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权力是当官的特权，对此，我不这样认为。权力是普遍存在的，关键是怎么使用权力的问题。面对权力暴力，有人起来抗争，有人甘愿受辱。在抗争的人群中，有人选择同归于尽的；有人选择智慧抗争。前者虽然悲壮，但，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不利。惟独后者，在维护自己的权力的同时，也同样维护自己的尊严。

　　面对残暴，很多人认为无能为力，自己受压迫的原因是自己没有权力。这种观点无疑很有道理，但是，这种观点忽略自身的作用——也就是无权者的权力。无权者的权力，听起来似乎很有些荒唐，可是，仔细想一想，其中不乏大道理。在古代，很多聪明的奴隶用自己的智慧把自己解放成自由人，这就是无权者行事权力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古代的伊索、阿凡提等都是奴隶身份，可是，他们常常让欺压奴隶的奴隶主尴尬万分。这就是无权者的权力。

　　无权者也有权力，这是时代赋予给人的使命。在前集权时代，权力压制一切，尽管如此，很多人依然不为权力所屈服，他们是无权的权力者。暴力反抗权力尽管很壮烈，但是，壮烈的同时，也是自身的毁灭。个体或小范围暴力反抗权力，不仅维护不了尊严，而且很容易为权力者一网打尽。前些时间，某地房屋拆迁中，镇政府无视村民利益，一意孤行。本来乡民很有理，可是乡民选择了暴力抗争。结果，导致几十人被抓，多人被判刑。大范围暴力抗争，无论成功与否，都意味着社会的血腥和生产力的极大破坏。革命维权，其实是最残酷的事情，对于维护者和权力加害者都是得不偿失。

　　在维护权力方面，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当然有的。在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马丁.路德金黑人解放运动之前，弱者反抗压迫往往选择暴力手段。在争取正义、推动社会方面，并非只有暴力一种出路。在世界民族主义者盛行的年代，甘地选择了前所未有的“非暴力主义”。在暴力恶性循环之外，印度甘地为现代社会寻找了一个理性解决问题的手段。

　　当美国黑人再也忍受不了屈辱的命运时候，仇恨和愤怒积聚犹如火山一样，随时可能有爆发暴力的危险，马丁.路金站了出来，反对一切暴力。他们赤手空拳同全副武装的军警对抗，他们的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包括总统在内白人的心，最终促成了美国国会通过民权法案，从法律上正式结束美国黑人的被歧视地位。在他们的影响下，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也彻底崩溃。当然和平方式对抗暴力，需要法律公正和舆论的自由。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保障，非暴力运动不仅无法传向世界，而且无法获得广泛的认可、关注和支持。这就需要更大的耐力。

　　在解决社会自身的矛盾冲突时，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斗争方式无疑更符合人性的斗争方式。在人类漫长的暴力痛苦过程中，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无疑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而后，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进一步实践了非暴力抗暴，把甘地理性反抗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在暴力支配一切的社会，呼吁非暴力主义显然被嘲笑为痴人说梦。当甘地提出他要用非暴力抵抗殖民者时。印度一位历史学家不客气地批评甘地根本不懂得历史。并说：“从来没有哪个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然而，事实证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更为符合现代理性观念。

　　比较暴力反抗和非暴力反抗之后，人们可能会认为暴力反抗比非暴力反抗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更大。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非暴力反抗远比暴力反抗更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暴力革命轰轰烈烈之后，你就会发现革命在解决一时问题之后，却抛弃了解决根本问题的手段。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相比，革命之后的问题更多。或许，很多人认为非暴力运动适合于西方理性的社会，对于没有缺乏理性传统的东方并不适应。这种看法有道理，东方社会，权力者崇尚血腥，但是非暴力不和合作运动往往很难起来。但是，非暴力在东方并非没有希望，五四运动的胜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任何反抗都不会是无用功，都会让权力者有所震慑，但是真正起到巨大作用的，只有力量的积聚。甘地反驳那些非暴力的怀疑者时，说：“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发生。”尽管我们习惯了暴力反抗，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暴力是唯一的手段。尽管革命是改朝换代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暴力革命必须谨慎使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所谓的暴力革命也在不断地修正。菲律宾往总统府投了几颗炸弹，前苏联人用肉体阻挡坦克，愤怒的罗马尼亚人绞死齐奥塞思库，表面看是暴力革命，其实是非暴力运动长期和平演变的结果。

