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国藩幕府既有一般幕府的共同之处，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归结起来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曾国藩幕府的第一个特点是大批幕友得保官职。平时人们充任幕僚只是作为一种职业，谋求衣食而已。有人后来做官也多由科举登进，尚未闻出自幕主奏保者。在古代和近代战争期间统兵大帅的幕僚曾有出幕不久即升高位者，但与曾国藩相比亦相去甚远。曾国藩不仅奏保身边秘书，亦保奖筹饷人员，数量之多，升迁之快，都甚为罕见。

曾国藩大批奏保幕僚主要是在咸丰十年出任两江总督之后。咸丰四至七年曾国藩第一次带兵出省作战期间，很少奏保幕僚，他在籍丁艰时期曾为此甚感苦恼，觉得很对不住与自己患难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晋等人。咸丰八年再出领军后，奏保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咸丰九年曾国藩奏保其老友吴嘉宾升任候补同知，即为吏部驳回。同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亦未获批准。咸丰十年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于一折之中，同时举荐李鸿章、沈葆桢二人堪膺封疆之寄。同治二年十一月又一次奏保涂宗瀛等九员皆学行修饬，可备任使。其他三三两两的陆续奏保者更是难以尽举。此时，清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致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其中沈葆桢、李鸿章由道员直升，恽世临半年两迁而至，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讦。其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剿捻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迨至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以上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官至道、府、州、县者则难以尽举。可以说，曾国藩幕僚凡愿意做官而又差可委任者，几乎人人有官可做，甚至连方宗诚那样不习政务的迂腐书生也谋得直隶枣强县实缺。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在曾国藩幕僚中，得保既多且优者主要是秘书人员和筹饷人员。差不多湘军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都在奏保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以劳绩保荐一部分幕僚。有时来不及办理保案，就在奏折中留下话语，以便具折续保。例如，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曾国藩就在奏保前线将领时声称，对几年以来随其办理文案、善后、粮台诸务之印委各员，“均当确切查明，续行分案择优请奖”[4]。对于筹饷人员则无须借此挂带，仅根据其筹款成绩就可迳直保荐。例如，在江西办理厘金的李桓、李瀚章、孙长绂，办理饷盐的万启琛以及湖南东征局的恽世临、黄冕等人，都是以此为由加以奏保的。

曾国藩奏保幕僚，通常有直接奏保、委托奏保和交互奏保三种办法。直接奏保即由其本人具折出奏。这种办法最为便捷，在受保幕僚中所占比例亦最大，但有时却不大方便。例如刘蓉和郭嵩焘二人，追随最久，功劳亦大，才能足任方面。曾国藩早想让他们升任高位而碍于儿女姻亲，例应回避，不能由自己出奏，只好托人代办。第一次曾国藩打算将刘蓉送到湖北由胡林翼保奏，因故没有办成。其后骆秉章入川奏请携左宗棠同行，曾国藩留左而荐刘，终于达到目的，使刘蓉二年之中连升四级，由候补知府跃居陕西巡抚之位。郭嵩焘则先由李鸿章保为两淮盐运使，再托两广总督毛鸿宾奏保广东巡抚。有时是因事暂离，奏保不便，也托人代办。如同治四年曾国藩北上剿捻时，只带部分秘书人员随行，便将留在两江总督衙门中的幕僚一一托付给署理江督李鸿章，要他予以奏保。交互奏保亦是遇有某些不便而采取的一种权变之计。例如，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欲整顿皖北吏治，又怕受到直接管辖这一地区的安徽巡抚翁同书的阻挠，便致函于翁有恩的湖北巡抚胡林翼，要求安徽与湖北间各举数员，交互奏保，庶几二人“交易而退”[5]，各得其所。翁碍着胡的面子，不便拒绝，遂使曾如愿以偿。

曾国藩所以这样奏保幕僚，一为实际上的需要，如整顿吏治、恢复被太平军打乱的清朝地方政权等；一为笼络人心，以使幕僚们为他出力卖命。当时，兵荒马乱之中肯于出为幕僚者，多想混个一官半职。正如赵烈文说的那样，“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邪?”[6]因而，曾国藩只有不断奏保幕僚，才能使人人觉得大有希望，死心踏地为他所用。对于这番道理，曾国藩带兵之初似乎不太明白，也有些放不下理学家的架子，故在营数载，“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诸事不顺。咸丰八年再出领兵，他才在胡林翼的启发下，“揣摩风会，一变前志”[7]，开始对幕僚大加保举。

