生，也许本来带着三分女性的。他看不惯韩非子所称“当今争于力”的那样战国作风，于是乎对了齐宣王高谈一套王道霸道的不同，硬把“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对衬，极力恭维“以德”的手段的高明。诚然，他老先生当日是有所为而言的，可是他无意中影响所及乃促成了中国民族对力的两种“先天”的偏见：（一）看不起：说力总不如德之有效；（二）认为恶：说力是“不德”的，“反德”的。

　　谈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重新估量中国思想系统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了——就是所谓德感主义。

　　德感观念，中国最初的文献里，本来已略见端倪。把它充分地发扬传播而成为一种民族信念的，那是儒家之功。儒家是德感主义的正统宣传者。儒家在社会上逐渐地占上风，也就是德感主义在各社层的意识里逐渐地占优势。力的精义的汩没，与德感主义的流行，在我们文化史上是恰成正比例的。

　　因此，如果我们要把“力”字在一般中国人的意识里，恢复了它原有与应有的自然净洁，自然光彩，我们对那根深底固的德感主义，不容不在此略略检讨一番。

　　所谓德感主义者，并不是仅仅主张我们“应当”以德感人，乃是进一步的肯定，相信德“必定”感人。把应当有的（ Whatoughttobe）武断地认为“必定有”（ Whatis）。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通常都犯这毛病。尚书所称舜午干羽而有苗格，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等等，可以说是一种胚胎式的“唯德史观”，表示德的伟大能力。即是孔孟的德治论也不是仅仅提倡为政“应当”以德，乃更肯定有德便万事亨通的。

　　这种唯德的政治观，历史观，还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唯德宇宙观”为其根据。这个宇宙观认定宇宙间有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是“德的”，一切事物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德的”。

　　所以山崩，川竭，日食，月蚀的各种“灾异”，风调，雨顺，岁丰，年和的各种“祥瑞”都可以因“君德”的厚薄而发生变化的。无疑地，这种看法大是原始民族“物灵迷信”（ Ani mism）的遗留。但到了汉代董仲舒的手中，“天人感应论”出而一个集大成而有系统的中国宇宙观，便告成了。整个宇宙的结构与运行，既然全靠“德”来维持，则“力”之一物，根本无地位。换言之，在“德的秩序”中，只有“德约因果关系”而力反走不通的。所以穆王伐犬戎而荒服不至，远人不服，必须修文德以来之。德感主义，按其内在逻辑，必定要自然而然地向轻力主义，反力主义的路线走的。

　　其实德感主义，在任何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都要发生的。

　　儒家的特殊的历史作用乃在把这个主义的寿命延长到二千多年之久，遂使我们的文化留滞在某一阶段之中而不能突破藩篱，以进到更新的另一阶段。

　　原来一个民族，由野蛮到文明，通常要先经过下列两阶段：一为“自表”阶段，二为“自觉”阶段。在自表阶段，民族是充满了创造活力，发酵于脑中，终要发泄于身外，于是遂发泄而成为种种无数的“表征”（ Symbols）。是所谓“创物”“制器”时代。各形各色的文物制度，犹如雨后春笋，争先出地。在这种热闹的自表阶段，大家只知自表，只知创造，创造者既不知为什么而创造，也不问创造后又为什么。一切的创造只是“力”的表现，活力的“自成”（ Self -realisation）；到了某一时，创造出来的种种“表征”，乃逐渐地向创造者的心身上增加压力，引起种种待决莫决的问题。创造者到此时乃开始恍然大悟，在四周堆满了自己的作品之中，脑后不免要发生一种“追问”（ Arriere Pensee）：这一大些的东西，研意是什么？研意为什么？这些“是什么”“为什么”的追问，就是“自觉”的起始。如果前一阶段所出现的是形形色色的文物制度，这一阶段所产生的就是非非是是的议论文章 。是所谓“学说”时代，自觉后理智作用的结果，与前一期的“表征”纯为活力的本能涣发者截然不同。

　　“为什么”三字是自觉阶段的标帜。那时代的风气是必定要在万般“表征”的后面，穷究出它们“意义”“目的”之所在的。自表阶段的情绪，就好像《旧约》里上帝创世时的心理一般，只是兴高采烈地连声喝道：“让它有！”（ Let there be）自觉阶段的精神却要在每个“有”的里面，说出来它的“应当有”（ ought to be）或“不应当有”。所谓价值学者，就在这里出现。最重要，最能代表这阶段的整个精神的，就是“道德学”（价值学的一部）。其实，自觉阶段的中心意义可以说是“道德头脑”的产生。

　　道德头脑的产生，在一方面看去，当然是个进步的运动——由自表阶段的“不觉”，进而入于“自觉”。却是此中也含有大危险的。道德头脑的倾向都是要拿我们主观所定的“应当有”与“不应当有”来观察，评量，解释宇宙间的“有”与“不有”。结果所及，乃发生两种逻辑上的错误，其为害实多方而无穷的。

　　（一）把主观的价值，引伸到纯客观的事实里。——一个纯客观的现象，本无所谓善，无所谓恶，而我们却必定拿着道德的眼光来评定个“应当有”与“不应当有”。

　　（二）把主观的价值，即当做客观的存在。——不管客观上是果“有”与“否”，但若主观的理性或情感认为“应当有”或“不应当有”，我们便相信事实上是“必有”或“必无”。

　　前者的结果是错解真象，后者的结果是失丢现实。道德头脑，太注重了主观的价值，势是要向“反现实”的路径上走的。儒家的德感主义就是这个反现实的道德头脑的表现。它本来是应着自觉阶段的需要而产生，后来却无形中把中国的思维术永远地局限在主观的价值论的范畴里而不使踏进了客观的科学境地。

　　中国目前所急急需要的，是由“自觉”阶段再进到所谓“他觉”阶段，撇开内在的“我的价值”，而力求体验外在的“物的真相”。这种运动，在欧西文明中，四百年前早已由柯伯尼卡斯（ Copernicus）发动了。其结果所演出的宇宙观，乃恰恰是个“力的宇宙观”与我们的“德感主义”针锋相对。

　　柯伯尼卡斯的宇宙是力的一字构成的。是一个无穷的空间，充满了无数的“力”的单位，在力的相对关系下不断地动，不断地变！“德”的一个字并不在这个方程式之中。

　　德是价值论上的一个“应当有”。力是宇宙间万有所“必定有”，“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