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了中国现在的政治环境决定了中国“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思想家”的问题。本人对中国的政界并不是很关心，但本人对中国的思想环境很关心。据本人的认识，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最根本的原因不在政治而在思想，是因为中国古代缺乏古希腊的科学理性思维所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主要体现在，西方成功的从农业文明阶段步入到了工业文明阶段，而工业文明具有远远超过农业文明的生产力，所以创造了极高的物质产品。而工业文明的前身是手工业，对于手工业来说，中国古代是远远超过西方的，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文明中最发达的，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就是最好的见证。中国从来就不缺手工业，那么手工业发达的中国为什么没能将手工业发展成为工业和创造出相应的工业文明呢？反而是手工业远远落后于中国的西方将手工业发展成了工业和工业文明，并在近代将中国、印度等在农业文明阶段领先于西方的国家、地区或文明远远抛在了后面呢？
　　这是因为手工业并不会自发的发展为工业，手工业要发展成为工业必须借助于人类的科学理性思维。手工业依赖的是人类经验的积累，而非科学理性思维。手工业只需要人们对大自然只要知道“其所然”就可以了，而不需要人类对大自然知“其所以然”。工业则不同，工业不仅需要人类对大自然知“其所然”，同样也需要人类对大自然知“其所以然”。科学理性思维就是一种人类对大自然知“其所以然”的思维。这一思维是古希腊人独创的，是其他所有古代文明国家、非文明国家都不具有的。这才是西方人能在近代发展出工业和工业文明，而其他文明国家、甚至手工业比西方发达的国家和文明都没有这种可能的根本原因。
　　当然也有人会不同意我上面的观点，他们认为近代西方之所以能发展出工业文明来，是因为西方人综合了许多文明中的优秀成果，比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人创立的被误称的阿拉伯数字。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种综合，西方人是不可能发展出工业文明的。他们继而认为，近现代的工业文明并不是那一个文明的成果，而是这几大文明融合的成果。这种观点固然有一定道理，并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当然也非常希望咱们的文明对人类创造工业文明也能起到决定作用。然而理性和知识告诉我事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人创立的阿拉伯数字固然对人类发展出工业文明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些因素决非是决定性因素，而只是促进性因素，古希腊人的科学理性思维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一个比喻，我们把古希腊的科学理性思维比作知道 “要拿高处物品，可以通过垫凳子、架梯子等途径”的思维，而将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人创立的阿拉伯数字比作凳子、梯子等。真正对拿高处物品起决定作用的是具有“要拿高处物品，可以通过垫凳子、架梯子等途径”的思维，凳子、梯子只起到帮助作用而非决定作用。如果没有凳子、梯子我们可以用别的东西作替补，虽然这样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或增加一些难度。
　　思维是很重要的，其他文明之所以不可能自发的发展出工业文明正是因为他们缺乏通向工业文明的思维，就象动物不知道“可以通过垫凳子、架梯子等途径拿高处物品”一样。西方人之所以能自发的发展出工业文明，正是因为他们具有通向工业文明的正确思维。
　　当然有人可能指责我上面的观点是“思维决定论”、是“唯心主义”，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唯物主义”相对立。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复杂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人类能发展出工业文明和古希腊人具有科学理性这种正确的思维息息相关，而古希腊人能产生科学理性思维又与他们先辈所生活的环境决定的经济基础息息相关。如果将这种观点上升到整个人类也是这样，人类之所以能创造文明在于人类和动物不同，人类具有认识大自然的思维和能力，而动物不具有这种思维和能力。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之所以具有这种思维和能力，是自然环境决定的经济基础长期选择的结果。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思想和思维对人类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也是这样。特别是中国现今的国情更是这样，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及中国文明的演变问题。在这种环境下，是最需要思想、思想家的时期。中国如果想真正复兴，就必须产生一大批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老子等大思想家。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根本就不缺乏大政治家，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将是名垂千古的大政治家。中国所缺乏的是大思想家，中国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复兴，是因为象孔子、老子之类的大思想家还未产生。因此，一个宽松的、允许自由思考问题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自由度，比毛泽东时期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只是这种进步对于产生大思想家来说还不够。因此，我们盼望着中国未来的思想环境能够变得更自由，从而能够孕育出真正的大思想家出来。这样我国必然会再迎来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