当然，曾国藩奏保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难苦，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例如，幕僚中有个叫刘瀚清的人，曾以“忠义之士”召入幕中办理文案，并已升至候补知府。同治五年正当曾国藩需人之际，他为家中事急，不听劝告，执意请假回籍。其后，曾国藩即以其“缺乏耐性”为由不予奏保实缺官职，虽经其同乡好友赵烈文一再求情亦仍无济于事。

有计划地储备和培育人才是曾国藩幕府的第二个特点。讲储备则曾国藩用人如流水，其幕府恰是储备人才之库；论育人则曾国藩如师长教弟子，其幕府即为读书、习练之所。曾国藩的人才政策是博取慎用。取之欲博则凡具一技之长，一处出色者即广为延揽，多多益善，唯恐有所遗漏；用之欲慎则使用之时，慎之又慎，唯恐用非其人，人非所宜。面对众多的人才，而要做到用之无误，就要有安插之所，考察之方，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试之以事，验之以效。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就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理想之地，对各种人才先事广为搜求，延之幕府，一旦需要即量才取用。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各人的才能和功绩奏保官职，委以地方之责。曾国藩的这套办法行之多年，卓有成效，本人自以为百无一失，世人也多推其有知人之明。倘无如此庞大之幕府，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曾国藩认为，大才乃天然生成，而中等以下人才则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同时，科举制度耗人精力，误人青春，使天下无现成人才可取，要做好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亦必须自己动手培养人才。所以，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工作。他的幕府一则治事，一则育人，既是办事机构，又是有计划培养各种人才的学校。他从军从政多年，在部下面前始终保持着两种身份：既是统帅和官长，又是老师和父兄。而幕府乃文人聚集之地，故他主要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不行军营规矩，略似私塾约束，同幕僚之间犹如严师教弟子，馆师课蒙童。曾国藩所拟“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8]的对联，基本反映了这种关系。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主要有三条：读书、历练、言传身教。他在专为幕僚拟定的劝诫条令中规定，凡入其幕府者，必于军、政、饷、文四事之中精习一事，并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增长才干。而学习又不外学古与学今两种途径，学古则多读书籍，学今则多找榜样，多向人请教。他对身边秘书人员抓得尤紧，不仅经常找人个别谈话，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规定课程，定期考试。同时，他还利用茶余饭后之隙谈古论今，向幕僚传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实践经验。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主要通过书信和批札，结合实际事项进行开导，传授知识和经验。在培养方向上，曾国藩亦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培养。有的人，如张裕钊文学基础很好，但不适于做官，曾国藩就令其专攻文学，以求发展。对其所谓“文学四弟子”中的其他三人吴汝伦、薛福成、黎庶昌，曾国藩也都在文学方面进行过培养，不过与张裕钊的要求有些不同而已。在培养人才问题上，曾国藩真可谓呕心沥血，终生不懈。不少幕僚受其感动，拜他为师。例如，赵烈文咸丰六年初入曾幕，咸丰十一年再次入幕，同冶四年始行拜师大礼，改变称呼。此足见其郑重其事，并非草率之举，阿谀之行。曾国藩幕僚中有如此众多的人才，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恐怕是同曾国藩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的。

四

曾国藩与幕僚之间总的来说是主从关系，具体而言则又可分为互慕、互助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双方都有相互结合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饷、吏、文四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年来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清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于率军“东征”之前，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察，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辄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使之爱才之名闻于全国。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以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救星，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崇拜。由于清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满汉藩篱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拥塞，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升发无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寻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识分子则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须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但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识为幸，一与交游为荣。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遂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多年以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亦为不薄。众幕僚入幕之初，地位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且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亦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十数年间，红、蓝顶子纷纷飞到他们头上，若非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鸿章的经历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于咸丰九年入曾国藩幕，后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说：“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9]李鸿章听其劝告，重返曾幕。果然，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间位至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已和曾国藩双峰并峙，高低难分了。试想，李鸿章不回曾幕，能够如此顺利吗?恐怕要谋得按察使实缺亦并非易事，虽然他此时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衔福建延建邵道道员。

