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那些能不停反省自己问题的人，总会比较成功。而那些放下自己的问题不管、总是靠用放大镜看别人问题而获得自信的人，则最终会成为失败者。

——《中国人在美国的未》  薛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崇高的精神追求。

——温家宝

国家的灾难，个人的灾难，都只是一种试验，除非灾难的结果压倒了你的意志与勇敢，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因为你再没有翻身的希望。

——泰戈尔（印度）

值得尊敬的并非是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的人，而是那个每一次失败以后都能够东山再起的人。

———尼克松（美国）

不要只因一次失败，就放弃你原来决心想达到的目的。

——莎士比亚（英国）

据我的粗浅了解，西方的哲学是层层推进的，目前大众化的哲学观点大多出自近几百年的哲学家之手。但中国人谈到自己的哲学时，往往是一铲子下去，就挖到了孔子老子那里。

层层推进有助于挖到问题的本质属性，但也更有可能在辛苦挖完了后才发现这只能被证伪。复杂的形势下不利于细致、深入探讨问题，得以女子和中国人偏好的整体性思维来研究。

层层推荐就是典型的分科研究的科学思维，细致、深入，但中国形势复杂多变(是多个不同血统、种族不断碰撞、融合而成，无法深究的，一深究则偏颇，我以前一年就有四个月全国满地跑，很有体会，华夏差别太大啦。)，须以女子和中国人擅长的整体性思维来探讨 ，所以就一铲子挖到孔子、老子那里了。

这样的好处是有效遏制了战乱，充分保证了华夏文明完整延续至今，这可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缺点就是障碍了科学的发展。

——ljry8044

认识国力的存量并不难；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真功夫。这与认识皮筋本身长短并不难，而认识皮筋可以伸展的长短及其拉长承受时间则需真功夫的道理一样。

——张文木

历史反复表明，大规模财富的国际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

——张文木

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如无经验介入，则苍白无力。如此推论，教育若不与生产劳动的经验相结合，则事倍功半。

——张文木

学界现在空谈风盛，说大话。简单的事，他给你讲得玄而又玄，什么国际政治要“站得高一点”，要“超越主权”。那是科索沃的导弹没有打到他家。如果他女儿是邵云环，他就不“超越”了。“超越”这个东西，一见血，就不灵了。现在有的国际政治课还一定要以“数学模型”显水平，瞎忽悠。兵不厌诈，数学怎么能解决政治学中“诈”，即“披着羊皮的狼”的问题。求真当然重要，证伪则更难，而在国际政治学中面临最多的恐怕是证伪问题。

——张文木

军事学最接近真理，最接近真哲学，因为战场上没有“三种可能性”，也没有“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可能，战场上的军人只有一种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正确者生，错者亡。掉脑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乱想。

——张文木

泡沫性荣誉越多，事物就离本质越远，并终为这些“荣誉”所摧毁。“文革”后期，“荣誉”泛到一般普通家庭都贴有一墙的奖状，至此，“文革”时代创造的荣誉就开始为人淡漠，而在其中得到荣誉较少的知识分子则由“臭老九”变为香“老大”。三十年后的今天，“专家”“大师”称谓满天飞，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荣誉证书可用麻袋装，至此学者的名声就开始走下坡路。

——张文木

“损有余而补不足”似乎是上帝对人类的照顾。离大海最远的俄罗斯得到了世界最大的陆地版图的补偿。俄罗斯民族的悲剧在于它拥有巨大的黑土地的同时又在作着蓝海的梦。

——张文木

奥巴马对外政策是硬性收缩软性进攻，如尼克松。当年尼克松主义的进攻的目标是苏联，后来苏联出了戈尔巴乔夫和苏联解体。今天奥巴马的目标则是中国。当然手法是软性的，但也是致命的。

