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正在神奇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近年来，关于当代全球化的性质、动因及其经济、社会、政治效应的话题已被炒得沸沸扬扬，然而却鲜有关于全球化的文化后果、即它对道德基本价值的影响的深入论述。西方资深政治家、老牌社会民主党人、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著作《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柴方国译）一书，就全球化时代的公共道德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施密特充分认识到全球化的意义及其后果。在他看来，世界经济早在马可·波罗时代、达·伽马时代、哥伦布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质、量两方面的重大飞跃。2000年的世界与1900年的世界的差别，要比1900年的世界与1800年的世界的差别大得多。作为世界历史上现代化进程的最新阶段，当代全球化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引发了现代交通、贸易、通信和金融的革命，大大地提高了贸易流通、资本流通和金融流通的速度和自由化程度。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一些在100年前乃至50 年前不存在的、非常新鲜的事物。20年来的全球化产生了技术发展加快、人口爆炸、参与世界经济交流的国家增加了一倍等爆炸性趋势，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挑战和政治挑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包括：其一，欧洲人正在失去曾经拥有的技术领先地位，在新兴工业国家低价劳动力的竞争下，发达国家劳动岗位大量流失，造成了波及整个西欧的、30 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社会福利国家已不堪重负、难以为继；其二，金融自由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金融业这一跨国的、世界性的活动领域正在日益摆脱各国监管机构乃至政府议会的监督，世界范围的投机行动（被施密特称之为"猛兽资本主义"）已跨越了所有国家的界限；其三，世界力量对比在21世纪将重新调整；其四，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存在着发生冲突的危险。 
　　面对全球化的严峻考验，施密特提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全面地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和现代化的战略主张以及一系列具体的经济、政治改革举措；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他突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挑战。 
　　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危机相比，全球化的文化挑战也许显得不那么急迫，然而在性质上却更为深刻。在施密特看来，与30年前或40年前相比，传统和意识形态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已被削弱，以往人们深信不疑的一些基本价值正在丧失，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人心目中已经失去了道德约束，社会中的和平共处与合作面临危机。产生这些危机有着长期的和当下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欧洲最近几代人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原因部分来自17世纪的启蒙运动，部分来自欧洲内部的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过去，成千上万的人受到独裁统治的信条和纳粹意识形态的迷惑，放弃和排斥他们以往确信的一些基本价值。现在人们依然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包括毫无顾忌的利己主义的迷惑。利己主义使目前的社会不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令人吃惊的程度，公共利益成了一句空话。不安全感使人们的公共道德、责任意识和自信心大大降低。从现实看，对个人成就的满足摧毁了道德约束。电视和电子媒体全面获胜，娱乐工业天天宣扬的性和暴力犯罪产生了不良影响；自由市场彻底瓦解了共产主义的平均理想，"美国经济奇迹"的出现使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到处宣称资本主义的胜利；原因之三是1968年"反权威运动"的消极后果仍未消失，引发了无政府主义的反技术的和暴力的倾向。1968年一代人中许多人直到中年仍觉得很难把国家和社会视为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原因之四是各种形式的服务业取代了工业生产，懂电脑技术的人排挤了熟练工人；最后的原因在于，受全球化的影响，劳动岗位转移到低工资和低福利的国家。因此，西方人担心一切都不会维持原样，恐惧和不安全感大大上升。社会的道德基本价值正在受到空前冲击，道德日益堕落的速度正在加快。然而，如果失去了社会的基本价值，如果缺少个人权利和义务并重的原则，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怎样才能应对全球化的文化挑战？怎样才能挽救社会的道德危机，恢复基本价值，重建公共道德？施密特提出了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基本战略，要求在公众中达成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即确定公共道德的底线，其中又特别强调重新树立个人的责任与美德。 
