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

　　《宇宙墓碑》 获“全球华人科幻小说征文”大奖

　　《火星照耀美国》 预言了“9?11”事变、西方金融危机

　　《地铁》 被喻为“技术时代的聊斋志异”

　　人物简介

　　1965年生于重庆。1991年进入新华社，历任记者、《瞭望东方周刊》杂志副总编、执行总编，对外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等职。业余从事科幻小说创作，作品曾获中国科幻银河奖、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中国科幻文艺奖等。

　　韩松，一个穿牛仔裤的媒体人，顶着中国科幻新生代“四大天王”之一的头衔。每天，他接触大量离奇古怪的社会现实，又超越现实开科幻新风。他以职业的眼光观察世界，又以敏感的笔触构建一个阴郁鬼魅的科幻世界。他的《火星照耀美国》2000年首版便神迹般预言了“9·11”事变、西方金融危机，其近作《地铁》晦涩艰深，却意外大卖。他稳重讷言，却害怕坐飞机，睡觉要开着灯……

　　近日，韩松在几近杂乱无章的办公室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的言谈是深思熟虑而严谨的。

　　“重庆这个城市也很科幻”

　　韩松很早就接触科幻小说，大学时就开始科幻小说的创作，1991年代表作《宇宙墓碑》获得台湾《幻象》杂志主办的“全球华人科幻小说征文”大奖。

　　生长于重庆，韩松上中学时正赶上改革开放，遇上科幻热。“重庆这个城市也很科幻，现在变得更科幻了。重庆是一个山城，成都是一个盆地，原来都属于四川，现在中国保留下来的科幻杂志就在这里。这是一个异数。这个地方稀奇古怪的事情很多，很有意思。三星堆被附会成外星人的作品，长期来说，巴蜀文化跟主流文化不一样，跟中原文化有很大区别。”

　　“写科幻的人危机感很强”

　　据说，韩松喜欢背一个大书包，包里什么都有：电脑、手电筒、压缩饼干和水，好像随时都是世界末日。奥运期间他天天被人在街上拦住，要安检他。韩松笑笑说，也没有这么夸张，但的确常常会把电脑、移动硬盘、药品背在身上。他的解释是：“很多写科幻的人危机感很强。”

　　他清楚地知道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地位，“科幻的地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低。它被视为儿童文学，似乎可以任人摆布。”但这并不妨碍他几十年来对科幻的痴迷。“科幻小说是比较边缘的一种形式，喜欢科幻小说的人都是有点边缘化的人，我好像就是这样的。”从这一点来说，科幻小说与他寡言内敛的性格倒很是契合。

　　美国《新闻周刊》这样讲述韩松：“他白天作为一名记者为新华社工作，晚上写作黑色而寓意深长的小说。”他没有奢望过专业写作，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科幻小说作者都是业余写作。

　　“新闻事件好像科幻电影”

　　在一个严谨的新闻部门担任要职，韩松的另一个身份科幻作家显得反差极大。他倒觉得，把各种角色融合在身上是现代人生存的基本。“对我来说，新闻和科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的现实社会越来越科幻，甚至连科幻小说家都无法想象。每天都能看到无数的新闻事件，简直就像科幻电影。”在他看来，新闻工作使他对现实有了更多的洞察，而现实甚至比科幻小说更加疯狂。

　　2000年，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首版便神迹般预言了“9·11”事变、西方金融危机，这部被视为新世纪寓言的小说如今很多内容已成为现实。在小说中，2066年，日本沉没，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走向衰弱。

　　韩松说，科幻小说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有预见。现在来看，很多东西还是没有过时。一个国家强大了之后就会有危险相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正是如此，我们不能重蹈覆辙。虽然写的是美国，其实最后落点还是在中国人的身上。

　　“一节车厢就是一个浮世绘”

　　地铁之中不时有人失踪，一个老人在搭乘地铁回家途中，不经意间发现了真相；一列日常运行的地铁没有像往常一样靠站，却迷失在地底，载着乘客通往未知的世界；人类已完全在地底生活，而老鼠似乎正在成为人类生存下去的引路人……韩松的近作《地铁》被喻为“技术时代的聊斋志异，电子囚笼中的卡夫卡”，这一点不仅在于气氛的诡异，还在于韩松刻意而为的文字铺陈。