——张文木

国事如家事，若要求事事透明——如没有其他目的——是政治幼稚的表现。有些事情可以而且必须透明，但还有更多的事情，一透明就再没有回旋余地了，这样反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两口子吵架，一定要将家里伤心事放在大庭广众中“晒晒”，那么家人的感情肯定就被“晒”完了；底部尽是烂泥的西湖要是放在阳光下“晒晒”，那杭州就没有人去了；人体要是透明了，那么气管以下的体内腑脏就不能保留，这样选美大赛就搞不下去了；尼克松与中国结盟的想法如先放到国会“在阳光下运作”，那中美关系可能现在还在冷战之中；与玫瑰花三天两头要连根拔起在阳光下晒晒的结果一样，戈尔巴乔夫搞政治“公开化”，将党内矛盾和历史上的问题全拿出来“晒晒”，结果苏联瞬间解体。家事也如人事。许多很有成就的人——比如卢梭——在青年时也做过一些不恰当的事，但他后来在自己成长过程中认识、忏悔并自我改正了这些错误。如果这些事在当时也被拿出来“晒晒”，这个人很可能就被毁了。而毁掉卢梭这样的思想家，那才是人类的悲哀。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反腐败口号排山倒海，反腐标准越提越高，以致最后都将发动并一直站在这场革命最前沿的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并继而推出波拿巴·拿破仑皇帝来为这场革命收尾。历史上最激进革命以如此保守的方式的结束，这真是历史讽刺。

——张文木

最好看却又是最糟糕的吏治是将政治家治成牧师，将牧师治成政治家。而牧师型政治家——比如李宗仁、尼赫鲁、卡特、戈尔巴乔夫等——只能做秀而不能做事。

——张文木

“反腐”如化疗，要保持红白细胞平衡，要讲政治效果。明朝崇祯时期的“反腐”政策是很严厉的，“化疗”过度，导致政治力量失衡，结果自不必多言。

——张文木

培植对手民族中最无力的思想是征服这个民族的有效手段。

——张文木

两个人的悔罪与空谈误国的教训。

当年满口“公开透明”和代表“改革运动”力量的李宗仁，后来知道了说大话易而落实大话却是何等之难；不仅如此，空话有时还会给民族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他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曾悔罪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读了这段文字，使人联想起中共党内的满嘴大话空话而又无力落实的左右人物如陈独秀、王明、赵紫阳等，及苏共党内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等。好在中共方面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而苏共方面则无力纠正他们的错误终至苏联解体。曾参与解体苏联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的叶利钦在世纪末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心情也向俄罗斯人民发出了与上述李宗仁同样的忏悔。他说：

我要求你们的原谅。原谅我们分享的许多梦想没实现这个事实。原谅本对我们似乎简单的事情，结果却困难得使人痛苦这一事实。对于那些相信我们以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人，我要求他们原谅我不为他们的一些希望而辩护。我自己相信过这点，即举手之劳就可以克服任何事。结果发现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问题看来非常复杂。我们是在错误和失败中强行前进，很多人在这困难时期遭受到冲击。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以前从未说过这是件容易的事。今天重要的是把如下的话告诉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痛苦都引起我内心的痛苦。多少无眠的夜晚，担心地忧虑着，到底需要怎么做，才能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我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现在我要离开了。我已经尽我所能，不仅是我健康的所能，而是在所有难题的基础上尽了我的所能。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若再联想到大宋和大明王朝覆亡的教训，我们便知道实事求是，力戒空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张文木

绝对正义需要绝对资源支撑。要造出“比太阳还要光辉”的正义，需要比太阳还要多的资源。法国大革命初始时的法国人要的就是那“比太阳还要光辉”的绝对正义，其结果却是在千百万人头落地过后，法国人又推出了波拿巴·拿波仑来收场。

——张文木

19世纪中叶的德国学者（比如李斯特等）及政治家（比如俾斯麦等）正确地汲取了刚刚经历过的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崩溃（1789～1815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能够一步到位地选择了稳健路线，并将铁血人物俾斯麦推上领导地位，而不是像19世纪初的法国人和21世纪初的俄国人那样经过世纪末的大劫难后才意识到拿破仑和普京的价值。俾斯麦使德国避免了国家转型过程中很难避免的国家震荡及其修复震荡后遗症所空耗的宝贵时间。对于法、德、俄这几段历史的经验，实在值得今天中国人予以注意。

——张文木

国家稳健前进的条件是要有熟悉历史，更要熟悉历史政治及其本质的领袖人物，而不是拿破仑三世及戈尔巴乔夫式的“满嘴跑火车”的作秀人物。基辛格谈到拿破仑三世的外交失败时总结说：

政治家的责任在于解决问题而非思考问题。对缺乏决断力的领导者而言，审慎便成了拖延决定的托辞。拿破仑三世自认为坐而言才算明智，便听任普奥决定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的前途。在欧洲其他国家袖手旁观的情况下，切断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的关系并合力加以占领，这在梅特涅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法国最恐惧的梦魇，也是拿破仑三世逃避了十年的德国的统一，终于就要来临（《大外交》93页）。

