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是一个国家的海洋权利（Sea Right）、海洋利益（Sea Interests）和海上力量（Sea Power）三位一体的复合体系。

——张文木

学问成就于严肃历史责任感之中。

——张文木

偶然好感生发兴趣，兴趣持续生发习惯，习惯积淀生发本能。

——张文木

国际政治，多是胜利者的政治；国际格局，多是胜利者对国际资源的分割格局。

——张文木

有人为工作而上升，有人为上升而工作。结果相似，境界却判若云泥。

——张文木

帮忙，帮不好就帮出了仇人。因此，帮助，乃至国家援助，是一门艺术。

——张文木

规定即肯定，有限性是力量之源。

——张文木

选择即放弃。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艺术就是一种放弃的学问。

——张文木

百分之百努力后的结果，便是命运。

——张文木

参天大树生长于荒野，旷世英杰诞生于边缘。

——张文木

以读书为基础，以写作为主导，用写作带动读书和思考，而不是相反，是研究能力提高的秘密。读书如无写作拉动，其结果是愈读包袱愈重，愈不敢下笔。其结果是“慎重”一生，一生无能。

——张文木

写作，是学术研究中最能动的因素。

——张文木

批判，是对对象的规定；保守，则是自我规定。二者都是肯定事物的方式。

——张文木

青年喜欢从事物内部读康德思想，认识到“二律背反”是世界存在样式，知道彼岸世界是可以批判的。但青年时的批判往往是无限的，因而是幼稚的；老来知道从事物外部理解康德的世界，知道事物的存在是有限的，有限性产生于事物的相互规定之中，自我约束才是人的力量的源泉。消灭有限性——不管这是个人还是国家行为——的同时也消灭了自己。完成了从批判别人到批判自己的循环后，人生也就进入不惑和天命之期。

——张文木

军舰乃国家之神。要么远航战斗，要么沉到海底，除此军舰不应该再有其他命运。

——张文木

铁路是一国经济的血脉，其布局和走向反映一国的利润去向。昔日拉美，铁路纵向扇状向港口集中，而非网状在国内市场中穿行。这反映其国民利润靠海外需求而非国民自主需求拉动，因而它是一种向外供血型的依附型经济结构。

——张文木

时下国际政治文章中使用频率日见增多的词是“软”字：“软挤压”、“软外交”、“软实力”、“软权力”、“软战略”，软并没有错，但太多了就会让人心里冰冷，骨头发软。

——张文木

批评乃至指责，尤其是当面批评指责，不管其中有多少恶意成分，多出于真心；而赞扬，尤其是当面赞扬，不管好意与否，则一定有相当的水分。

——张文木

去掉了虚荣心，人生就轻松了一半；而失去上进心，人就老了一半。

——张文木

人生有许多时候不求反而上进；求之反而不得。

——张文木

学者研究天理，政治家则关注人欲。前者通过天理改变人欲，而后者则通过人欲实现天理。

——张文木

大会造势，小会办事。

——张文木

人之交流，目的不应在于让人佩服，而在于让人接受。

——张文木

坏运来了想想底线，便知坏不到那去。这样使人不至过于沮丧；好运来前想想极线，便知也好不到那去。这样使人不至忘乎所以。过于沮丧与过于得意，才是人生厄运的前奏。

——张文木

东西方的方法论差别于简繁二字。东方人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而西方人则是用最复杂的方法解决最简单问题。这正如东方人饮食丰富，但就餐仅用一双竹筷，西方人饮食简单，但就餐却要用一堆铁叉；东方人治大病往往只用简单号脉和一方草药，西方人治小病却要动用一大堆机器。

——张文木

历史从不支持那种仅凭善意就能迎来盛世的观点。

——张文木

权力是纵向的，权利是横向的。

——张文木

年轻时做学问主要靠猜想与反驳，喜欢提出诸如“上帝死了”之类的命题从原逻辑上根本打倒对方，但因缺乏支撑其命题的逻辑和经验，其猜想和反驳往往异化为“大胆”。

中年时做学问多依据逻辑，所用逻辑体系如此严密和精致以致可用数学表达，有的还可成为美学范本。但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这些“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方法”的逻辑，却往往束手无策。而偶然性恰恰是牵动历史变革的先锋。

老年人做学问则更多地依据经验，而不单单是猜想反驳和逻辑思辨。经验使人的思维在把握历史偶然性方面留有充分的余地并更有弹性。

经验介入学问是学问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的大胆和逻辑的严密。毛泽东同志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首先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这是在强调经验在学问中的重要性。古代史里的中国赵括、马谡，现代史中苏联盖达尔等，败不在于思辨不大胆，也不在于逻辑不严谨，而在于经验极不成熟。