当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这种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说明这种情况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冯卓怀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参革职。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一向对曾国藩非常崇拜，为了能够朝夕受教，曾放弃条件优越的工作去当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曾国藩驻兵祁门时，冯卓怀又放弃四川万县县令职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后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国藩的当众斥责。冯卓怀不能堪，决心离去，曾国藩几经劝留皆不为动，最后还是回家闲住，宁可丢掉官职也不能忍受曾国藩对自己的无礼举动。李元度是在曾国藩最困难时入幕的，多年来患难与共，情愈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说。不意其后曾国藩两次参劾李元度，前后态度悬若霄壤。究其原因则主要由私情而起。曾国藩明知李元度并非领兵之才而令其领兵，屡经败溃而复委重任，皆由私情太厚，盼其立功太切，即所谓“心欲爱之，实其害之”者。故李元度失守徽州，曾国藩也有责任。他第一次奏参，也只是气忿李元度故违将令，颇有挥泪斩马谡之意，并无私恨。不料李元度转身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并很快开复一切处分，连升两级实授浙江按察使。曾国藩深感受辱，积怒于心，不能忍受，遂借杭州失陷一事再次参劾李元度，将其革职。曾国藩在与友人的信中谈到与李元度的关系时，曾引春秋时豫让故事，称其“以中行待鄙人，以智伯待浙帅”[10]，说明此次参劾全出私恨，而究其缘由则不外“改换门庭’四宇。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主从关系，其维系纽带全在私谊，私谊对他们双方都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任何—方如有违背，这种关系即会解除，甚至结成私怨。

在长期合作共事过程中，曾国藩和幕僚之间相互都产生过一定影响。曾国藩每遇一事决疑不下，不仅向部下个别征求意见，还往往令幕僚各抒己见，进行讨论。有时也让他们呈递书面意见，以供参阅。这样做，既有令其历练政事之意，也为从中吸收高明建议和看法。据说，咸丰十年曾国藩关于北援问题的决策，就出自李鸿章的启发。有时幕僚也单独呈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供曾国藩采择。例如，赵烈文就曾就招贤用人问题上书曾国藩，提出不少甚有见地的看法。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会对曾国藩产生一定影响。在有些问题上，诸如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幕僚的意见和影响还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例如，派遣留美学生一事，就是接受容闳的建议，同李鸿章等人协商之后决定的。其江南制造局的迁址扩建，翻译馆的增设及其与上海同文馆的合并等，无疑也是接受了幕僚的建议。因为在这些方面他所知不多，如果没有幕僚们为其谋划和经办，他是很难下定决心，向前迈出一步的。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名儒宿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动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世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曾国藩的影响。尤其经常在曾国藩身边的人员，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司文事，然独克揽其全。譬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汇也；譬之力穑，幕府则播种之区也。故其得才尤盛”[11]。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诨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12]。至于那些才识敏捷，善解人意如李鸿章者，则更是心领神会，独得曾国藩思想政治之真谛，成为其公认的正宗传人。李鸿章就曾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部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13]。

五

曾国藩幕府在历史上存在了近20年，随着曾国藩的去世，他的幕府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它的作用和意义却并未随之消失，而是通过其数目众多的幕僚继续发挥着作用，产生着巨大的历史影响。

曾国藩幕僚出幕之后，所从事的工作各式各样，但归根结底不外两途，一是从事科学文化活动，一是做了清政府的实缺官员。从事科研、翻译工作的主要有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科学家。他们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各个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其主要功绩和贡献是同英、美学者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合作，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数十种，首次把西方的物理、化学、矿物学及数学中的代数、几何、三角、概率论、微积分等介绍到中国来，从而为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从事文学活动，在古文方面较有成就的是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四大弟子”。他们皆有文集刊行于世，其中尤以张裕钊造诣最深，成就最大。他谨奉曾国藩的教令，一生不去做官，一面主讲书院、培养学生，一面苦心探索古文的奥妙，著有《濂亭文集》一部，其门生亦有知名于世者。民国年间的著名文人徐一士等人认为，张、吴、黎、薛四人在古文方面具得曾国藩真传，既继承和发扬了桐城派的优良传统，又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可自成一家，称为湘乡派。

然曾国藩幕僚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从政人员。他们有的身居要津，有的独任封疆，一时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14]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其中大学士一人，军机大臣一人，大学士入值军机者一人。他们就象曾国藩播下的“种子”，在其身后纷纷开花结果，致使清朝晚期的用人、行政、国防、外交无不打上曾国藩的思想政治烙印，一时形成风气，影响到整个政局。这种湘、淮军系统，尤其是曾国藩幕僚出身的官员到处主持要政的情况，曾国藩在世时已经出现，而到了光绪年间就变得更为明显。仅就掌握地方最大实权的各地总督而言，当时除河、漕二督外，主持军、政者只有八员。光绪元年至十年全国先后担任是职者共有18人，其中湘淮系官员12人，曾为曾国藩幕僚者即有6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光绪三至四年则情况尤为突出，不仅八名总督全属湘淮系官员，且曾为曾国藩幕僚者竟有5名，占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二。这种现象在历朝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难怪清末文人夏震武会说：“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15]《清史稿》在李瀚章、陈士杰、李兴锐等人传后也评论道：“此十人虽治绩不必尽同，其贤者至今尤挂人口，庶几不失曾左遗风欤。”[16]（《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