拿破仑（三世）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如同现代政治领袖行事风格，成功与否就靠电视晚间新闻的反应来衡量。拿破仑（三世）也像现代的政客一样，让自己成为纯战术、只注重短期目标和立即成效手段的囚徒，只想以施压的方式来加深群众印象。在这种过程中，拿破仑（三世）把外交政策和巫师念咒行为搞混了。事情到了最终，决定一个领袖人物是否有不同作为的，是事实，而不是宣传（《大外交》115页）。

关于俾斯麦及其与同时代的拿破仑三世的差异，基辛格说：

俾斯麦对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信心十足。他对基本的现实及普鲁士的机会何在，分析得十分透彻。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但他的失策之处在于，他把德国社会建构成务必每一代都要出一位能人，才能继续他所留下的传统。

拿破仑三世的可悲之处是他眼高手低；俾斯麦的遗憾则是他的能力超出社会可接受的程度。拿破仑三世留给法国的是策略上的、动弹不得；俾斯麦留给德国的则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大外交》116页）。

——张文木

在中国文化中，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贫”非不富，分财是也，“富”，家有一口田，不分财也。总之，中国人的观念永是整体大于局部，“一”总是高于“二”，统一总是高于分裂；这与西方“微积分”式的思维正好相对反。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明末思想家李贽（1527～1602）因坚持“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 观点，被迫长期流浪并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 的罪名被捕入狱而自杀。而比李贽晚一个多世纪提出“二律背反”定律 的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则一生不离乡土，在大学教书而善终。康德主张的“二律背反”在欧洲打倒了宗教权威并誉满全球，而中国李贽主张的“执一便是害道” 的观点则在中国为宗法权威所打倒且迄今冷遇。如果联想起与李贽同期生平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1548～1600）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结局，我们很难做出东西方社会“民主”与否的价值判断，因为不管什么社会制度它都有自己特定的“民主”范围。李贽与康德的人生悲喜剧产生的原因，大概是康德哲学比较适应将“分离”原则看作自由的绝对前提的欧洲人的文化特征，而李贽的观念则与中国文化中的统一高于分裂、整体高于局部的绝对原则格格不入。好在德国黑格尔在将康德强调事物对立方面的“二律背反”纳入了强调事物统一方面的“对立统一”范畴并由此凝聚了德国的力量，这为德国后来在俾斯麦的领导下从分裂的弱国转变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果说康德使德国人精神获得了自由，那么，黑格尔则使德国人获得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是康德和黑格尔先后共同完成的作品。黑格尔使德国成为在西方世界中观念最接近东方哲学整体性思维的国家：东方国家并不否认李贽、康德等强调的事物的对立性，而只是强调这种对立性隶属于事物的统一的原则。

——张文木

生活中的远见有时与人后退的距离成正比；学术中的预见程度与学者在历史纵深中所站的位置为正比。预见都是对历史的回顾，有大历史的人才能有大预见。所以李斯特说“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

——张文木

一种学术观点受到关注并不是基于宣传，更不是基于炒作，而是基于需要。只有能满足人民需要的学术，才能为人民所关注。

——张文木

长寿主要是一种精神状态。鲜见有心机重重的人能通过锻炼延年增寿。能长寿的人，即使是没有经过学校教育的山里人，也一定是个哲学家。

——张文木

好的军事方案是敌人越打越少，坏的军事方案是敌人越打越多，最差的军事方案是战事未开，就已八面树敌，四面楚歌。

——张文木

缺点只不过是优点的过度伸展，而缺点自身的极致表现有时也会转化成了优点。西方人形而上学思维缺点的极致表现便是近现代的技术革命和由此带来的工业文明——而完成这样的革命，单靠东方擅长于综合辩证的思维优点是不足以胜任的。但这种文明到今天的过度伸展又使其进入自我否定，从而需要东方文化矫正阶段。

——张文木

缺点只不过是优点的过度伸展，而缺点自身的极致表现有时也会转化成了优点。西方人形而上学思维缺点的极致表现便是近现代的技术革命和由此带来的工业文明——而完成这样的革命，单靠东方擅长于综合辩证的思维优点是不足以胜任的。但这种文明到今天的过度伸展又使其进入自我否定，从而需要东方文化矫正阶段。