　　中国有着悠久的暴力压迫传统，也有着悠久的暴力反抗压迫的传统。对于统治阶级暴力压迫，中国应该说是一个暴力大国，非暴力运动十分艰难，但是非暴力并非没有不可能成功的历史。五四运动的胜利激励了中国学生和社会各界，五四的传统应该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典范来发扬。在不断的反抗暴政中，中国有着一系列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尽管它们失败了，但是，失败并不意味非暴力没有成功的可能。失败恰恰是成功之母。在通往社会进步的道路上，道路两旁的坟墓都是我们的路标，让我们不仅要奋然前行，而且要学会保护自己。

　　人们往往误以为非暴力是妥协是懦弱，而事实上实践非暴力往往要有双倍的勇气和耐力。面对暴政，韧性的反抗往往比流血牺牲更值得提倡。农民抵制捐税，意味牢狱灾难；工人停止工作，意味着丧失饭碗；商人关闭，意味着生意受损；学生走出学校，意味着可能失去学习一生机遇。在民以食为天的人群中，砸掉自己的饭碗，这需要多么大勇气！甘地说：“我的非暴力是非常积极的力量。它不容纳怯懦甚至优柔寡断。暴力的人有希望变成非暴力。懦夫却不然。” 

　　争取民主进步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虎口拔牙的过程。民主进步的过程，其实就是跟既得利益者与虎谋皮的过程。让一个渗透整个国家与人民生活的权利集团退出部分舞台或全部舞台，让一个无所不管的权利集团自我终结，这对于权力者来说，的确是件极端困难的事情。但是，越是如此越能显示非暴力的伟大和心灵的震撼。马丁.路金说：“对于站在通向正.义之宫艰险门槛上的人们，有一些话我必须要说。在我们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切不要错误行事导致犯罪。我们切不要吞饮仇恨辛酸的苦酒，来解除对于自由的饮渴。我们应该永远得体地、纪律严明地进行斗争。我们不能容许我们富有创造性的抗，议沦为暴力行动。”

　　恐怖反抗容易的，也很痛快。但恐怖手段解决问题很容易造成情绪极端对抗和发泄。暴力反抗成效显而易见，但是暴力也加剧暴力，但很不利于建立一个宽厚的政治和生活环境。一个宽厚的环境需要我们用理性的手段来实现，一个充满的理性和宽容的社会生活环境，需要我们每一个去理性争取。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下，一时的激奋或冲动，都不是理性解决问题的手段。用恐怖来谋求进步，无异于飞蛾投火，徒为大火增添燃料；用暴力抗击暴力，只能使暴力升级。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暴力手段被政治家普遍认可或采用后，中国暴力政治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暴力革命的积聚，而民主积累走到了反面；暴力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民主的终结。不到万不得已，我们就不能放弃理性的抗暴。但是，理性的道路彻底被堵塞，那么，我们也就对历史、对社会也就不再承担责任了。

　　民主不仅意味着自由民主的制度，而且意味着服从理性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做事方式。在民主政制下，解决政见分歧的手段，通常是不危及社会的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进行。对于非民主国家来说，缺少规则保护的情况下，理性反抗更为重要。既然大家都知道理性手段比不理性手段好，那么大家就必须从现在做起，从理性反抗做起。我们必须掌握理性反抗的技巧，把握力量的积聚，不要指望社会一夜之间就能进入民主社会。争取大多数人对理性的同情，其实就是改变力量的对比，也是为了将来。

　　珍重生命，就是珍重社会，就是珍重将来。我们必须拒绝有害生命的一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