总体而论，猜想为主导、逻辑为支撑，经验为基础，是人类思维把握那出神入化的历史运动的关键。

——张文木

研究所运作的要义不在举办各式大型国际性会议，而在生于研究所的原创能力及其产品。一堆原创性产品，远比一打会议日程更具活力。前者公司都可包办，而后者则只能由特定的人做。与办会不同，原创性研究无人可替，原创性产品更是无法复制。

——张文木

银行的实力在于储备金的多少，研究所的潜力在于原创能力的大小。

——张文木

体育舒身，读书舒心。

——张文木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休息”或“运动”，而只有身体和心理的平衡。平衡是健康的关键，也是养生的关键。中医上说，动和静都是一种能量支出的方式，睡觉也是一种能量支出：常静者，动为休息；常动者，则静为休息；户内多者，户外为休息，户外多者，户内为休息；多睡者，醒为休息，多醒者，睡为休息。总之，休息只是一种调节平衡的形式。

生命最好的方式是平衡而不是“丰富的活动”与“多彩的生活”，而实现平衡的最好方法就是简单地生活。简单最易于平衡。少则得，多则惑。生活简单些，生命就健康些。添一好事，如果会增加更多的烦人事，那么，对它的追求，就不是明智的求福之道。休息是一种身体平衡，幸福则是一种心理平衡。

——张文木

一部《史记》告诉我们：好学问不是靠年龄熬出来的，好名声也不是靠电视包装出来的，它更多地是在盘根错节的世俗重压下生长起来的。

——张文木

如果说，公元800年几乎将欧洲统为一体的查理大帝，其对欧洲的贡献可比作中国的“秦始皇”，那么其断送欧洲未来的三个孙子的罪过则不会轻于中国的“汪精卫”。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签订的条约，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使岛国日本不可能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以及日本历次要肢解中国的企图中得到反证。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对此，我们中国人应感到幸运。

——张文木

现代印度的南亚主体性大陆版块是不幸为英国百年占领的后果。历史上印度的古“长城”多建在国内，这样的国中之“国”可数百计，被圈出的地盘没有中国一个县城大。而中国唯一的一道长城是在国家北疆延伸。如果可以说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使欧洲在成长之初其就得了“粉碎性跟骨骨折”，那么，同期的印度则一直是带着“粉碎性盆骨骨折”蹒跚爬行。比较欧洲和印度，中国数千年版图只有边疆盈缩而最终没有出现内部器质性裂变。与近代印度不同，近代中国受到的只是外伤，外伤不雅观但不伤根本。这是中国的又一幸运。

——张文木

大国关系的紧张程度与世界资源的稀缺程度为正比。

——张文木

用中医调理中国，用中医调理世界，用中医迎接世界新文明。

——张文木

关系网，既系住了别人也网住了自己。

——张文木

国家如果不能驾驭资本，资本就会反转过来驾驭国家和人民。

——张文木

人最怕的是用写诗的心办事，而用办事的心写诗。

——张文木

西医的糟糕之处，在于它用复杂对付简单即用增加更多问题的方法解决一个即使是很简单的问题。

——张文木

人生至少要干一件漂亮的事。学问也罢，经商也罢，从政也罢，艺术也罢，做工也罢，非经炼狱式的考验则不能成就；没有勇气向生理和心理极限挑战的人，绝难有非凡的事业：文人如司马迁，他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史记》，而史记则使他永恒；军人如黄继光，一个人若有了像黄继光用身体堵敌人枪眼这样一种忘我气势，那在你的人生大路上，几乎就没有什么人与你竞争了。

——张文木

戈尔巴乔夫西医式改革与邓小平极富弹性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不同：他大刀阔斧，从大手术入手，直切苏联政治“心脏”。苏联本来只是一个“病人”，却到最后硬是被戈尔巴乔夫放在“手术台”上治成了被肢解的“死人”。

——张文木

科学最具鲜明个性，而失去个性也就失去了科学。

——张文木

同为“邪恶轴心”，萨达姆自废武功，自觉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为国际法可以帮助弱小民族，结果自己却被送进“特别法庭”；金正日说干就干，进行了核试爆，美国却立即表态无意军事打击朝鲜，结果朝鲜又被邀参加了半岛N轮会谈。

——张文木

航母不是一般的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其次，航空母舰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社会运动。没有航母，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没有航母，我们就不能对影响我国海外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实行制止；最后，没有航母，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从而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崛起。

——张文木

外空信息技术、空中预警技术、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这三大不可分割并有机联系的技术链环是未来中国国防现代化必须攻克的关键。未来的中国的海权不应当只是海军的事，它实际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它应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两大技术链拉动和引导下，集陆海空导弹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结构。