——张文木

近年来，尽管中国海军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它远未获得深入蓝海单独作战的能力。这就是说，与美日海军相比，中国海军的中远程作战能力仍处在襁褓阶段。2010年7月底靠近中国东海岸的美国海军之所以不能使中国感受到1895年那样的灭顶般的海上压力，其重要原因是这时中国已具有成熟的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在存在，而不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快速且不成熟的发展。换言之，如果没有部署于中国大陆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大威慑力量，中国海军在东部近海的作战半径，乃至发展空间都会向大陆大幅收缩。中国海空军与美国的不同，当然也不能仿照美国导弹部队依托于海军发展而发展的模式。美国海军与空军已拥有独立和巨大的远程作战能力，而中国海军在其从近海向远海推进初始阶段却需要依赖本国陆基导弹提供的强大且具有覆盖性的火力网护送。这种近中程海上护送对于没有多少现代战争实践，尤其没有多少与海上强国较量经验的中国海军成长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导弹部队的护送下，中国海军就能够渡过从浅海到深海这段艰难阶段并能成长为具有远海独立作战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护送，今天中国海军在黄海同样会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面临那样的压力并遭遇海上“黄继光”的惨烈；继而，中国海军就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担负起连联“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历史使命。鉴于此，加强国家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不仅拥有巨大威慑力而且具有强大的独立战斗能力，并能为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的强大兵种，尤为必要。

——张文木

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但他们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张文木

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不能够赢得的。天要下雨，张伯伦和斯大林的差别在于，前者忙着躲雨，而后者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当雨停的时候，苏联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尤其是苏联当时要解决且是最紧迫的战略利益；而英国则将老本赔了个精光。

——张文木

逻辑思维差的人写文章的特点是，只摆“事实”，就是不讲道理。

——张文木

学者是一个国家的“定海针”，学者要是不甘寂寞为个人名利上窜下跳，那带来的结果就是国家的翻江倒海。

——张文木

当面赞扬必有水分，而当面批评定是干货。

——张文木

在大国博弈中明确承诺自己“永远不结盟”，这无异于战事未开先自掘坟墓。二战中，不与美苏英结盟，中国今天就不可能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新中国建国初不与苏联结盟，中国就可能在美蒋合击中倒下；改革开放之初，如果不与美国结盟，在北方苏联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中国至今可能还在“备战备荒”。

——张文木

在战略力量极限处发动攻势，尤其是发动连续攻势，是国家崩溃的开始。

历史许多国家战争多败在守不住，而不败在打不赢。因此，战略之难不仅在于打得赢，更在于守得住。取得战果需要勇敢，而守住战果则需要哲学。

——张文木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将美国抵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东北及辽东半岛的港口利益。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条约的前夕，苏联将从赤塔到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这条贯穿俄国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东铁路连同大连、旅顺港一并无偿移交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有效边界——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北方有效边界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移，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境内。朝鲜战争胜利给中国带来的意外成果，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对此，我们真要感谢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感谢他们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这一伟大贡献。

——张文木

历史上取得胜利而又失去胜利并为胜利而毁灭的例子，远比取得胜利并巩固胜利的案例要多。因此，最好的战略设计并不是仅仅包括能取得胜利的设计，而是包括能巩固并消化胜利成果的善后战略的设计。

——张文木

制定战略最忌讳的是大而无当：其目标如天女散花，什么都重要，什么都不能忽视；战略制定者眼中要么全是朋友，要么都是敌人，要么到处都是危险，要么到处都是鲜花；战略无时间空间限制，或战略适用时间过长（比如千年），空间过大（比如宇宙），对象过泛（比如人类、动物）。这样的战略一般都因过于空泛而不可实施。

——张文木

中国在历史上有好几次化险为夷。八国联军进来之后，中国差点被解体了，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给中国一个喘息的机会，结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升并接近统一中国；20世纪40年代，日本已将中国分裂成几个傀儡“国”，与此同时日本也出了个赳赳武夫东条英机，打了珍珠港，迫使日本两面作战，结果在中国和美国的夹击下，日本全面失败，台湾回归中国。1999年，李登辉起来弄“两国论”，结果台湾大地震，把李登辉震得锐气大挫。2001年小布什上来后又说中国是潜在的对手，结果来了个“9?11”。小布什见红布就冲，挥师直奔中东，并深陷伊拉克不能自拔。2008年4月，西方联合起来在西藏问题上刁难中国，在奥运期间又将中国股市砸到谷底，结果到年底整个西方世界发生自1929年以来最深刻的经济危机，其中，美国经济受伤最重。

