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姚国华，知名学者。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长江商报：为什么会经历这样一个轮回？

姚国华：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其实也是靠从苏联引进工业化模式起家的，后来由于政治原因，与外部的联系减少，但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动员，强化了内部动力的孕育，一度形成自己强大的动能。但毕竟现代文明的基础是西方的一整套文化观念，我们与之隔绝，思想和组织就会僵化，创造力逐步退化。

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城市恢复了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密切联系，所以沿海首先发展起来了。于是，我们看到，武汉作为全国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从张之洞时代就有了很好的工业基础，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它都是全国性的中心城市，各方面都有新事物引领潮头，风光一点不亚于现在的深圳等沿海城市。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武汉的优势反而成了新潮流里的包袱，明显衰落下去。

我们通常认为，一个地方发展不快，就是这个地方观念思想不够解放、决策水平不足、民众习性不好等等。其实，全局性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战略选择了借国外先进技术带动国家发展，这就决定了沿海地区发展的优势地位，而内地原来发达的城市，甚至包括90年代以前的上海，在全国发展的棋盘上，更多地担负起政治稳定、人才后援、财政输血等方面的角色。这个时候，国家发展不是靠内生动力而是借助外力，武汉再大胆的变革，也要服从国家战略。武汉大学80年代还是全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但后来与武汉其他曾经闪亮的方面一样，黯然失色。

长江商报：这不是说武汉的风光是被沿海城市抢走的么？

姚国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沿海城市的外向型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资源、人才与利润的流失，尤其是主动权掌握在拥有现代文明的文化优势的国家手里。要扭转这一趋势，就必须重建国家的内部动力体系。只有这样的思路，才有真正的“中部崛起”。因此，武汉的命运，就看能不能重建它的文化中心地位，以自主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创造力，给整个国家注入创造性的动力，以替代对国外的依赖。应当说，今天的国家战略，已经有这方面的契机了，就看武汉能不能抓得住。

长江商报：这是不是回到过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老路呢？

姚国华：当然不是，但可以说是否定之否定。过分强调自我发展，切断与外部的交流与协作，是不能真正发展的。但单向与国际接轨，照抄照搬别人现成的发展模式，又会造成自主创造力的丧失和对外依赖。要学习和引进外面的东西，又要有自己的超越性与创造力，两者有矛盾，但缺一不可。创造性的过程，虽然成本大，耗时长，见效慢，但只有它才能引领新潮流，决定未来价值，占领金字塔的顶端。

武汉建设光谷，花重金引进人才，当然是需要的。但是，长期靠引进，怎么可能持续发展呢？武汉的高校资源、科研机构本来是很多的，全国排第三，只要我们内部创造一个让人才得以发展、脱颖而出的环境，何需依赖外面引进呢？

长江商报：一个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不是一日两日可以建立起来的？

姚国华：市场经济中，占主动地位的永远都是思想和理念。西方经济强大的背后不是经济本身，而是经济背后的文化观念。只有追求真正意义的而不是口号上的自主创新，才能使社会发展由外部驱动转化为内部驱动。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同样也是基于民众理性文化的共识。从这个角度讲，文化立国应成为我们的国家战略。

越是在文化层面上的交流，即使一开始是学习与模仿，也能更多地激发人的主动创造力和超越意识。因为创造力源于人的心灵，尤其现代文明不再以传统的经验操作为主，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维。因此，只有大学才能造成真正的现代特区。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家长制、老人制的社会，直到今天中国的大学还是老气横秋。一旦风气改变，动力很快就会爆发出来。所以，关键还在一个主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