——张文木

俾斯麦外交思想的精华在于：在主权问题上不惧挑战，敢于果断使用武力；而在国际问题上是准确把握大国间的利益边际；在大国竞争中决不透支国力。俾斯麦外交的重要经验在于：国力只能用于国家可承受的并且是对国家有重要利益的地方。

——张文木

不管大国争霸的历史条件多么不同，争霸战略如何诡谲多变，但它们对弈的地缘政治“棋谱”大体是不变的。通过读史可以发现，这个“棋谱”所反映的大体说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一个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与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如果把英美这样的海洋国家比作“矛”，那么其争霸路径基本上就是：遏制两翼，围堵中亚，死保印度洋。如果把法国、德国、俄国这样的内陆国家比作“盾”，那么，其争霸路径则与海洋国家正奇相合，即两翼突破，决战中亚，拿下印度洋。不同的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战争手段不同，大国争霸“棋谱”中的“两翼”的概念也有差异；相同的是不管历史条件和争霸手段多么不同，双方争夺印度洋，尤其是争夺印度洋北岸的目标却是相同的。

——张文木

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外部原因是军事失败，就在辽沈战场连连败北的情况下，而在国统区实行的大力度银行改革则是从内部击毁蒋政权的关键力量。蒋介石垮台前夕，江北共产党军队的攻势和江南的通货膨胀都已不可遏制，而此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还在敦促蒋介石必须实行“最彻底的改革”。无独有偶。就在中国政府大力扭转严重的社会分化现实的当口，2006年12月美国财长保尔森率团访华前夕也在“要求中国加快市场开放步伐”。二者比较，司徒雷登的建议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而保尔森的“要求”则会从内部加剧中国社会分化并为在东海可能出现的外部危机作好铺垫。

——张文木

国家的生命期与所谓“民主制度”并非产生必然联系。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张伯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斯大林在希特勒面前反应都迟缓并都受到重创；美国政府也是在国会的压迫下走上朝鲜和越南战场的，终于导致国家衰落。而尼克松与中国改善关系，拯救美国于战争泥潭，还是在国会不知情的情况下实现的。可以说没有尼克松的“秘密”外交，就没有美国后来战胜苏联的历史。

国家的生命期与国家文化有着不可分的联系。与我们保持身体健康的道理一样，只有承认物质的多样性、世界的多元性，知道节制国力的国家，才能较久地维持国力。

——张文木

国际博弈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原则；用国际政治专业术语说，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发生冲突。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可以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开始只是为了自卫，先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后又与南方迦太基人发生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罗马帝国整个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辉煌的胜利，继而于19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正在得意之际挥师直奔俄国，其后又是三年便遭到失败；同期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与中国和苏联作对，结果时间是长了些，但也是败得没有面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作对，结果苏联很快败阵并于戈尔巴乔夫时期解体。现在小布什更是点名向七个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叫板，如果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老虎吃天，只能是耗尽虎力后一无所获。

——张文木

海战必须是攻势的，因为海上没有退路。

——张文木

朝战和越战中，美国打仗为了老大的“面子”，中国参战则是为了自卫的“里子”。保面子使美国的战争目标失去了底线，保里子则使中国目标始终不出三八线。此间，美国领导人犯了与后来苏联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同样的扮演世界“超女”的错误：风头出尽后便是洋相十足。

——张文木

适合思想性人才的成长环境，不是“重用”，而是冷落。

——张文木

日本的麻烦是不能按身量衣，本来是小脑袋，可明治天皇却给日本订做了根本顶不起的大帽子，硬要做世界大国。从此日本就没过过好日子。所谓“明治大帝之遗策”成了大和民族的精神负担，而日本也由此成了亚洲人民的精神负担。

——张文木

一个民族不能失去原始的力量，失去原始力量就会被人欺负。艺术也是这样。你看汉代的艺术，一块巨石，简单几个线条，浑然一体，大气磅礴，象征那个时代向上的劲头。看看清朝是什么艺术，龙的睫毛都刻出来了，艺术到此，也就死亡了。艺术永远要有大气、要有血气，要有腥气，要有原始野气。你看魏晋南北朝王羲之的字，字体里面透露着中华民族从北到南大迁移中的那种张势。宋、明、清末期多秀才，诗词多婉约，弄那些不着边的东西，结果国家就被打败了。有几个武人，像岳飞、辛弃疾这样的人，也是无力回天。辛弃疾是军人，不幸却成了词人；严复是中国的海军事业的先驱，从英国海军学院回来要振兴中国海军，不幸却成了翻译家。好好一个军人打不了仗，逼得人家去填词，去翻译，尽管词风蒙迈，文字也“信、达、雅”，但比较一下太平洋对面同期的美国及其与严复同时代的海权理论的创始人马汉，真让人扼腕唏嘘。