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崛起是有天命的。

——张文木

学术与行政，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是一条路。轨迹不同，运行规则也不同。用学术的规则从政与用行政的规则治学，都是要碰壁的。

——张文木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历史上灭亡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有哲学而无刀子的，另一种则是有刀子而无哲学的。前者如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后者如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

——张文木

20世纪50～60年代以“反共”为目的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失败，继而21世纪头10年以“反恐”为目的的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均说明，美国没有独吞世界的能力，对美国最有益因而最具可持续的外交是与大国分享利益的外交。这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战略哲学的精髓。尽管美国在离东北亚最近的阿拉斯加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尽管从阿拉斯加解决出兵解决东北亚危机其条件并不亚于俄国，但两个罗斯福总统都面临过并回避了东北亚的挑战。前者将东北亚问题留给日本解决，后者则将出兵东北的活儿留给斯大林苏联。正是由于罗斯福的有限安排，美国与苏联分享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而尼克松之后，美国人再次忘记罗斯福的思想精髓，为欧洲担当起战略“清道夫”的任务，冲在前面打倒了苏联，结果事与愿违，美国不仅没有回收苏联雅尔塔遗产，反而在让欧洲在美国每次胜利后都唱衰美国并大获其利。苏联解体迄今凡20余年，美国便被“领导世界”的重任压垮并迅速衰落。当年紧随并怂恿美国冲到阿富汗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10年后看到了美国的颓势，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 。如果我们知道二战前的英国那段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包含着英国人对美国人的那刻骨铭心的仇恨。

——张文木

战略框架的设计属于战略哲学层面的工作。其基本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时间和空间，其次是确定战略对手。历史上从来没有脱离特定时空的战略对手。格物才能致知。格物，就是确定事物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致知，就是在这确定的时空中确定战略对手和战胜对手的原则。战略哲学研究的是战略对手向战略伙伴转化的边际。明智的战略是对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战事未开已是四面楚歌的战略。朋友和对手在不同的战略时空中总是不停转化的。从哲学意义上说，战略是将敌人打为朋友，从而将战争转化为和平的工作。

——张文木

19世纪末日本征服亚洲的计划启始于黄海，发动于东三省；当代中国崛起始于入朝作战的胜利，同样的道理，未来中国在东亚安全及战略地位的保障的根基亦在黄海及其所依托的中国东北大陆地区的国防力量。“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原，基也，前提也。从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看，中国东北大陆国防力量是保障黄海海上安全前提，中国黄海的战略力量又是保障台海和平统一的前提，而台海统一则是实现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整个东部制海权的关键前提。

——张文木

《资治通鉴》出现在北宋，是由于司马光感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并试图对其进行校正。尽管《资治通鉴》没有挽救大宋王朝，甚至也没有挽救大明王朝，但它挽救了中华民族。

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势崛起和大宋乃至大明王朝的倾亡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大刺激，这一剌激使原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南宋“普世价值”大师朱熹强力推出强调正心格物思想的《大学》，此后，《资治通鉴》以及《大学》中展现的重经验，轻先验和经世致用、杜绝空论的精神成了中国政治思维的主线。明末王阳明及随后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带兵打仗，主张“知行合一”，这种传统在后来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蒋介石以至毛泽东那里得到极大的张扬并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就。

五四时期的“主义”与“问题”的争论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都是宋明时期“器”“理”之争的继续，但结果却与宋明时期正好相反，问题意识而不是普世原则上成了学术研究的主线。强调问题意识，强调知识要经过经验的过滤，是《资治通鉴》贯穿始终的哲学精髓，也是中国——不仅是中国，英国崛起时有培根的试验哲学，美国崛起时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近现代国家迅速崛起精神原因。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讲实事求是，只讲“普世价值”的国家和民族是注定要灭亡的。

——张文木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了火，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朝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

——张文木

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但他们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张文木

做大学问，过小日子。

——张文木

没有亚里士多德就不会有亚历山大，没有卢梭就不会有拿破仑，没有康德和黑格尔就不会有俾斯麦。大思想总有行动利剑护随。

——张文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