　　要长期维护国民的尊严和其他基本权利，需要拥有一种共同的秩序，即公共道德。道德基本价值不能单靠宪法和法律来确定，它基于榜样、教育、权威和领导，同时也仰仗于传统的价值、原则和公理的传承。在以往的社会中，道德的传承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在当代，这种传承机制常常失灵，道德价值经常遭到破坏。因此，需要社会的每个人负责任地行事，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更需要榜样的力量，形成重新弘扬基本价值的良好土壤。 
　　在公共舞台上，政治阶层应当成为公众的榜样。平民有权要求政治家和整个政治阶层发挥榜样作用，也有权要求他们发挥领导作用。对政治家最基本的价值要求是具有责任心。政治家可以有不足和缺点，但是不能容许他们缺乏责任心。政治家首先应当对确定目标承担责任，也要对自己行动或者不行动的结果承担责任。政治家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不能与基本价值发生冲突。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当根据良知而不是利益采取行动。良知不是对法律的表面遵从，而是一种因认同基本价值而产生的义务，即韦伯所强调的"责任伦理"意义上的义务。缺乏基本价值的政治是没有良知的政治，是在道德上毫无顾忌的政治，并会导致犯罪。 
　　同理，社会的其他阶层也应当承担公共责任，维护公共道德。法官、医生、教师和教授等职能精英应当做出榜样，在利益集团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克服利己主义的考虑，履行自己所肩负的公共责任；电视台的业主和节目制作人应当重视自己的公益责任。电视诱使政治家变得浅薄，并且使公众意识中的"道德准则"下降，使公共道德一再受到个人自由权的排斥。电视时代应建立对文化价值、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负有责任的行业自律规范；经营管理阶层负有双重责任。工商、交通、银行、保险和出版等行业的高级经理人员一方面要根据经济理性追求利润，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富裕生活；另一方面要兼顾公众和整体的利益，不能片面地追求所谓"股东利益"，在实现股权、工资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靠解雇员工、逃税避税来"提高效率"，损害公共利益，加重社会负担。对公共利益不负责任的坏榜样，将销蚀普通人的公共道德及其对法律的忠诚。只有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拒绝对公共利益承担义务和责任。 
　　此外，个人也应当行动起来，各自承担道德义务。没有规则，任何共同体都无法存在；没有美德，人们将无法和平共处。美德是不可或缺的。以往许多有约束力的意识形态现已烟消云散，而价值和美德永远受到普遍欢迎。关于美德的学说已2000多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施密特并非维护某个具体的传统，而是维护人类历史传统中共同的美好价值，如信仰、爱和希望；理智、正义、勇敢和节制；以及一些被视为次级美德的"公民道德"。团结、乐于助人、诚实、自律、可靠、宽容和坦诚等，都是永远值得追求的美德。当代某些人没有自然而然地接受美德，甚至把美德贬为毫无价值的东西。但是，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行为传统是不会消逝的。人类从来就有惩恶扬善、反璞归真的道德自我净化能力。历史上人类也曾耽迷于各种宗教迷信，受过希特勒种族主义等极端主义邪说的蛊惑，但最终总能回归维系人类精神生存的基本价值。也就是说，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看，我们要相信历史上美德的力量，常识的力量，人类精神的力量；而从眼前的现实出发，我们则要从自己做起，负起应有的道德责任，牢牢地固守公共道德的底线，维护人类的良知。"忽略了义务，我们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证；没有美德，任何一种自由公民的社会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而如果缺乏教育的现象长期持续下去，就不会再有美德。"在当前，尤其需要崇尚道德的勇气，突出人的道德责任，防止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强调个人自由以及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来否定个人的基本义务和基本责任，放弃社会公正的口号，造成极端个人主义泛滥。 
　　诚然, 施密特是西方政治家，他关于全球化的文化挑战及其对策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的道德困境和立场出发的，目的在于使西欧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提高竞争能力，赢得优势地位。尽管他的观点有部分局限性，但是他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文化境遇和道德发展的关怀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相当深刻的。他所提出的全球化的文化挑战和公共道德建设问题，对于处在现代化前沿的中国人具有警策意义，值得我们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