——张文木

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事实并不是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份美国舰队就将台湾封锁了。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就再也别想拿回台湾。事实也是这样，中国当时如果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斯大林“利用”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知道，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极不情愿地表示应当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了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的不仅是美国人，也驱逐了苏联人。结果1953年初，苏联将大连、旅顺及中东铁路不折不扣地无偿归还中国。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是一种说不出的楚痛：一场战争下来，在苏联的支援下中国军队由弱变强，还组建了强大的空军，还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而斯大林则刚获得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最便捷的不冻港。

中国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及时在三八线停火。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会对苏联会形成严重依赖，并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果真如此，那才叫“为斯大林所利用”。1953年7月中美停战，同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和大连旅顺，3月1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而在中国——如果再联想起1945年斯大林曾将东北留给中共却没有由此换到毛泽东不过长江的“回报”的难堪经验——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张文木

有位美国人说过，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历史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

——张文木

与同期的美苏领袖比，毛泽东一生稳蹲“马步”，善亮短剑，剑锋所向，攻其不备。即使长期出境作战，也兵不出周边，而不是像杜鲁门和赫鲁晓夫那样劳师征远。这使战争在时间上的长期劣势得到战场空间的近位优势弥补。这些军事艺术终使新中国冲出先是美国后是苏联的围追堵截，其过程似是“四渡赤水”的重演。

——张文木

现实的国家运动跟人的理论思维活动不一样。理论研究能收放自如，可国家，特别是大国，尤其像中国这样大国的现实运动则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启动已极不易，收住则更难。中国犹如巨型列车，启动不能不猛，不猛则不能达到效果；但由于国家太大，刹车又不能太快，快了就容易翻车。比如“文革”，来势很猛，原计划只有几年，结果还是拖了十多年，就那还刹不住车，副作用很大。可见，为政者比学者更需要时间。

——张文木

我们的教育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才带动国家的发展，带来国家的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而国家财富的占有水平是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的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么多穷国打败富国的先例，也不能解释大宋、大明何以亡于北方少数落后民族之手。所以，世界上财富的本质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建立记帐即分配规则的结果。分配规则决定财富流向。我们中国现在的外贸顺差非常大，但赚钱非常少，是因为在人家的记帐规则下越干越糟糕，越干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的“国际接轨”，就与接“鬼”无异。而要改变规则，就得作好动粗的的准备。

英美国家友谊规则是：好朋友，明算账。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谈出兵打日本，就像是商人谈生意。斯大林说你要我出兵可以，你得给我点什么。罗斯福答应了苏联战后拥有千岛群岛的主权、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权、中国大连旅顺的驻兵权等等条件，斯大林就出兵了。斯大林打完德国，就开火车把德国的矿产、机器全部拉回去，根本不讲“之乎者也”。太平洋战争中，罗斯福帮英国时也从丘吉尔口袋里掏出太平洋上的十几个岛屿，租期与香港一样也是99年。英美国家办事一点也不含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见兔子不撒鹰。

——张文木

远战当速，近战可久。其正反案例前如1962年的中印之战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后如1950年的朝鲜战争和1840年的鸦片战争。

——张文木

人生有许多期盼的事情，是在不太需要时来临。

——张文木

战略设计要义在于战略目标和国家战略能力相匹配。美国所有的失败，不管是杜鲁门还是肯尼迪，他们的失误都可归结于战略目标大于国家承受能力。20世纪50年代那位赫赫有名的战略问题专家凯南为他的国家设计出的“遏制战略”，是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任务；不仅这样，当时美国背后还有麦卡锡用“反共”的鞭子赶着美国往凯南吆喝的战车跳——这辆战车昨天叫“反共”，今天在小布什这叫“反恐”，其共性几乎是要以全世界为敌，结果给美国带来的几十年的灾难。当美国人碰得头破血流又不好意思后退时，美国出现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是对麦卡锡主义和凯南战略的“拨乱反正”，是美国人真智慧的表现。

——张文木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而德薄，则气量狭促；德厚而不自强，则易愚俗。二者不可偏废。合二为一方为君子之道。

——老子

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

——《印度起义》  马克思

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

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这个民族灾难太深重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历朝历代的去看，人民的生活都十分艰难。到近代以后又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这个民族在艰难困苦中之所以不散、不垮、不倒，就是它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还有一点，也就是它不断的进行自我改革和维新。

——温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