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命运，其实在一百年前的世纪初就被决定了。决定这一命运道路的，是在日本两个城市之间（东京与横滨）发生的一场政治论战，这就是后人称之为“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在双方的对抗中，革命话语全势获胜。于是，20世纪的历史边走边停，革命走了一百年，立宪停了一百年。在世纪革命的“洪波曲”面前，立宪如同“死水微澜”。设若当年立宪话语深获人心，以至成为时代选择；那么，罗马并非一条路，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可能是另副模样。至少，李锐老人前几年的“何时宪政大开张”，这“何时”就不会延宕为跨世纪的吁请。

从历史这头看那头，梁启超就是一百年前的宪政开张者，正如与之同时的孙中山是一个世纪的革命开张者。当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中国留学生甚少，1900年也才只有一百左右。但，待至1905年，留学生已多达数千。梁任公的立宪话语没能拽住他们，他们基本上为革命话语裹挟而去。20世纪，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历史。革命既然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立宪就只能被历史推到它的边缘。

立宪与革命，一南辕，一北辙，不相交集。立宪无须革命，正如革命无以立宪。由于革命是武力推翻清廷，而立宪又顶了个保皇的帽子（君主立宪），年轻人的选择也就不足为奇。同样不足为奇的是，撇开当时年轻人不论，即使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当年，梁，还是孙，依然是个问题。这里所指的革命，专指“易主”性质的暴力诉求，它的最通白的解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立宪不动枪也不易主，而是通过立法和议会来“限主”。一百年前革命与立宪就在这一“易”与一“限”之间，展开角逐。这“易/限”之别，如果可以比喻，革命就是“夺位”，立宪就是“造笼”。

自秦而清，中国政治制度始终是君主专制。孙的革命目标，除了排满的民族革命外，在政治上，是要用共和的“民主”取代专制的“君主”。但，专制的君主不会自动退位，因而要用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所以，孙中山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只有革命，“主”的位子才能由“君”而“民”。此即“夺位”。“造笼”不妨采自相传为前美国总统布什的一段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比喻的意义上，布什的笼子就是梁任公的立宪，即用宪政之笼限制君主的权力。

面对清廷的专制，革命首先强调的是“位子”，即必须推翻君主，让其下台，改朝换代。立宪不然，它无须君主退位，而是打造一个“笼子”，把它关在里面。换言之，只要有笼子，里面关的是谁——世袭的君、还是民选的元首——都不要紧；紧要的是，任何权力都必须加以笼套。这里，可以看看梁启超如何解释专制。在《开明专制论》中，梁氏首释专制之“制”，曰“制者何，发表其权力于形式，以束缚人之一部分之自由也。”制即国家制度，它是一种权力形式，用于束缚人的一部分自由（因其自由之间的互相妨害）。至于专制，则是“纯立于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为被制者，”即权力只是控制别人，它自己却没有任何制约，这样的制度就是专制。因此，在专制与非专制之间，梁氏的区别至简至精：“一以宪法之有无为断”。清王朝有制度无宪法，所以立宪派反复运作，逼其君主立宪。至于君位，在立宪的前提下可以保留，所谓虚君是也。这其实是一种交换，用以规避革命所造成的内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

革命不然，它的头道菜不是立宪，而是革命。先革君主的命，然后再共和立宪，这是它的路径依赖。当年孙中山表示“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用意虽好，但共和能否解决专制，毕竟还是一个问题。这里不妨先旁听一下托克维尔的声音“一个国家，如果它原来是个人集权管理，并且习俗和法律也都接受这种管理，而现在它想建立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那么我毫不犹豫地说，在这种共和专制下，会比欧洲任何一个完整的君主制更难以忍受。对此，我们可以在亚洲寻找可比照的东西。”共和专制，托克维尔说的是法国，似乎又是为日后中国建言。某种意义上，梁启超正是中国的托克维尔。他反对孙党学美式共和而主张效法英式立宪，正在于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自治传统未养成，即使革命成功，所得依然是专制，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共和，更无论立宪。立宪是逼出来的，革命只要成功，就失去了逼的动力，它岂有为自己造笼之理。所以，关于共和专制，梁氏以法国学美国为例，指出：“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故使美国人前此而无自由，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一变再变，梁氏看似说法国，所指更是革命党果如获胜之中国。是否应验，识者自识。

暌违任公一百年。一百年前的立宪与革命之争，实为上个世纪的历史开局，孰胜孰负，则可以主导一个世纪的历史走向。历史是有惯性的，革命胜则世纪为革命史，立宪胜则世纪为立宪史。幸抑不幸，在立宪与革命的对峙中，革命压倒立宪。是它成就了20世纪的历史，以至于今。今天，世纪又逢开局时，回望任公，那是那个时代中国宪政的一根脊梁。我们今天的宪政努力，不但是在脊续任公未竟之业，也需要从他那里汲取资源。