　　“我喜欢铺张，甚至刻意采用有点炫耀、艳丽、怪异的文字，反反复复，很多人看了很烦。”韩松说，“我觉得这与地铁的感觉一致，现代社会就是这样的。坐在地铁里，即使是在地下，到处都是闪亮的东西，广告、灯光、明星人像……花花绿绿扑面而来，你根本无法逃避。一股脑儿压过来，神经整个要爆炸，我不知道如何表达，于是全部塞到了文字里。”

　　地铁以一个城市现代化的象征融入人们的生活，在韩松的小说里，却借助地铁表达人的种种窘迫、悲观、焦灼与绝望，只是这些统统都变得浮华艳丽。在他所构建的文字迷宫里，现实就是无法到站的地铁。“我很早就感觉到地铁特别能够代表现在城市化的进程，一个车厢就是一个浮世绘，汇聚了一个很长的链条，乞丐穿行，民工扛着大包，白领衣冠楚楚，中国现实的一个特别典型的映射，冲击感也很强。”

　　每一次科幻兴起的热潮都跟社会变革的关节点特别相关

　　记者：中国的科幻之路为何走得这么艰难？

　　韩松：很奇怪，中国每一次科幻兴起的热潮都跟中国社会变革的关节点特别相关。第一次是在清末民初，20世纪初，鲁迅、梁启超等人把科幻介绍进来，他们觉得科幻能够促进中国人思想的变化，对中国现代化有用，后来被战争打断了。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兴起了大量的科幻小说，但“文革”来了又没了。1978年以后，一直到1982年，出现大量的杂志、征文，带来了新的科幻热潮。1983年全国的科幻杂志在一声禁令下几乎匿迹，当时科幻被视为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唯一在四川保留了一本杂志《科幻世界》，中国科幻能有今天就是靠这本杂志，这个事情想起来都很科幻。以前写科幻的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不写了，比如叶永烈，掉头去写传记文学，说“伤了心”再不写科幻了。

　　记者：中国科幻小说的前景如何？

　　韩松：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空间，很多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都会伴随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但是中国还没有把这一步走完。

　　记者：在2012年“世界末日”，您如何应对？

　　韩松：在世界末日，我会想我要把最想写的东西赶紧写下来。“世界末日”是一个西方的概念，西方的科幻小说常常描写世界末日。在中国“世界末日”这个概念不是很强，在历史上即使出现了很大的灾难，也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世界不会毁灭。中国的传说总体来说是向上的。现在中国人喜欢谈世界末日，一个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个是与生活上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有关系。

　　像艾萨克·阿西莫夫一样，

　　害怕坐飞机，睡觉都要开着灯

　　（很多写科幻的人害怕坐飞机，包括美国著名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我出行一般选择坐火车，但有时也要硬着头皮去坐飞机，比如参加一年一度的科幻大会。对我来说，飞机是无法想象的一种怪物。那么多人被安全带绑得死死的，一致向前地坐着，只隔着一层薄薄的铁皮，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我经常会想象，今后会设计一种透明的飞机，应该会有人乐意去体验。

　　人在知道信息多的时候，

　　才知道什么是可怕的东西

　　你知道的信息越多，人就越孤独。人在知道信息少的时候，往往什么都敢说，知道信息多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可怕的东西。信息把人分割成不同的世界，像在档案馆的人看到的世界，跟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这种分割本身就是科幻的来源。信息不一定产生思想，但是它会决定你的处境。很多权力就是来自于信息。

　　每天搭乘地铁上班，

　　“人是会变异的”

　　在一个速度越来越快，但又是把人封闭起来的地方，虽然大家都挨得特别近，但彼此不会沟通。我有这样的感觉：在这种非常挤压的状况下，持续的时间长了，人是会变异的。你在一个被强加过来的工具里面旅行，在里面很委屈、别扭，又不得不坐它。通过它，走到自己的终点站，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危险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